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青春越劇社
《趙氏孤兒》播揚的濤聲
與西方讀者心靈的反響
在中法文化匯流中，《趙氏孤兒》播揚的濤聲激起如此強烈的反響，不僅取決於它本身的價值，而且與當時的歷史環境及接受者本身有關。如果我們把這部東方作品，比之為撥動西方人心靈的琴弦，那末，它發出的聲音將與讀者的心靈密切相關。對作品的內在價值和讀者理解與感受之間的關係，法國著名作家法朗士曾這麼精彩地描述過:「書是什麼？主要的只是一連串小的印成的記號而已，它是要讀者自己添補形式色彩和感情下來，才好使那些記號相應地活躍起來。一本書是否呆板乏味，或是生趣盎然，感情是否熱如火，冷如冰，還要靠讀者自己的體驗。或者換句話說，書中每一個字都是魔靈的手指，它只撥動我們腦纖維的琴弦和靈魂的音板，而激發出來的聲音卻與我們的心靈相關」。這就是說，一部作品的自身意義和價值，需要讀者的認識和理解才能體現出來。由於每個讀者總是以自己的心靈和自己的文化模式來感受、體驗、解釋和理解作品的，這就是為什麼《趙氏孤兒》的本意和西方讀者心目中顯現出來的往往並非一致，為什麼它傳入西方會出現不同的改作，產生不同的變異，激起不同的和聲的原因。在英國，威廉·哈切特，把它改為攻擊首相沃波爾爵士腐敗的政治劇；阿瑟·墨非則把它改寫為抵抗異族侵略、頌揚愛國精神的戲劇；在義大利，梅塔斯塔齊奧則把原來的復仇劇改成了供宮廷娛樂的大團圓喜劇。這些不同的「回聲」，正是由於接受者不同的心靈感受、不同的歷史環境所造成的。而伏爾泰的《中國孤兒》，無疑是《趙氏孤兒》用它那「魔靈的手指」撥動了這位西方哲人的靈魂的「琴弦」、「音板」而激發出來的獨特的聲音——從內心深處發出的獨異的呼喚。
在十八世紀的法國，伏爾泰是中國人的「積極的頌揚者和公開的擁護者」，他把中華民族視為世界上最明智、最文明的民族的偉大榜樣，把中國構想為理想中的理性王國。他曾經指出:「當高盧、日耳曼、英吉利以及整個北歐沉淪於最野蠻的偶像崇拜中時，龐大的中華帝國各部正培養良俗美德，制訂法律」，「由於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倫理道德和治國理政方面，堪稱首屈一指」。這是伏爾泰在接受《趙氏孤兒》時總的心理定勢和精神定向，或者按照接受美學理論家的說法，是認識、理解事物的「先把握」、「先結構」。這種「先把握」、「先結構」對材料的選擇與變形具有決定性的支配作用。這樣，《趙氏孤兒》碰擊伏爾泰的這顆心靈，發出來的只能是一曲頌揚中國文化的和聲，雖然原劇描寫的不僅有美德，還有醜惡；不僅有仁愛，還有仇恨，但映照在他的心靈上，就不能不發生一種落差和移位:他以心目中的理想的中國文化模式為最高的審視點，看到的是「理性與智慧，跟盲目的蠻力相比，具有天然的優越性」，因此，作家的主體意識和審美心理便發生一種主觀的傾斜和變異，對原劇血淋淋的鬥爭畫面，不能不作出「選擇」和「過濾」，而把自己深情的目光投向他意中的世界，並從心靈深處對這一理想世界發出深情的呼喚:
在這個國土上我看到的是什麼？……我雖則要用武器對付他，但是我卻崇拜他的人格，我極願把他的行為做天下的榜樣；我看到了一種古代的勤勞的和人口眾多的民族，統治著他們的歷代帝王都是有智有勇的，他們的鄰邦也都尊敬服從他們的立法制度，他們並沒有征伐的武勛，而依照傳統的習慣統治天下…
劇中人對中國文化作出的這一宣示和頌揚，道出了伏爾泰的心聲。這就是伏爾泰的《中國孤兒》這部「文化——風俗劇」產生的文化心態的依據。
伏爾泰所處的時代是理性主義為主潮的批判的、革命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這是個文明劇變、精神發展的歷史轉折關頭。作為這個時代的精神領袖伏爾泰，「不承認任何外界權威」，但在自己心目中卻塑造了、確立了一尊精神偶像，這就是以儒家道德為主體的中國精神。他崇尚儒家道德，認為是「唯一純潔的道德」，是中國「最負盛名、最文明、最完善的東西」，他在原劇中程嬰等人身上看到了這種道德的光芒，在《中國孤兒》里，他用心中的理想之火點燃，讓這種道德在尚德夫婦身上放射出更奪目的光彩，爆發出更巨大的力量。他的《中國孤兒》就是為了宣揚儒家道德而寫的，因此，他把自己的劇本稱作《孔子道德五幕劇》並在劇本初版中附上他給盧梭的信，以回答後者如下的詰難:「假如科學能純化風俗，能教導人們為祖國流血，能讓人精神振奮，那麼中華民族必然會成為明智的、自由的、不可戰勝的民族。然而，如果說，他們無惡不作，無罪不犯；無論大臣們的學識，法律的所謂明智，還是龐大帝國的民眾都不能使這個帝國免受粗野無知的韃靼人的統治，那麼她的學者對她又有什麼用呢？」伏爾泰通過《趙氏孤兒》的改造說明:「韃靼民族在十三世紀初葉征服中國已是第二次侵入了，卻同第一次是一樣的結果，征服者反被同化於被征服者，合為一個民族，同受世界上最古老的法律的支配。這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種現象。」劇中忠於先哲古訓的尚德夫婦那正氣凜然的抗擊邪惡的鬥爭，以及在這個鬥爭中激發出來的道德力量，降服蠻力的力量，正是中國精神的體現——一種理想化了的強者精神的體現。因此，《趙氏孤兒》在伏爾泰心頭激起的回聲，實際上是理性時代的感召與儒家道德的凝聚力擊打作者心靈而發出的一聲對強者精神的呼喚。這呼喚發生在他那時代，不但十分必要，而且十分及時，因為實踐證明:每當精神發展的歷史轉折點上，總需要推出一種理想的強者精神，來「振奮人心，提醒人們記住勇氣、榮譽、希望、自豪、同情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福克納語）。這是作家的責任。伏爾泰盡到了這個時代的責任。積澱著伏爾泰的歷史意識和個人感受的《中國孤兒》就這樣以道德英雄的悲劇形式表現了出來。就這是它產生的時代依據。
伏爾泰對中國道德的崇拜，對包括這種道德在內，以這種道德為主體的中國文明的崇拜，不僅是一種審美渴望，也是一種政治理想的追求。在他看來，古代中國之所以充滿一種忍讓、高尚的道德情操，仁愛的社會風尚，主要由於理想的、賢明的德政，因此，在他心目中，所謂中國精神，就不單具有倫理的價值，而且具有政治的價值。作為啟蒙運動的領袖，當他痛切地意識到「中國遵循最純潔的道德教訓時，歐洲正陷於謬誤和腐化的墮落之中」這樣一個嚴重的社會現實時，他對古代中國良風美俗的深情呼喚，就不只是要向東方尋求一種道德規範，來匡正江河日下的道德風尚，而且也是尋求一種省察社會德政的價值尺碼來匡正封建主義的法國日趨嚴重的社會時弊。他對尚德夫婦崇高美德的重塑與讚美，就不單純是要請出這對心造的東方亡靈來作一般的道德說教，而是要復活東方精神，與法國專制制度分庭抗禮，呼喚出這對東方精神的體現者，以他們為榜樣，來提高自己的國民的悟性，來強化自己的民族精神，改造和重鑄自己的民族性格，從而改造社會。因此，他張揚道德的熱情呼喚就不能不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他的呼聲是那樣清亮和激越，不能不對當時法國封建社會產生一種振聾發聵的作用。這與其說是伏爾泰的審美追求，不如說是他的政治需求。伏爾泰對《趙氏孤兒》道德精神的感悟、領會，對這一東方題材的移植改造，正像他借用古代羅馬題材創作悲劇一樣，只不過是要把自己的政治熱情，「保持在偉大歷史悲劇高度上所必須的理想、藝術形式和幻想」。從這個角度看，他的改作實際上是政治主題道德化的表現。這就是滲透著道德意識的《中國孤兒》所產生的思想依據。
由上可見，《趙氏孤兒》在伏爾泰心靈深處激起的迴響確是獨特的，它是這位醉心中國文化的哲人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靈魂來感受這部作品的結果。作為這種獨特的感受的產物《中國孤兒》，不僅深刻地反映了他的審美趨向，而且也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政治傾向、道德信念、文化意識；不僅傳達出屬於他個人的聲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傳達出了他那一時代的聲音，因而它是《趙氏孤兒》播揚的濤聲所激起的獨異而響亮的回聲。
待 續
作者介紹：錢林森
錢林森生於1955年3月，籍貫浙江臨安。現為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系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浙江省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畢業於北京大學，在比較文學方面有較深研究，著作有《中國文學在法國》、《法國作家與中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