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趙佶而言，亡國前夕的日子並不好熬。1127年，金人入城以來，開封幾無晴天，這不是小說家的氛圍渲染，《靖康要錄》里記錄著開封一月的天氣，有大雨大雪，以及大霧：
七日，先雨後雪，天氣寒甚，地冰如鏡，行者不能立足。
八日，雪凍甚，人馬不可行。
十七日，霧氣四塞，不分人面。
十八日，霧氣未收，陰靄異常。至三更，大風雨，水幾二尺。
二十日，雨，至暮方止。
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皆以陰雨。
二十四日，陰霧蔽日。
二十五日，雪數尺，死者甚眾。
趕巧是國破家亡，趕巧又是這樣的天氣。《靖康要錄》如此記錄著開封一月物價：「豬肉一斤二貫五百，驢肉二千二百，而人肉一斤八百五十」。可以合理的想像，此時的開封城，也就是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里繁華的東京汴梁，已經是一幅活的地獄變圖畫。街市上都是暴露的屍首，這廂剛落氣，這廂一個飢瘦可怖的餓鬼就提著短刀，剝皮剔骨。這個餓鬼提著人皮，拎著人肉，走不動了，咽氣了，另一個就會上來拾取他的戰利品，剔去他的皮，剃盡他的肉。就這樣，吃人肉，賣人肉。
不知道趙佶在這樣的日子裡，寫不寫字，畫不畫畫。聽到當金人索取萬端，乘輿嬪御之類，趙佶不以為意，待到聽聞金人索要三館書畫，太上皇趙佶會長嘆息——「聽之喟然」，但趙佶也來不及寫寫畫畫了。靖康「恥」，要降臨了。
靖康二年，二月初六，天氣未詳，但不會驟暖到哪裡去。欽宗已為金人扣押，靖康「恥」完成了二分之一，只剩下徽宗沒出城了。吳開、莫儔、范瓊已不認得舊主，若是徽宗申時不出城，便要縱兵入城來殺人。
「上皇涕淚橫流，不得已，乃乘竹轎而出。」出城的路不好走，很是擁擠，從宮門到南薰門，擠滿了百姓，君臣對泣，無不墮淚者。十一日，金人取皇后、皇太子，車中有人驚呼「百姓救我！百姓救我！」但百姓吃著自己的肉，無暇自救，遑論其他。
趙佶被虜北行的漫長前情提要差不多就到此，餓殍遍野，淒風苦雨。
1127到1135年，是趙佶飄零的八年。北行的那一天是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正史記載，野史傳說能還原趙佶亡國前夕的圖景，自然也能模擬還原趙佶的北行道上情狀。
以道君皇帝活動年間為背景的《水滸》，好漢動輒便要承擔「刺配」二字的命運，林衝刺配滄州，宋江刺配江州，武松刺配孟州。荒唐的是，道君皇帝最終也被金人「刺配」，臉上省去面刺之苦，但即令剝皮也難以洗去的是，史書的刺面。
相當於「刺配」的北行，對於趙佶首先是一種生理上的折磨。刺配不是遊山玩水，或走或停，決定權不在趙佶。除了沒有差人拿著水火棍，行路之難並不亞於小說中飽受折磨的好漢們。
《北狩行錄》記載：「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發，隨行宗族官吏，遠觸炎熱，不諳風土，飲食不時，比至燕山，病者幾半。盡出所有衣物，命李宗言貨易藥物。」
飢也得走，渴也得走，此是第一苦；狂風大作要走，日頭高照也得走，此是第二苦；水路綿綿要走，陸路迢迢也得走，此是第三苦。而具體行路種種苦楚，又豈是十餘字所能囊括，好漢尚且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換作養尊處優的趙官家？
北行道中有一事讀來可嘆，據《三朝北盟會編》載：
太上在路苦渴，摘道旁桑椹食之，語曹勛曰：「我在藩邸時，乳媼曾噉此，亦取數枚，食之美，尋為媼奪去。今再食而禍難至此，豈椹與我始終耶！」
此或是小說家戲言，卻也是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行路苦渴的趙佶，終於二度吃到了童年時偷嘴的桑椹。當年乳母奪之，無非桑椹野果，豈能入貴人嘴？待到再識桑椹之美，官家已是南冠客！
北行之路是俘虜之路，衣食住行，自然皆不稱意。饑渴大抵是常事，能吃到桑椹已是令人心碎的美事。住，則大概常宿僧舍破廟一類，有道君詩自為證：「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
北行中種種現實苦楚，已是難耐，而精神折磨更難打熬，北行道上，趙佶寫了百餘首詩詞，都可作其身世遭逢的註腳。其中《燕山亭》一首，常為人道：
裁剪冰綃，輕疊數重，淡著胭脂勻注。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院落淒涼，幾番春暮。
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
趙佶的身世之感沉重，未嘗不是所謂以血書者。「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其詩中則有「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山南無雁飛」，總在傷心處更作淒絕辭，夢中可得故宮遊歷，卻夢也新來不做，夢醒添一重堵，無夢更添一重堵；大雁總是守時歸來，如今目斷也看不到大雁飛。清清冷冷的現實劈頭蓋臉，不容虛構。西風在耳邊吹徹，破扉在晃動，故國重回，已成虛妄……
傷心辭聊以慰藉傷心人，但很快，他甚至不能再作傷心辭，因為「二逆告變」事件。他的精神折磨從宏大的國破家亡，具體而微地到了眾叛親離。
南宋紹興三年（1133）六月二十四日，趙佶十五子沂王和駙馬都尉劉文彥向金人誣告趙佶謀反，雖然在蔡鞗諸人極力辯解下，徽宗得以證得清白，但自己親兒子平白誣告自己，做的是要取自己性命的事，能不心冷？
趙佶愴然地說，「老夫自聞男枵等有此誣告之事，深悟眾叛親離。」一想到自己所作，滿目都是思歸望鄉之辭，免不了遺人以柄，於是拾掇舊作，盡棄炎火，灰燼之餘而見傳者，只剩數篇。
1135年，趙佶病逝五國城。
趙佶在五國城時，每聞有禽獸捕於網，必買而釋之。斯人不是大惡，是一個美學意義上的人。這事曹雪芹理解得最清楚，他將趙佶視為賈寶玉一類人物。
這一類人，乃是天地所余的秀氣，在四海飄蕩，遇著了天地間充塞在深溝大壑中的殘忍乖僻邪氣，兩者一相逢，兩不相下，此不能消，彼亦難長，男女秉這一氣而生，不能成為堯舜孔孟一樣的聖人君子，也不是大凶大惡，聰俊靈秀，在萬萬人之上，乖僻邪謬不近人情，在萬萬人之下。
《宋史》謂之：「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
不是個任人愚弄的昏君，也不是嗜殺無度的暴君，用心一偏，剛好在頹敗的節骨眼上，一偏便送了大宋。老百姓從來不表美學之同情，虔州人拒絕使用宣和、政和年間錢幣，謂是徽宗「無道錢」。
不要假設趙佶只是那個端王，世間未有徽宗。重新假設趙佶，是一件徒勞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