本文來源：原載《國際漢學》2018年第1期，第43-56頁
轉自：浙大譯學館
摘 要：作為東學西漸的一部分，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的英譯與傳播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本文採用宏觀史學與微觀史學相結合的方法，在再現中國古典文論英譯三百年整體史的基礎上，將其劃分成五個階段，進而考察每個階段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背景與西方漢學的發展狀況，然後在微觀史學的意義上對各個階段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的英譯活動作實證性歷史文獻考察，從而揭示了中國古典文論英譯在西方從17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醞釀期」推進到19世紀初至20世紀初的「萌發期」，之後消退到20世紀初至20世紀中的「過渡期」，再上升到20世紀中至20世紀末的「發展期」，然後進入20世紀末至今的「成熟期」的歷史進程，同時分析了西方的中國古典文論英譯在不同階段呈現出來的基本特徵，即在「醞釀期」是傳教事業的副產品，在「萌發期」屬於中國經學研究的一部分，在「過渡期」成為新舊漢學交替的載體，在「發展期」變成一種普遍的自我存在，而在「成熟期」則成為比較詩學研究的內容。考察發現，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的英譯與傳播不僅與不同歷史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態勢相關，更與西方英語國家漢學研究從傳教士漢學演化到學院漢學，再到傳統漢學與新型漢學的交織並存，之後到新型漢學「中國學」的強勢崛起，直至整個英語國家漢學走向深化和國際化的發展軌跡一脈相承、息息相關。
關鍵詞：中國古典文論；英譯與傳播；西方漢學；中國學；歷史學方法
一、引 言
中國古典文論，是指業已「經典化」（canonized）且較好地葆有本土性和民族性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作為「古代文化巨苑中一道靚麗的風景」[1]，中國古典文論孳乳於儒釋道的精神思想，脫胎於文史哲的學術傳統，兩千多年來蘊藏在浩如煙海的中國歷代典籍文獻之中，「它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2]，其中既在狹義上包括《詩大序》《文賦》《文心雕龍》《詩品》《二十四詩品》《六一詩話》《滄浪詩話》《原詩》《人間詞話》等獨立成篇成文的「專論」，也在廣義上包括那些蘊藏於經史子集各類典籍之中、具有鮮明文學理論屬性的「泛論」，比如儒家的《四書》《五經》，道家的《老子》《莊子》，以及《史記·太史公自序》《論衡·超奇》《詩式》《閒情偶記》《藝概》等各種蘊含文論思想的文史哲作品[3]。
作為東學西漸的一部分，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的英譯與傳播最早可追溯到明末清初西方來華傳教士對中國文化典籍的翻譯。如果從1685年儒家經典《大學》由拉丁語間接翻譯成英語在英國倫敦出版算起，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了。三百多年來，西方的傳教士、漢學家、華裔學者以及中國大陸及港台的翻譯家，先後以儒道經典、文化典籍、文學作品、詩學作品、文學理論等各種形式將中國古典文論的眾多「專論」和「泛論」作品翻譯成英文，在西方英語世界廣為傳播。對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的英譯與傳播這一具有比較文學、比較詩學以及比較文化意義的歷史活動，當前一些學者已經作了不少寶貴的探索，挖掘了大量史實，梳理了許多文獻，如王曉平、周發祥與李逸津[4]、王曉路[5]、陳引馳與李姝[6]、黃卓越[7]、張萬民[8]等，但多數現有研究要麼只對中國古典文論歷代作品或單部作品在西方的傳譯情況作概略性陳述，要麼在有限的篇幅內對主要的英譯文獻作分門別類的梳理，且有的研究在譯本信息、出版年份等方面存在許多失實的地方，不僅難以完整地揭示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英語世界傳譯的歷史進程和原因，更難以較為真實地再現傳譯活動的基本軌跡與特徵。
為了較為完整、真實地揭示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英譯與傳播的歷史進程、軌跡與主要特徵，本文將採用海外漢學研究的根本方法——歷史學的方法[9]，把宏觀史學方法與微觀史學方法結合在一起，在再現三百年中西文化交流整體史的基礎上，對不同時期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英語世界的傳譯活動作詳細的歷史文獻考察和原典性的實證研究，因為正如張西平先生指出的那樣：「從這個角度入手，我們才能梳理出西方漢學形成的歷史過程，只有搞清了各個時代的中西文化交流特點，我們才能掌握每個時代西方漢學的基本特點」[10]。進一步而言，為什麼要對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的三百年傳譯活動作實證性的歷史文獻考察呢？李良玉先生的觀點可謂一語中的：「所謂誰先發現了真理，根本的意義在於誰先發現了正確的事實。就歷史學而言，用材料來證明事實的原則，也許永遠不會過時」[11]。鑒於此，本文首先將在宏觀史學的意義上依據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英語世界的傳譯特點將其劃分為不同的歷史階段，竭力復原各個歷史階段中西文化交流的整體時代背景，因為「任何歷史事件、任何社會問題都必須放在相應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中分析，才能找到它的特定的時代因素，才能找到它為什麼是這樣發展而不是那樣發展的時代依據」[12]，進而在微觀史學的層面上對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英語世界的主要傳譯活動作具體、實證性的歷史文獻考察，即如同嚴紹璗先生倡導的那樣，「以原典性的實證方法論，解明中國典籍向世界的傳播……收集、整理和研究相關的文獻」[13]，從而揭示出三百多年來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英語世界傳譯活動的歷史進程與基本特徵。
二、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英譯的歷時考察：歷史進程與基本特徵
三百多年來，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的英譯與傳播活動或隱或顯、或起或伏，始終向前發展，依據其傳譯活動的整體規模、幅度與影響，迄今大致先後經歷了17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醞釀期」、19世紀初至20世紀初的「萌發期」、20世紀初至20世紀中的「過渡期」、20世紀中至20世紀末的「發展期」以及20世紀末至今的「成熟期」等五個階段[14]。
毋庸置疑，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的英譯與傳播活動始終與西方漢學研究的發展狀況息息相關，而由於「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很大程度上左右著漢學研究的內容和方向」[15]，因此基於不同歷史時期宏觀的中西文化交流背景對當時西方漢學的發展狀況進行全面分析，進而對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英語世界的傳譯活動作實證性的具體考察，顯得格外重要。
（一）17世紀末至19世紀初：醞釀期
雖然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較為正式的英譯與傳播活動開始於17世紀末《大學》《論語》和《中庸》等英譯本在英國的出版，但廣義的傳譯活動卻可追溯至16、17世紀歐洲來華傳教士對中國文化典籍的翻譯以及在此基礎上興起的傳教士漢學研究。
16、17世紀，歐洲正值歷史上的大航海時代，積極向東方以及中國進行殖民擴張，而其16世紀初興起的宗教改革運動又促使大批耶穌會士來到中國傳教，其中包括義大利人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與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法國人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9）與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比利時人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與魯日滿（Francois de Rougemont，1624—1676），葡萄牙人郭納爵（Ignatius da Costa，1599—1666）以及奧地利人恩理格（Christian Wolfgang Herdtrich，1625—1684）等。這些耶穌會士在華傳教期間，不僅傳播西方的宗教與科學，而且出於適應中國文化的需要對中國的哲學、歷史、語言、文學、藝術、宗教、文化等進行研究，並將包括《四書》、《五經》在內的許多中國典籍文獻翻譯成西語，從而逐漸形成了一門西方對中國進行研究的學問——漢學。由於這一時期漢學研究的主體是來華傳教士，該時期的漢學研究又被稱為「傳教士漢學」。
英國1534年頒布《至尊法案》脫離羅馬天主教會建立了自己的國教，在很大程度上置身於羅馬天主教會的傳教事業之外，直至19世紀初才開始派遣傳教士來華，其漢學研究也相應地遲於歐洲大陸其他國家。這樣一來，「對東方抱有濃厚興趣的英國只好藉助歐洲其他國家來華傳教士、漢學家的有關中國的譯作、著述和記載來了解中國」[16]。正因為如此，英國最初對以儒家經典為載體的早期中國古典文論的英譯，主要是從歐洲其他國家傳教士、漢學家的西語（包括拉丁語、法語、義大利語等）譯作那裡間接轉譯而來，只有少數作品是從漢語直接譯成英文。
儘管英國最初對中國儒家經典的英譯可以在其更早時期對利瑪竇、金尼閣等歐洲大陸傳教士著述的英譯中找到一鱗半爪的痕跡，但其真正較為正式的英譯活動起源於17世紀末。17世紀末，英國開始藉助義大利、葡萄牙、法國等國來華傳教士的拉丁文、法語譯本對中國儒家經典進行較為完整的英譯。1685年，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英王查理二世的宮廷牧師納撒內爾·文森特（Nathanael Vincent，1639？—1697）從拉丁文譯本轉譯成英文的《大學》（Great Learning），在倫敦的理察·奇斯韋爾（Richard Chiswell）出版社出版，這「可能是孔子著作首次被刊印成英語」[17]。據馬特·翟金森（Matt Jenkinson）考察：1674年，文森特以《榮譽的真正內涵》（「Right Notion of Honour」）為題為查理二世及其大臣做了一次宮廷布道。為了勸誡放蕩不羈的王室，文森特在布道中徵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並將《大學》翻譯成英文，納入布道之中。由於言辭激烈等原因，《榮譽的真正內涵》並沒馬上刊印，直至1685年才在查理二世的應允下刊印出來。據翟金森考證，不懂漢語的文森特可能是藉助其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的身份讀到了孔子的著作，而其翻譯依據的正是1662年出版的「《中國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即「耶穌會士郭納爵與殷鐸澤在建昌刻印的《大學》拉丁語譯本」[18]。如果考證屬實，根據已知文獻，文森特從拉丁文轉譯的《大學》可能是中國儒家經典首次在英國被譯成英文出版。
1691年，柏應理等編譯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中國知識的拉丁文譯本》（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1687）在英國倫敦被轉譯成英文出版，英譯者沒有署名，書名變為《孔子的道德哲學：一位中國哲人》（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其內容是《四書》中除《孟子》之外的《大學》、《中庸》與《論語》。不過該譯本並非直接從拉丁文譯成英文，而是以更間接的形式從法文轉譯而來。據翟金森考察，1687年《中國哲學家孔子：中國知識的拉丁文譯本》出版後一年，即1688年，由讓·德拉布呂納（Jean de La Brune，生卒年不詳）翻譯的法文本便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而1691年的英譯本便是根據從拉丁語轉譯過來的法文本再次轉譯而成[19]。
雖然由於宗教原因英國該時期沒有向中國派遣傳教士從而培育出自己的漢學家，但在中西之間日益打破藩籬走向互通的背景下，也出現了少數略通漢語的人才，東方學家威廉· 瓊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就是其中的代表。瓊斯曾讀過柏應理等人編譯的拉丁文譯本《中國哲學家孔子》，對儒家學說和《詩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20]。後來，他「了解到巴黎皇家圖書館藏有《詩經》中文原本，就找來與柏應理的譯文對讀」[21]，並由此將《衛風·淇奧》第一節重譯成拉丁文，十多年後又將其譯成英文，另外他還曾將《周南·桃夭》和《小雅·節南山》的各一節譯成英文。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瓊斯可能是首位將中國儒家典籍直接從漢語譯成英文的英國學者。
由此而言，大航海時代的西方傳教士來華促進了歐洲大陸傳教士漢學的形成，而傳教士漢學的發展又對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傳譯、英譯產生了直接的推動作用。從傳譯的內容和性質來看，由於歐洲來華傳教士對以儒家經典為載體的中國古典文論的傳譯基本上是其傳教事業的副產品，英國在此基礎上對中國儒家經典的間接英譯與傳播恐怕只能算是這個副產品的衍生品。從傳譯的「直接性程度」（directness）[22]來看，英國由於在這一時期缺少可以直接閱讀漢語的漢學人才，其對中國儒家典籍、古典文論的翻譯主要是從歐洲大陸漢學家其他語言的譯本那裡間接轉譯而來，只有少數是從漢語直接翻譯成英語。而從傳譯的數量和頻度來講，英國對中國儒家經典、古典文論的翻譯，更是一種稀少的偶發活動。因此，在17世紀末至19世紀初，英國對中國儒家典籍、古典文論的翻譯與傳播還處於初期的醞釀狀態之中。
（二）19世紀初至20世紀初：萌發期
19世紀初，英國已成為勢力遍及全球的大英帝國，如火如荼的工業革命更使其資本主義得到快速發展。在此背景下，英國的對華貿易逐漸走向興盛，而兩次鴉片戰爭不僅迫使中國開放大量口岸與英國通商，而且准許英國領事、公使等外交人員常駐中國。於是英國的商人和外交官大量湧入中國，而他們出於商業或外交的需要開始研習中國語言與文化。與此同時，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事業落到了英美新教傳教士的肩上，尤其是鴉片戰爭後英美新教等西方基督教會開始大量派遣傳教士來華。為了更好地傳教，來自英美等國的新教傳教士採取了與耶穌會士相同的策略，那就是學習漢語、研讀並翻譯包括儒家經典在內的中國文化典籍。
得益於上述客觀有利因素的支撐，自19世紀初到20世紀初，英國以及美國的漢學研究從萌芽走向了發展。在英國，1825年成立了具有漢學教育前身意味的「倫敦東方學院」（London Oriental Institution）[23]；1837年倫敦大學授予曾任英華學院院長的基德（Rev. Samuel Kidd，1804—1843）漢學教授一職；1845年國王學院設立漢學教席；1876年牛津大學設立漢學教席，首任教授為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1888年，劍橋大學也設立漢學教席，首位教授為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在美國，1842年成立了「東方學會」（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67年耶魯學院首先開設了漢語課程；1877年，哈佛大學也設置了漢語課程。
該時期，先前曾遠遠落後於歐洲大陸的英美漢學得到快速發展，實現了從傳教士漢學到學院專業漢學的跨越。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文化典籍、古典文論的英譯活動迎來了第一個小高峰。
需要交代的是，英國傳教士早在來華之前，就已開始在其亞洲的傳教前哨印度、馬來西亞等地學習漢語，因此他們對中國文化典籍、古典文論的翻譯活動也早已在這些地方展開。1805年，被英國浸禮教會派遣到印度傳教的馬什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開始學習漢語，之後陸續將中國儒家經典《論語》翻譯成英文，並於1809年將該譯本第一卷在印度賽蘭坡（Serampore）的教會出版社出版。另外，馬什曼1814年在賽蘭坡出版的《漢語語法基礎》（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附錄中收錄了《大學》（TA- HYOH）的譯文[24]。另一位在中國境外從事中國儒家經典英譯的是曾在馬來西亞馬六甲任英華書院院長的柯大衛（Rev. David Collie，？—1828）。柯大衛將《四書》翻譯成英文，命名為《通常被稱之為<四書>的中國經典著作集》（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The Four Books），1828年在馬六甲的教會出版社出版。繼柯大衛之後任英漢書院院長的基德，1841年在倫敦出版了《中國》（China）一書，其中包含對《詩大序》的部分英譯[25]。
作為基督教新教來華傳教的第一人，漢學家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1812年在倫敦的布萊克與帕里（Black and Parry）出版社出版了《中國通俗文學譯文集》（Horae Sinicae: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其中一章就是對《大學》的英譯（其英譯名稱為「TA-HIO, the Great Science」）。
1846年，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在上海墨海書館出版了其英譯的《書經》，英文名稱為《古代中國、<書經>或稱歷史經典：中華帝國最古老、真實的編年記錄》（Ancient China, the Shoo-King, 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 Being the Most Ancient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
該時期，在中國文化典籍、古典文論英譯方面成就最為卓著的當屬理雅各。1861年，理雅各英譯並附以原文、注釋、緒論和索引的儒家經典英譯本《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第一、二卷在香港原英華書院下屬的印刷所出版了，其中第一卷包含「四書」中《論語》、《大學》、《中庸》的英譯，第二卷是《孟子》的英譯。此後，在中國學者王韜的輔助下，理雅各又開始了《五經》的英譯。1865年出版了《中國經典》的第三卷，其中收錄的是「五經」中的《書經》英譯。1871年，《中國經典》第四卷出版，其中收錄的是《詩經》英譯。《中國經典》第五卷於1872年出版，該卷收錄的是《春秋》的英譯。1876年，理雅各出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後，更是致力於中國儒家經典的翻譯和研究。其英譯的《易經》、《禮記》被納入牛津克萊仁登（Clarendon）出版社的「東方聖書集」（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先後於1882年和1885年出版，分別成為《中國經典》第六卷與第七卷。需要指出的是，就在理雅各英譯的《詩經》譯本中包含了《詩大序》的英譯「The Great Preface」。因此，理雅各很可能是將其全文譯成英文的第一人。
該時期，另一位英國漢學研究大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在英譯中國文化、文學以及文論典籍方面同樣成就斐然。1889年，翟理斯將《莊子》譯成英文在倫敦出版，英譯本名為《莊子：神秘主義者、道德家與社會改革家》（Chuang Tzu: Mystic, 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er）。1901年，他用英語撰寫的《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在倫敦的威廉·海涅曼（William Heinemann）出版社出版，這是英語世界首部關於中國文學發展史的著作。在該著中，翟理斯將中國古典文論的重要作品之一 ——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悉數譯出。
也許受了翟理斯的影響，1909年L·格蘭莫–拜恩（L. Granmer-Byng，1872—1945）在倫敦的J·默里（J. Murray）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題為《玉笛：中國古代詩人作品選》（A Lute of Jade: Being Selections from the Classical Poets of China）的譯文集，該譯者身份不詳，但譯文集的扉頁上赫然寫著「獻給赫伯特·翟理斯教授」（To Professor Herbert Giles）。該譯文集收錄了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第二、三、四、六、九、十一、十三、十六、十九、二十四共計十首作品的英譯。
該時期，截止一戰爆發前夕，在英國出版的中國文化典籍英譯還有鮑爾弗（Frederic Henry Balfouvr，1846—1909）對《老子》、詹寧斯（William Jennings，1847—1927）對《詩經》以及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對《老子》、《莊子》和《論語》的英譯等。
同時期的美國，由於漢學研究起步較晚，其對中國文化典籍的翻譯相對較少，而僅有的少數英譯基本上是圍繞著《道德經》展開的，如1898年保羅·卡魯斯（Paul Carus，1852—1919）博士在芝加哥公庭出版公司（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的《道德經》英譯本（Lao-Tze’s Tao-Teh-King）以及1903年海辛格（I. W. Heysinger，生卒年不詳）在費城的研究出版有限公司（Research Publishing Co.）出版的《道德經》英譯本——《中國之光：〈道德經〉》（Light of China, The Tao Teh King of Lao Tsze）。儘管如此，由於美國與英國在語言文字上相通，兩國的學術與文化連為一體，因此英國漢學家對中國文化典籍、古典文論的英譯在美國也同樣流通，事實上，上述英國許多此類譯作就是在美國出版或同步出版的。
19世紀初至20世紀初，在「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nica）的國際政治格局下，英國在亞洲與中國的殖民擴張、對華貿易的發展以及新教傳教士的來華等因素共同促進了英國漢學研究的確立，並實現了從傳教士漢學到專業學院漢學的跨越。隨著英國漢學研究的日益興盛，中國的文化典籍、古典文論得到廣泛英譯，而該時期的英譯自然是從漢語直接翻譯成英語，無需再藉助其他歐洲語言進行間接轉譯。在初期的傳教士漢學階段，中國古典文論以儒家經典的形式得到英國傳教士、漢學家的英譯與傳播，《詩大序》的英譯便是這樣一個典型例子；而到了此後的專業漢學階段，英國的漢學家與漢學人士在英譯中國文化典籍與文學作品的過程中將一些中國古典文論作品翻譯成了英語，《道德經》、《莊子》與《二十四詩品》等就是這樣被移譯到英語中去的。至於同時期的美國，由於漢學研究相對較弱，在中國文化典籍與古典文論的英譯方面尚無太大貢獻，基本上可算作英國此類譯作的流通區域。綜上所述，從性質上來看，該時期英國漢學家與漢學人士的中國古典文論英譯是其對中國文化典籍進行英譯與研究的一部分，換句話說，該時期英國的中國古典文論英譯是其中國經學研究與中國文化研究的附庸。儘管如此，從參與英譯的傳教士、漢學家、漢學人士的人數以及英譯作品的數量來看，英國該時期以中國文化典籍與文學作品為載體的中國古典文論英譯具有相當的規模，已處於全面萌發的狀態。
（三）20世紀初至20世紀中：過渡期
20世紀初期至中期，世界先後經歷了兩次大戰的洗禮，英國和美國作為西方英語世界的兩大國，其綜合國力此消彼長，兩國的在華利益發生了變化，其各自的漢學研究以及與中國的文化交流也由此產生了變革，這不僅影響了西方英語世界漢學研究的發展趨勢，也影響了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英譯與傳播的整體樣態。
就英國而言，受兩次大戰的影響，不僅其自身國力在下降，英國的在華勢力也逐漸削弱，其漢學研究受到了不小的衝擊：「國力衰退，經濟困難，漢學研究的前景也不太美妙：經費削減，規模萎縮」[26]。該時期美國的綜合國力則不斷增強，其在華勢力日益擴展，因此不斷增加對中國研究的資助。得益於此，美國的漢學研究發展迅速，並且在研究重心上有所轉化，「轉向側重現實問題和國際關係問題研究的新領域」[27]，從而形成了一種更加關注中國近現代問題和現實問題的新型漢學——「中國學」（Chinese Studies）。
另需交代的是，這一時期美英兩國與中國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而兩國「庚款留學項目」的先後設立更是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在庚款留學項目等形式資助下，該時期許多富有遠見的中國青年選擇赴美國、英國等國家留學，其中不少人日後在中國文化典籍、古典文論的英譯方面成就卓著。
雖然該時期英國漢學在整體規模上已無法與以中國學為主導的美國漢學相提並論，但由於歷史積澱深厚，英國的傳統漢學研究仍在某些方面葆有優勢，比如其漢學家韋利、修中誠等在中國古典文化、文學、文論的英譯方面就貢獻良多。
韋利（Arthur Waley，1889—1966）是英國著名漢學家。在他所英譯的中國古典文學、文化作品中，不少也稱得上是廣義上的古典文論作品，如《道與德：<道德經>及其在中國思想中的地位研究》（The Way and its Power: A Study of the 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1934）[28]、《詩經》（The Book of Songs,1937）、《論語》（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1937）等。另外，他1933年發表在《遠東古文物博物館通報》（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上的論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s」）之中又包含對《易經》許多片段的英譯。
修中誠（Ernest R. Hughes，1883—1956）曾在中國內地傳教，後任牛津大學中國宗教與哲學高級講師。1942年他在倫敦出版了其英譯的《<大學>與<中庸>》（The Great Learning andthe Mean-in-Action）。
該時期，在赴英深造的中國留學生中間，出現了一位中國文化典籍、古典文論英譯方面的佼佼者——初大告。1937年，初大告在倫敦的佛學出版社（Buddhist Lodge）出版了其英譯的《道德經》（Tao Te Ching），後來由倫敦的喬治·艾倫與昂溫出版有限公司等出版社多次再版，其譯本不僅有漢學家翟林奈為其作序[29]，而且受到英國知名作家與教授奎勒-庫奇（Arthur Quiller-Couch，1863—1944）的盛讚[30]。
如上所述，以中國學為主導的美國漢學在這一時期發展迅速，但其歷史積澱比較薄弱的傳統漢學在短時間內尚無法形成同樣的發展規模，因此在與中國古典文論相關的中國文化典籍英譯方面尚未培育出太多漢學人才，而德效騫（Homer Hasenpflug Dubs，1892—1969）是這其中為數不多的代表人物。1928年，德效騫在倫敦的亞瑟·普羅賽因（Arthur Probsthain）出版社出版了其英譯的《荀子的著作》（The Works of HsünTze）。1938年與1944年，他又在美國巴爾的摩（Baltimore）的韋弗利出版社（Waverley Press）分別出版了其英譯的《漢書選譯》（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第一、二冊，並因此獲儒蓮獎，第三冊於1955年在同一出版社出版。
儘管該時期美國漢學領域尚未培育出太多從事中國文化典籍英譯的漢學人才，但這個缺憾卻被陸續到來的中國留學生、華裔學者所填補，而其中的張彭春更是開創了真正意義上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英語世界傳譯的先河。
1922年，在美留學的張彭春應美國文學批評家斯平加恩（J. E. Spingarn，1875—1939）的請求，將嚴羽《滄浪詩話》的「詩辯」（片段）與「詩法」兩部分翻譯成英文，發表在現代主義文學雜誌《日晷》（The Dial）第73卷上，取名《嚴羽的<滄浪詩話>》（「Tsang-Lang Discourse on Poetry By Yen Yü」）[31]。斯平加恩為該譯文撰寫了「前言」（Foreword），開篇便聲稱：「據我所知，張彭春先生這篇應我殷切請求而翻譯的詩話，是中國文學理論譯為英文的首例」[32]。1929年，張彭春將《滄浪詩話》（Tsang-Lang Discourse on Poetry）全文譯出，在匹茨堡（Pittsburgh）的實驗出版社（The Laboratory Press）出版。
另外，該時期旅美的中國學者梅貽寶翻譯出版了《墨子倫理及政治著作選》（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orks of Motse，1929），馮友蘭翻譯出版了《莊子》的部分章節（Chuang Tzu，1933&1934），林語堂編譯出版了《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1938）。
就整體而言，20世紀初期至中期在中國古典文論英譯史上是一個過渡時期，在西方英語世界呈現出新舊交織、從傳統到現代轉型的特點：從傳譯的地域來看，該時期中國古典文論英譯活動的重心開始從以傳統漢學為主導的英國向以現代新型漢學「中國學」為主導的美國轉移；從傳譯的主體來看，該時期從事中國古典文論英譯活動的譯者不僅有與先前類似的職業漢學家、傳教士漢學家，還有陸續來到英美國家深造的中國留學生、華裔學者，而後者日益成為中國古典文論在英語世界傳譯的一支重要力量；從傳譯的性質來看，該時期西方漢學家對中國古典文論的英譯基本上還是其翻譯和研究中國文化典籍、文學經典活動的一部分，這與先前沒有太大不同，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古典文論英譯活動卻在中國留學生、華裔學者中間產生了；從傳譯的規模和數量來看，該時期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的英譯明顯遜色於先前的萌發期，但正積蓄著力量，準備邁入20世紀下半葉的發展期。
（四）20世紀中至20世紀末：發展期
20世紀中期至末期，美國國力日盛，在國際漢學研究中愈加處於領先的位置，在英語國家漢學研究中更是一枝獨秀。儘管無法與美國相比，但該時期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的漢學研究也有了不小的進展。與此同時，北美比較文學領域吸引了大量華裔學者、中國學者加盟，這些學者中間有很多人從事中國古典文論的英譯與研究工作。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古典文論的英譯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期。
1、美國
二戰以後，除去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的短暫干擾，美國以中國學為主導的漢學研究既有來自國家的政策支持，又有來自政府和許多基金會的大量經費支持，在整體上發展迅猛。在此背景下，美國的傳統漢學也取得了不少進展。另外，由於中西比較文學研究本身就與漢學研究密切相關，該時期許多在美國留學或工作的華裔比較文學學者在廣義上也成為漢學研究學者，而這些華裔學者在中國古典文論的英譯方面起到了引領和示範的作用。
（1）美國的華裔學者
在美國的華裔比較文學學者中，陳世驤（1912—1971）是中國古典文論英譯領域的先行者。1948年，陳世驤撰寫的《燭幽洞微的文學：陸機〈文賦〉研究》（「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Being a Study of Lu Chi's 『Essay on Literature』」）收入《國立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文學院）》（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Semi-Centennial Papers 11, College of Arts）出版，其中包含了對《文賦》的英譯。1952年，他對該作進行了修訂，修訂本《陸機的〈文賦〉》（Essay on Literature, Written by the Third-century Chinese Poet Lu Chi）於1953年在緬因州波特蘭市（Portland, Maine）的安斯民森出版社（The Anthoensen Press）出版。
另一位將《文賦》翻譯成英文的是方誌彤（Achilles Fang，1910—1995）[33]。1951年，方誌彤英譯的《文賦》（「Rhymeprose on Literature：The Wen-Fu of Lu Chi (A.D. 261-303)」）發表在《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14期上。1965年，該譯作被收入畢曉普（John L. Bishop）主編的《中國文學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之中重印。
施友忠（Vincent Yu-chung Shih，1902—2001）以其對中國古典文論扛鼎之作《文心雕龍》的英譯而聞名。1959年，施友忠英譯的《文心雕龍》（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1971年，該譯本的中英對照本由台北的中華書局出版。1978年至1983年，施友忠重新校訂了《文心雕龍》英譯本，其漢英對照修訂本於1983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34]。
詩話和詞話是中國古典文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並長期在美工作的華裔學者葉維廉（Wai-lim Yip）和塗經詒（Ching-i Tu）在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貢獻。1970年，葉維廉在台灣淡江大學的《淡江評論》（Tamkang Review）上發表《嚴羽與宋朝的詩學理論》（「Yen Yü and Poetic Theories in the Sung Dynasty」）一文，其中包含對嚴羽《滄浪詩話》的英譯。同年，塗經詒英譯的王國維《人間詞話》（Poetic Remarks in the Human World）在台北的中華書局出版。
自幼在美國長大的余寶琳（Pauline Yu）在中國古典詩歌、文學理論、比較詩學等領域成就卓著。1978年，余寶琳在羅納德·苗（Ronald C. Miao）主編的《中國詩歌和詩論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中發表了《司空圖的<詩品>：詩歌形式中的詩歌理論》（「Ssu-k'ung T'u's Shih-p'in : Poetic Theory in Poetic Form」），其中包含對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英譯。
長期從事中國文學和比較詩學研究的劉若愚（James J. Y. Liu，1926—1986）沒有像上述學者一樣將中國古典文論作品整篇、整部地翻譯成英文，但他大量有關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詩學理論、藝術理論的英文專著本身就是對中國古典文論的英譯與傳播，比如其《中國詩學》（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1962）、《中國文學理論》（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1975）和《中國文學藝術精華》（Essentials of Chinese Literary Art，1979）等。
另外，其他一些華裔學者如吳經熊、陳榮捷、林振述以及翟楚與翟文伯父子等也翻譯出版了不少與中國古典文論相關的中國文化典籍。
（2）美國的漢學家
在華裔學者的引領和影響下，該時期美國本土漢學家，比如羅伯森、李又安、魏世德、康達維、馬瑞志、宇文所安等，也逐漸涉足中國古典文論的英譯與研究。
1972年，美國漢學家莫林·羅伯森（Maureen Robertson）撰寫的《「傳達可貴之處」：司空圖的詩學與<二十四詩品>》 （「 『...To Convey What is Precious』: Ssu-k'ung T'u's Poetics and the Erh-shih-ssu Shih P'in」）一文收錄在《翻譯與恆久：蕭公權紀念文集》（Translation and Permanence: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Dr. Hsiao Kung-Ch』üan）中，文中包含她對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英譯。1986年，該文又被收錄到《中國藝術理論》（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一書之中。
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kett，1919—1994）是20世紀七十年代在中國古典文論英譯與研究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的美國漢學家。1977年，她出版了自己對《人間詞話》進行英譯與研究的著作《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中國文學批評研究》（Wang Kuo-wei’s Jen-Chien Tz』u-Hua: A Study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1978年，李又安出版了她主編的《中國文學的方法：從孔子到梁啓超》（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i』i-ch』ao）一書，其中收錄了多位中西學者有關中國文學理論、文學史以及文學批評方面的論述。
20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漢學家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在中國古典文論的英譯方面頗有建樹。1976年，他在其牛津大學博士論文《元好問的文學批評》（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Yuan Hao-wen）附錄中收錄了自己翻譯的《詩品》序言及前二品。1982年，魏世德在德國出版了《論詩詩：元好問的文學批評》（Poems on Poetry: Literary Criticism by Yuan Hao-wen (1190-1257)）一書，其中包含了他翻譯的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全部譯文。1986年，魏世德在《石獅評論》（Stone Lion Review）第14輯上發表了《論詩十絕：戴復古》（「A Series of Ten Poems on Poetry: Tai Fu-ku」）一文，在該文中他將南宋著名江湖詩派詩人戴復古的十首論詩詩翻譯成了英文。
1976年，曾獲華盛頓大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漢學家約瑟夫·艾倫（Joseph Roe Allen）在其《摯虞的<文章別流論>》（「Chih Yu’s Discuss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Literature: A Translation and Brief Comment」）[35]一文中對西晉摯虞的文學理論著作《文章別流論》作了選譯。
康達維（David R. Knechtges）是該時期又一位在中國古典文論英譯方面卓有成就的美國漢學家。自1970年起，康達維致力於《文選》（Wen Xuan , Or Selection of Refined Literature）的英譯，至今已分別於1982年、1987年和1996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三卷，其中第一卷翻譯了《文選》的序言，第三卷則包括了對陸機《文賦》的英譯。
1987年，對中國古典文學頗感興趣的美國詩人、翻譯家哈米爾（Sam Hamill）翻譯了陸機的《文賦》（Wen Fu: The Art of Writing），在俄勒岡州的布萊騰布希圖書出版有限公司（Breitenbush Books, Incorporated）出版，後又多次再版。
在中國出生的美國資深漢學家馬瑞志（Richard B. Mather，1913—2014）在中國古典文論的英譯方面也有所貢獻，他不僅翻譯了《世說新語》（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1976），而且在《詩人沈約（441-513）：沉默寡言的爵爺》（The Poet Shen Yüeh(441-513): The Reticent Marquis，1988）一書中英譯了富含文論思想的《謝靈運傳論》以及沈約與陸厥的通信。
在20世紀下半葉的美國漢學家中，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是中國古典文論英譯的集大成者，其許多著述與中國古典文論的英譯與研究直接相關，特別是他1992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Criticism）更稱得上是中國古典文論英譯與研究方面的扛鼎之作。該書不僅收錄了他對富含中國古典文論思想的早期文本《論語》、《尚書》、《易經》和《莊子》等作品重要片段的英譯與評論，而且收錄了他對中國古典文論核心著作《詩大序》、《典論·論文》、《文賦》、《文心雕龍》、《二十四詩品》、《六一詩話》、《滄浪詩話》）、《夕堂永日緒論》與《原詩》等的選譯與評論。
此外，美國其他一些漢學家如華茲生（Burton Watson，1925—2017）、魏魯南（James Roland Ware，1901—1977？）、李克（Allyn Rickett）、王志民（John Knoblock）等也翻譯了不少與中國古典文論相關的中國文化典籍。
2、英國
二戰後，英國的漢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但在整體規模和發展速度上已難以與美國相比。除修中誠外，英國該時期並沒有像美國那樣出現一批專門翻譯和研究中國古典文論的漢學家，但葛瑞漢、道森、韋利以及劉殿爵等人翻譯的不少中國文化典籍，卻也的確與中國古典文論息息相關。
修中誠1947年從牛津大學退休後赴美國訪問並任教。1951年，他在美國紐約萬神殿圖書公司（Pantheon Books）出版了其英譯的陸機《文賦》（The Art of Letters：Lu Chi's 「Wen Fu」）。
葛瑞漢（Au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是該時期英國傳統漢學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與中國古典文論相關的譯著有《列子》（The Book of Lieh-Tzu，1960）和《〈莊子〉內七篇及其它》（Chuang-tzu: 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 Chuang-tzu，1981）等。
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1923—2002）是英國本時期另一位致力於傳統漢學研究的重要學者，譯有《論語》（Confucius: The Analects, 1993）和《史記》（Sima Qian: Historical Records, 1994）等。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韋利仍然活躍在英國漢學界。韋利在翻譯和研究中國古典詩歌的過程中也譯介了白居易、李白、袁枚等幾位中國古代詩人的生平、詩學思想和詩歌理論。
另外，在倫敦大學任教的華裔學者劉殿爵（Din Cheuk Lau，1921—2010）先後出版了他英譯的《道德經》（Tao Te Ching, 1963）、《孟子》（Mencius，1970）、《論語》（The Analects，1979）以及他與美國漢學家安樂哲（Roger T. Ames）合譯的《淮南子·原道》（Yuan Dao: Tracing Dao to Its Source，1998）等。
3、加拿大
二戰以後，加拿大與美國的關係從平淡走向了親密，進而促進了加拿大漢學研究的發展。另外，自20世紀70年代加拿大與中國建交以來，移民加拿大的華人學者開始增多，其漢學研究很快走向繁榮。
葉嘉瑩是該時期加拿大漢學領域的重要學者，為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英語世界的傳播作出了很大貢獻。儘管葉嘉瑩沒有大部頭的中國古典文論英譯本出版，但她在北美漢學界多年的教學和研究中「打通了中國古典文論與西方文論，連接了東西方詩學」[36]。
另一位在加拿大漢學領域舉足輕重並在中國古典文論英譯與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華裔學者是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譯有《<易經>：王弼注<易經>新譯》（The Classic Change: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I Ching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1994）、《<道與德>：王弼注<老子道德經>新譯》（The Classic of the Way and Virtue:A New Translation of theDaodejing of Laozi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1999 ）等。
同時，加拿大來自英國的漢學家杜森（W. A. C. H. Dobson，1913—1982）以及來自美國的漢學家施吉瑞（Jerry Schmidt）在中國古典文論的英譯與研究方面也有所建樹。
4、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二戰以後注重與亞洲及中國的聯繫，其漢學研究由此得到較快發展。儘管澳大利亞的漢學研究起步很晚，但它通過引進英國等國漢學家、借鑑其研究成果的形式很快縮短了與其他漢學大國之間的距離：「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是沿襲牛津及劍橋大學的漢學模式發展起來的」[37]。
正是有了英國傳統漢學作為根基，澳大利亞在中國古典文論的英譯與傳播方面也有所貢獻。曾任教於劍橋大學的戴維斯（Albert Richard Davis，1924—1983）1955年被聘為雪梨大學東方學研究系教授來到澳大利亞。戴維斯「專攻中國古典文化，尤其以詩學見長」[38]，其代表作有《杜甫》（Tu Fu，1971）和《陶淵明：其作品及其涵義》（T』ao Yüanming(AD 365-427),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1983）等。
20世紀中期至末期，隨著國際政治從「不列顛治世」到美國稱霸的過渡，西方英語世界漢學研究的主導力量也從英國轉換到了美國，而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其他英語國家的漢學研究也有了一定的進展，該時期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的英譯與傳播由此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期：從傳譯地域來看，該時期的英譯活動以美國為主導，同時擴展至加澳等其他英語國家與地區；從傳譯主體來看，有兩個重要的群體支撐著該時期中國古典文論的英譯活動——一個是從事中國古典文學、比較文學研究的海外華裔學者，另一個是美英等國家從事中國文學與文化典籍研究的職業漢學家；從傳譯的內容、性質與規模來看，中國古典文論的許多核心文本都得到全面甚或多次英譯，因此該時期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英語世界的傳譯已從先前作為中國文化與文學經典英譯的附庸變為相對獨立、名副其實的自我存在，從先前潛存於中國文化與文學經典英譯活動之中的偶發現象變為一種自覺、普遍、趨於系統的中國古典文學思想譯介與研究活動。
（五）20世紀末至今：成熟期
自20世紀末至今，美國的國際主導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美國出於「學術為政治趨使和為其服務」[39]的需要，出於關注日益崛起的中國的需要，繼續大力支持其以「中國學」為主導的漢學研究，而美國漢學以其絕對優勢全面超越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獨占鰲頭地引領著整個西方英語世界的漢學研究。
隨著西方英語世界漢學研究日益走向深入、系統和國際化，20世紀末以來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的英譯與傳播開始走向成熟：中國古典文論不僅進入了西方漢學界的中國文學史與文學選集，而且進入了西方文學界的詩學與文學理論辭書；另外，中國古典小說批評理論和古典戲劇理論也得到了譯介，而《道德經》、《莊子》、《論語》等中國古典文論「泛論」作品同時得到了深入的英譯與傳播。
1、 進入西方漢學界的中國文學史與文學選集
該時期，在西方英語國家的漢學界，許多漢學家以及從事中國文學、比較文學研究的華裔學者在其編撰的有關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等大型文學指南、選集與辭書中，開始以「文學批評」、「文學理論與批評」等形式收錄中國古典文學理論。
美國漢學家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主編的《印第安那中國古典文學指南》（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第一、二冊分別於1986年和1998年出版。該指南兩冊均包含了許多與中國古典文論密切相關的條目，而第一冊還專門辟出了由漢學家費維廉（Craig Fisk）撰寫的「文學批評」（Literary Criticism）條目。
1994年，美國漢學家梅維恆（Victor H. Mair）出版了其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古典文學選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該選集第一部分「本源與詮釋」專門為「批評與理論」辟出一節，其中收錄了范佐倫（Steven Van Zoeren）翻譯的《詩大序》、方誌彤翻譯的陸機《文賦》、海陶瑋（James R. Hightower，1915—2006）翻譯的蕭統《文選》、卜壽珊（Susan Bush）與時學顏（Hsio-yen Shih，1933—2001）翻譯的謝赫《古畫品錄》、林理彰翻譯的嚴羽《滄浪詩話》、魏世德翻譯的元好問《論詩詩》（第三十首）以及《與張仲傑郎中論文》七篇中國古典文論英譯作品。2000年出版的縮略本《哥倫比亞中國古典文學選集簡本》（The Shorter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同樣收錄了《文選》、《古畫品錄》、《滄浪詩話》與《論詩詩》四篇中國古典文論作品的英譯。2001年，梅維恆又出版了其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其中第45章為「文學理論與批評」，由李德瑞（Dore J. Levy）撰寫，其中涉及對上至《詩大序》、《典論·論文》，下至《原詩》、《人間詞話》等中國古典文論眾多核心文本的闡述和評論。
2000年，英國漢學家閔福德（John Minford）與香港學者劉紹銘（Joseph S. M. Lau）出版了其合編的《含英咀華集》（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該書「第一卷：從古代到唐代」專門設立一章，取名「雕龍：早期文學批評」，其中收錄了費維廉為《印第安那中國古典文學指南》（1986年版）所撰寫「文學批評」條目的四個段落，以及基德與宇文所安所分別翻譯的《詩大序》片段、方誌彤翻譯的《文賦》、黃兆傑翻譯的《典論·論文》片段與《文心雕龍·深思》等。
2011年，耶魯大學華裔教授孫康宜與宇文所安出版了其合作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該書不僅有許多內容與中國古典文論密切相關，而且還有不少直接以「文學批評」命名的條目。比如，哈佛大學華裔教授田曉菲在其為該書撰寫的從東晉到初唐的中國文學史中，兩度辟出「文學批評」條目來分別論述四世紀的中國文學與六世紀的中國南方文學，闡述了葛洪、李充、劉勰、鍾嶸等人的文學思想。另外，艾朗諾（Ronald Egan）在其所撰寫的「北宋」文學史中，也辟出「宋詞批評的發端」和「詩話」兩個條目闡述宋代的文學理論。
2、進入西方文學界的詩學與文學理論辭書
20世紀末以來，在西方英語國家的文學界，一些文學研究學者編撰的大型文學理論辭書、百科全書、專題文集也開始以「中國詩學」、「中國理論與批評」、「創作藝術」等形式收錄中國古典文學理論、詩學理論。
1993年，美國學者普雷明格（Alex Preminger）與布羅根（T.V.F. Brogan）合作主編、出版的《新普林斯頓詩歌與詩學百科全書》（The New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收納了華裔學者林理彰撰寫的「中國詩學」（Chinese Poetics）條目。
1994年，加拿大學者格羅丹（Michael Groden）與克賴斯沃斯（Martin Kreiswirth）主編的《約翰霍普金斯文學理論批評指南》（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辟出了「中國理論與批評」條目，包括三個部分，其中前兩個部分是對中國古典文論的闡述：第一部分「前現代詩歌理論」由美國漢學家范佐倫撰寫，主要涉及戰國、漢代、六朝、隋唐及明清時期的詩歌理論與思想；第二部分「前現代小說與戲劇理論」由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捷克裔漢學家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1932—2012）撰寫（詳見下文）。
1996年，美國詩人、文學評論學者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與中國學者周平（Chou Ping）合作編譯出版了《創作的藝術：中國大師的教導》（The Art of Writing: Teachings of the Chinese Masters）一書。全書分為四部分，分別為二者合譯的陸機《文賦》（The Art of Writing）、司空圖《二十四詩品》（The Twenty-four Styles of Poetry）、魏慶之《詩人玉屑》（Poets』 Jade of Splinters）以及許多有關中國古典詩歌的詩話與格言（Stories and Aphorisms about Literature）。這本書實際是中國古典詩歌理論的英譯彙編。
3、對中國古典小說批評理論與古典戲劇理論的譯介
近二三十年來，西方漢學研究的深入發展與細化使西方不少漢學家、華裔學者以及一些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中國學者開始廣泛譯介中國古典文學理論的另外兩種重要形式——中國古典小說批評理論與中國古典戲劇理論，陸大偉、米列娜、費春放、孫惠柱與顧明棟等是其中的開拓者。
1990年，美國漢學家陸大偉（David L. Rolston）出版了其主編的《如何讀中國小說》（How to Read the Chinese Novel）一書。全書分為七章：第一章包含四篇導引性論文；第二章至第七章，分別譯介了金聖嘆對《水滸》、毛宗崗對《三國志》、張竹坡對《金瓶梅》、閒齋老人對《儒林外史》、劉一明對《西遊記》、張新之對《紅樓夢》的評點，並收錄了王靖宇（John C. Y. Wang）、芮效衛（David T. Roy，1933—2016）、林順夫（Shuen-fu Lin）、余國藩（Anthony C. Yu，1938—2015）、普安迪（Andrew H. Plaks）等人對上述評點的節譯以及陸大偉英譯的閒齋老人《臥閒草堂評本·序》。
1994年，米列娜為《約翰霍普金斯文學理論批評指南》撰寫了中國「前現代小說與戲劇理論」子條目（參見上文）。在該子條目中，米列娜首先論述了中國戲曲和小說理論發展相對滯後的原因，然後細緻地評介了自14至20世紀的中國戲曲和小說理論，涉及燕南芝庵的《唱論》、朱權的《太和正音譜》、徐渭的《南詞敘錄》、金聖嘆的《水滸傳》評點、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李漁的《閒情偶寄》、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等，內容豐富。
1999年，曾獲紐約市立大學戲劇學博士學位的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費春放（Faye Chunfang Fei）出版了其編輯並翻譯的《中國自孔子至當代的戲劇與表演理論》（Chinese Theories of Theater and Performance from Confucius to the Present）一書。該書分為「從古代到宋代」、「元代與明代」、「清代」與「二十世紀」四個部分，譯介了上至墨子、荀匡，下至李漁、王國維等人有關中國古典音樂、舞蹈、戲劇、表演的代表性理論與思想。
2000年，費春放與孫惠柱（William Huizhu Sun）合作節譯的李漁《閒情偶寄》（Casual Expressions of Idle Feelings）被收入《戲劇、理論與戲劇：從亞里士多德和世阿彌到索引卡和哈維爾的主要批評文本》（Theatre, Theory, Theatre: The Major Critical Texts from Aristotle and Zeami to Soyinka and Havel）一書，在紐約出版。
2006年，美國華裔教授顧明棟出版了《中國小說理論：一個非西方的敘事系統》（Chinese Theories of Fiction: A Non-Western Narrative System）一書，該書廣泛涉及中國古典小說理論。
4、對《道德經》、《莊子》、《論語》等作品的英譯
該時期，《道德經》、《莊子》、《論語》、《孟子》與《易經》等這些蘊含豐富文學批評思想的中國古典文論「泛論」作品也得到了深入的譯介和傳播。其中，《道德經》以陳艾倫（Ellen Marie Chen）的譯本（1989）、韓祿伯（Robert G. Henricks）的譯本（1989）、梅維恆的譯本（1990）、麥可·拉法格（Michael LaFargue）的譯本（1992）以及安樂哲（Roger Thomas Ames）與郝大維（David L. Hall，1937—2001）的譯本（2003）為代表；《莊子》以任博克（Brook A. Ziporyn）的譯本（2009）為代表；《論語》以白牧之（E.Bruce Brooks）與白妙子（A. Taeko Brooks）的譯本（1998）、安樂哲和羅思文（Henry Rosemont Jr.，1934—2017）的譯本（1998）以及華茲生的譯本（2007）為代表；《孟子》以萬白安（Bryan W. Van Norden）的譯本（2008）、華靄仁（Irene Bloom，1939—2010 ）的譯本（2009）為代表；《易經》以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的譯本（1997）和閔福德的譯本（2014）為代表。
20世紀末以來，隨著以美國「中國學」為主導的西方英語世界漢學研究趨於深入、系統和國際化，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的英譯與傳播逐漸走向成熟：從傳譯的地域來看，美國愈發成為中國古典文論英譯與傳播的中心，由此延伸至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其他英語國家和地區；從傳譯的主體來看，除西方本土的漢學家之外，大批華裔學者，包括一些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中國學者，越來越成為中國古典文論英譯的核心力量之一；從傳譯的內容、規模和性質來看，中國古典文論開始以「文學批評」、「中國理論與批評」、「中國詩學」的名義被收錄於西方漢學界、文學界的大型文學指南、百科全書、專業辭書之中並藉此得到廣泛傳播，同時中國古典小說與古典戲劇的批評理論也進入了西方漢學家的視野，由此而言，該時期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英語國家的漢學界、文學界已開始登堂入室，名副其實地成為與西方文學理論並存的一種文學批評思想，成為世界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三、結 語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在其名著《歷史研究》中指出：
如果不把宇宙看作是由眾多環節構成的，我們就無法對其進行思考……如果不把宇宙劃分成諸多環節，我們自身就無法表達——既無法思考也無法行動。如果我們重新陷入整體性的神秘經驗之中，我們就無法繼續進行思考或行動。因此，我們必須對現實進行切分（dissect）——在切分過程中歪曲地呈現現實——以充分理解現實，從而可以在我們所能發現的真理的指導下行動和生活。[40]
正因為如此，為了充分理解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英語世界三百多年間的傳譯這一現實，本文對其進行了「切分」，將其「切分」為五個歷史階段。
通過宏觀史學與微觀史學相結合的考察，本文發現這五個階段的中國古典文論英譯活動呈現出不同的特徵：（1）在17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醞釀期」，歐洲大航海與傳教士來華促使傳教士漢學興起，為中國古典文論西傳奠定了基礎，而英國傳教士漢學研究的延遲使得該時期中國古典文論英譯只能是一種偶發的間接翻譯，是傳教事業的一種副產品；（2）在19世紀初至20世紀初的「萌發期」，在「不列顛治世」與英美新教傳教士來華的背景下，英美漢學實現了從傳教士漢學到專業漢學的跨越，英美漢學家對中國古典文論作品作了廣泛的英譯，但其性質仍屬於中國經學研究；（3）在20世紀初至20世紀中的「過渡期」，經過兩次大戰，英美的國力及漢學研究此消彼長，中國古典文論英譯的重心開始從英國向以「中國學」為主導的美國轉移，真正意義上的文論英譯活動開始在中國留學生、華裔學者中間產生；（4）在20世紀中至20世紀末的「發展期」，美國國力日盛，其主導的整個英語世界漢學研究有了新進展，同時吸納了大量華裔學者加盟，中國古典文論英譯獲得空前發展，變成一種獨立、自覺、普遍的中國古典文學思想譯介活動；（5）在20世紀末至今的「成熟期」，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突顯，以美國「中國學」為主導的西方英語世界漢學研究趨於深化、國際化，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英語國家漢學界、文學界已登堂入室，名副其實地成為與西方文學理論並存的一種文學批評思想。
由此可見，三百多年來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的英譯與傳播活動，至今已走過了建立在歐洲大陸傳教士漢學基礎上的「醞釀期」、英美學院漢學興起背景下的「萌發期」、英美漢學重心交替中的「過渡期」、美國「中國學」主導下的「發展期」以及英語世界漢學研究走向深化和國際化進程中的「成熟期」，這表明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英語世界的傳譯活動不僅與不同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態勢有關，更與各個階段西方漢學研究的發展狀況因果相連、息息相關。如此又印證了湯因比的觀點：「我們認為，在我們人類的意識中，我們對於現實的印象是由無數、被切分而成的現象構成的，而在這些無數的現象之間，至少存在著某些規律（order）和秩序（regularity）」[41] 。如果我們能夠主動掌握上述「規律」和「秩序」，勢必能在推動中國古典文論外譯的過程中，「變得更加自覺（self-aware），並因此變得更加自決（self-determining），即能夠更加自由地作出有效的選擇」[42]，這無論是對實踐層面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還是對理論層面上的中國國際話語體系的建構，都具有積極的啟發意義。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的英譯與傳播研究」（編號：13CYY00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1] 李建中：《中國古代文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頁。
[2] 郭紹虞：《中國古代文論選》（第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頁。
[3] 關於對中國古典文論「專論」與「泛論」的界定，參見王洪濤：《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英語世界傳譯研究的概念界定與方法》，載《翻譯界》2016年第1期，第104—106頁。
[4] 王曉平、周發祥與李逸津：《國外中國古典文論研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
[5] 王曉路：《西方漢學界的中國文論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
[6] 陳引馳、李姝：《鳥瞰它山之石——英語學界中國文論研究》，載《中國比較文學》2005年第3期。
[7] 黃卓越：《從文學史到文論史——英美國家中國文論研究形成路徑考察》，載《中國文化研究》2013年冬之卷。
[8] 張萬民：《中國古代文論英譯歷程的反思》，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
[9] 《西方漢學十六講》，第10頁。
[10] 同上：第11頁。
[11] 李良玉：《歷史學的觀念、方法與特色》，載《史學月刊》2004年第6期，第19頁。
[12] 同上：第19頁。
[13] 嚴紹璗：《我對國際中國學（漢學）的認識》，載《國際漢學》第5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2頁。
[14] 我們可以將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的英譯與傳播視為中國古典文學在西方英譯與傳播的延伸和深化，但鑒於文學理論的抽象性和非普及性，前者的發生時間顯然滯後於後者，參見拙作《社會翻譯學視閾中中國文學在英國傳譯的歷時詮釋》（載《外語學刊》2016年第3期）。
[15] 閻純德：《從「傳統」到「現代」：漢學形態的歷時演進》，載《文史哲》2004年第5期，第118頁。
[16] 王洪濤：《社會翻譯學視閾中中國文學在英國傳譯的歷時詮釋》，載《外語學刊》2016年第3期，第147頁。
[17] Matt Jenkinson, 「Nathanael Vincent and Confucius’s 『Great Learning』in Restoration England」，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2006)60 , p.35.
[18] Ibid., p.38-39.
[19] Jenkinson, op.cit., p. 41.
[20] 熊文華：《英國漢學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第20頁。
[21] 張弘：《中國文學在英國》，廣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第58頁。
[22] 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p.58.
[23] Ch』en, Yao-sheng, and Paul S. Y. Hsiao, Sinolog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Germany,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1967，p.2。
[24] 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London: Trübner & Co., 1867, p.xv.
[25] Samuel Kidd, China, or Illustrations of the Symbols,Philosophy, Antiquities, Customs, Superstitions, Laws,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London: Taylor & Walton, 1841.
[26] 何寅、許光華：《國外漢學史》，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46頁。
[27] 《西方漢學十六講》，第384頁。
[28] 該書前半部分是關於《道德經》作者、國外影響、創作時間等問題的論述，後半部分則是整部《道德經》的英譯。
[29] 馬麗媛：《典籍英譯的開拓者初大告譯著研究》，載《國際漢學》2014年第1期，第84頁。
[30] 袁錦翔：《一位披荊斬棘的翻譯家——初大告教授譯事記述》，載《中國翻譯》1985年第2期，第29頁。
[31] Peng Chun Chang, 「Tsang-Lang Discourse on Poetry By Yen Yü」, The Dial, 1922, Volume 73, p. 274-276.
[32] The Dial, 1922, V 73, p. 271.
[33] 關於方誌彤的國籍和家世有多種說法，鑒於他曾長期在中國接受教育和工作，而他自己堅持自己的中國
身份認同，本文亦將其歸為華裔美國學者。
[34] 《文心雕龍》在中國另有兩英譯本，分別為黃兆傑（Siu-kit Wong）等人的譯本（1999）和楊國斌的譯本（2003）。
[35] Joseph Roe Allen, Two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Seattl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and Foreign Area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6, p. 3-36.
[36] 梁麗芳：《加拿大漢學：從古典到現當代與海外華人文學》，載《華文文學》2013年第3期，第65頁。
[37] [澳]胡珀：《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載《國外社會科學》2001年第5期，第84頁。
[38] 《西方漢學十六講》，第408頁。
[39] 王海龍：《美國當代漢學研究綜論》，載《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第57頁。
[40]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88, p. 485.
[41] Ibid., p. 486.
[42] Ibid., p. 488.
作者簡介
王洪濤，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翻譯學、理論翻譯學、翻譯批評、中西文學與文化經典翻譯研究，兼及西方漢學、中西比較詩學與世界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