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譯匠
【草嬰譯著】
《考驗的時期》，[蘇]尼林，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
《加里寧論文學和藝術》，[蘇]班台萊耶夫，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
《團的兒子》， [蘇]卡泰耶夫，草嬰，少年兒童出版社，1961。
《高加索故事》，[俄]列夫·托爾斯泰，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
《當代英雄》，[俄]萊蒙托夫，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
《翹尾巴的火雞》，[蘇]班台萊耶夫，少年兒童出版社，1982。
《安娜·卡列尼娜》，[俄]列夫·托爾斯泰，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
《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蘇]尼古拉耶娃，花城出版社，1983。
《幸福》，[蘇]巴甫連柯，花城出版社，1984。
《頓巴斯》，[蘇]戈爾巴朵夫，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
《新墾地》，[蘇]肖洛霍夫，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一個地主的早晨》，[俄]列夫·托爾斯泰，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托爾斯泰中短篇小說選》，[俄]列夫·托爾斯泰，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復活》，[俄]列夫·托爾斯泰，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0。
《一個人的遭遇》，[蘇]肖洛霍夫，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戰爭與和平（全四冊）》，[俄]列夫·托爾斯泰，上海文藝出版社， 2004。
我拿翻譯作為終身工作與歷史有關
常有人問我，為什麼拿翻譯作為終身工作。我的回答是歷史。我出生於上世紀二十年代，而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複雜的一個時期，也是苦難最深重的一個時期。
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我隨家從寧波避難上海，那年我十四歲。我父親是西醫，同濟醫學院畢業後不久任寧波鐵路醫院院長。他具有愛國思想，也有人道主義精神。他對我的成長有一定影響。
我到上海後，接觸一些進步書刊，眼看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對中國人民的殘酷迫害，憂國憂民的心情不斷滋長，而魯迅的思想給了我極大的啟發，一部初版《魯迅全集》成了我最重要的生活教科書。我竭力探索一條可以解脫中國人民苦難的道路，而當時的蘇聯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想多了解一些蘇聯，就決心學習俄文。我在報上看到一條教俄文的小廣告，按址來到環龍路（今南昌路），見到一位中年俄國女教師。她看見我就問：「小孩，你要什麼？」我說：「我要學俄文。」我問她怎麼學，她說：「一塊錢一個鐘頭，你要學多少次？」我心裡一核計，我父親每月給我五塊零花錢，一星期學一次就得四塊錢。我就回答她說一星期學一次，但我不能告訴她我每月只付得出四塊錢。這樣，我就從1938年3月1日起開始學俄文，每星期日上午去她家一次，我坐在她對面，用的是當時惟一的教科書《俄文津梁》，她念一句，我跟著念一句。我的這位啟蒙教師是家庭婦女，沒有教書經驗，也不會用中文解釋。在那個年代，既沒有俄漢詞典，也沒有一本語法書，學俄文確實很困難。
我這樣學了一年多，通過進步組織新文字研究會，認識了姜椿芳同志。他是地下黨的一位領導，同夏衍同志一起領導上海文藝界。當年我16歲，他27歲。他知道我這個中學生在課餘用功學俄文，就問我學習的情況。我對他講了學習上的困難，他就主動提出每個月一兩次在一位地下黨同志家裡同我見面，他幫助我解決一些困難問題。他這種精神給了我很大的鼓舞，更增強了我學好俄文的信心。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蘇聯，當時姜椿芳同志代表地下黨同塔斯社上海分社負責人秘密商量，決定在上海創辦一份中文刊物，及時報導蘇聯反法西斯戰爭的情況。8月20日中文《時代》周刊創刊。當時上海雖在日本軍國主義控制下，但蘇日還存在外交關係，日本軍方明知這是一本反法西斯主義的刊物，但不能公然禁止，只能採取各種卑劣手段加以破壞。《時代》周刊內容主要採用塔斯社和蘇報刊文章，但當時上海懂俄文的只有幾個人，姜椿芳同志要我也參加一些翻譯工作。這樣，我從《時代》創刊起就每天晚上和周末利用課餘時間為《時代》譯稿。當時我十八歲，這也是我從事翻譯工作的開端，離現在已有六十五年了。
1942年繼《時代》之後，上海又創辦了《蘇聯文藝》月刊，我也為這本刊物譯過稿。我翻譯的第一篇小說是普拉東諾夫的《老人》，內容主要寫一個普通蘇聯老人怎樣單獨抗擊德國法西斯分子，發表在《蘇聯文藝》第二期上。
從1941至1945年，蘇聯反抗德國法西斯分子的戰爭中，我一直參加這方面的翻譯工作，因此這場戰爭的全過程我大致還留有印象。我懷著激情從事這工作，因為抗日戰爭也是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戰爭勝敗可以說關係到全人類的命運。
1945年5月9日德國投降，8月6日美國在廣島丟下第一顆原子彈，8月9日又在長崎丟下第二顆原子彈。其間蘇聯又在8月8日向日本宣戰。當時我已在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8月9日早晨我到位於淮海中路蓋斯康公寓的辦公室上班。一到辦公室就知道蘇聯已向日本宣戰，同事們都在匆忙整理文稿，大約過了半小時一卡車日本憲兵就前來包圍公寓大廈。我們的辦公室在公寓三樓，我和另外幾個同事慌忙從後樓梯往上跑，跑到上面幾層，日本鬼子沒有注意到我們，我們也不知道下面辦公室里的情況。我們在上面躲了兩小時光景，直到中午，覺得不能再在上面躲下去，就裝作樓上的居民，若無其事地經過日本鬼子的崗哨，走出弄堂口。一到馬路上，各自趕快跑回家去。回家後就考慮到哪裡去避風頭，而這時日本軍國主義眼見德意兩個法西斯夥伴都已滅亡，又受到兩顆原子彈的威懾，再加上蘇聯出兵，已無法維護殘局，終於在8月15日由天皇出面宣布無條件投降。
這時世界形勢和中國局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國共兩黨開始內戰，國民黨政府由重慶東遷，上海又由國民黨市政府控制。我仍在塔斯社工作，除了翻譯電訊和報刊文章之外，還協助社長羅果夫翻譯中國文學作品，包括魯迅、茅盾、郭沫若的作品。漢譯俄的工作對我提高俄文水平很有幫助，以致遇見俄羅斯友人常會問我在哪裡學的俄文，是在莫斯科還是在列寧格勒（聖彼得堡），我回答說是在上海，他們多半不相信。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姜椿芳同志負責中央編譯局工作，他希望我能去北京參加他們那裡的工作。1952年我去北京，但肺結核病復發，無法工作，只得回上海養病。我回滬後，一面養病，一面翻譯蘇聯文藝作品。不久上海作家協會成立，我成了第一批專業會員。每周兩次在作協參加學習。
我翻譯肖洛霍夫和尼古拉耶娃的小說與史達林去世有關
五十年代我主要翻譯肖洛霍夫作品，包括《新墾地》（《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一部和第二部、短篇小說集《頓河故事》和《一個人的遭遇》（小說和電影文學本）。此外，我還在1955年翻譯了尼古拉耶娃的小說《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
我為什麼翻譯肖洛霍夫和尼古拉耶娃的小說？應該說這同史達林去世有關。1953年3月史達林去世，蘇聯社會發生很大變化，文藝界也出現了新的局面。愛倫堡首先發表小說《解凍》，反映了蘇聯社會的巨大變化，個人迷信受到揭露和批判。尼古拉耶娃不久也在刊物上發表《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內容主要反官僚主義、關心群眾疾苦。譯文在《世界文學》發表後，引起廣泛關注。時任青年團中央領導人的胡耀邦同志特別關心，他立刻拿它在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上轉載，號召全體團員向書中主人公娜斯嘉學習。當時《中國青年》的印數是三百萬，中國青年出版社又出了單行本，初版印數就達一百二十四萬冊，影響極大。
史達林去世後，揭發批判個人迷信的文章源源不斷出現在蘇聯報刊上，引起我的注意。我漸漸明白，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強調人對人的恨，缺乏人對人的愛，也就是缺乏人道主義精神。我深深感到文藝作品首先要關心人，關心人們的苦難，培養人對人的愛，也就是人道主義精神。在俄羅斯文學中，人道主義思想一直占據首要地位，而托爾斯泰就是傑出的代表。也因為這樣，托爾斯泰被稱為十九世紀世界的良心。在蘇聯文學中，肖洛霍夫被公認為托爾斯泰的繼承人，說他在寫作技巧上繼承了托爾斯泰的現實主義，在思想上繼承了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精神。當年對肖洛霍夫的評價也是有分歧的，有人批評他反對階級鬥爭理論，宣揚人性論，不是社會主義作家。在中國當時同樣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但我通過反覆閱讀肖洛霍夫的作品，完全肯定他是最偉大的蘇聯作家，他的作品應該首先介紹給中國讀者。這樣，在五十年代，我就主要翻譯他的作品。
到了1960年中蘇關係破裂，我翻譯肖洛霍夫作品也從受到讚揚轉變為受到批判。「文革」一發生，我就受到衝擊，我被說成是肖洛霍夫的吹鼓手，肖洛霍夫在中國的代理人，全家遭殃，我兩次處於生死邊緣，好容易才挺了過來。
「文革」結束後，我更加感到，像中國這樣有兩千多年封建專制歷史的社會特別需要宣揚人道主義思想，需要強調人對人的愛，因此下決心系統介紹托爾斯泰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說。於是我用了二十多年時間翻譯了《托爾斯泰小說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