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青春越劇社
《趙氏孤兒》與《中國孤兒》同奏:
中法兩個民族的聲音組成的樂章
文學的接受活動是兩種對立的使命統一起來的過程:一方面，作為接受主體的讀者，是作品的駕馭者，其閱讀過程，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另一方面，作為接受客體的作品，不僅以特定的內容制約著讀者再創造，同時，讀者讀它的過程，也是受其潛在功能影響的過程。我們在上面就法國和西方讀者如何以自己的文化范型和心理模式對《趙氏孤兒》進行再創造作了一般描述，這裡，我們要從作品本身出發，著重談談《趙氏孤兒》為什麼在西方產生如此反響，究竟產生些什麼影響。
普列漢諾夫曾經說過:「一般說來，為了使一定國家的藝術家和作家對其他國家的居民的頭腦發生影響，必須使這個作家或藝術家的情緒是符合讀他作品的外國人的情緒的。」我認為，《趙氏孤兒》在西方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其原因就在於，紀君祥的這部作品包含了十八世紀法國人和西方人的某種「情緒」。
如果說，「悲劇的內容是偉大的倫理現象的世界」，那末，《趙氏孤兒》所展現的正是這種「倫理現象的世界」。它所表現的揚善棄惡的倫理觀點和捨生取義的犧牲精神，不僅為我國人民所喜聞樂見，也與法國和西方人的審美心態相通。作品中體現著中華民族精魂的道德美，含有巨大的倫理力量，千百年來一直陶冶和凈化著我國讀者的心靈，也必然打動西方人的心。因為追求美和善，崇尚文明和正義，總是人類相通的美學追求。而為了這種文明和正義的事業，「捨生取義」的崇高的犧牲精神，更容易撥動西方人的心靈，使他們在感情上產生共鳴。在西方，人們總是把「崇高」視為「悲劇」的同義語，看作是最高的屬性，而崇高在英雄悲劇《趙氏孤兒》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現，完全符合法國和西方人的審美趨向。這是一。
第二、《趙氏孤兒》表現的中國傳統的文化意識（道德操守、倫理規範、美學理想），符合十八世紀法國、西方讀者了解古代中國文明的新奇心理和要求指向。在法國隨著一股「中國熱」逐步興起，各種「中國式」的戲劇、化裝舞會也曾極盛一時。那時朝野上下，宮廷內外，無不以模仿中國為榮。為了迎接十八世紀的開始，法國宮廷精心準備，舉辦了一次象徵「中國文化熱」的宮廷化裝舞會。「1700年1月7日，參加路易十四的慶祝舞會的朝臣貴婦們，無不屏息靜氣，又緊張又興奮地等待著那一刻的來臨。終於鴉雀無聲之中，他們進來了:一，二，三……整整三十名活生生的中國人，渾身上下裹在那奇怪的錦袍里，再看，他們原來還抬著一頂貨真價實的中國轎子，這要說是小型的『雕欄玉砌』，也不為過。轎子上頭，赫然端坐著那堆金砌玉、不怒而威的『中國王子』。於是乎在眾人眼花繚亂、目瞪口呆之時，鑼鼓並響，管弦齊鳴，在一片驚喜讚嘆聲中，眾仕女翩然起舞，原來這三十名轎夫，還兼了一差，充當了皇家樂隊樂手。這個取名為《中國天子》的節目可以說是再恰當不過地真正為這個將為中國的魔力傾倒的世紀作了一個預報。」宮內首倡，宮外效仿，頓時形成了一股「中國戲劇熱」，《趙氏孤兒》就在這樣的「熱流」中傳入法國，正好適應了這股潮流的需要，而劇中表現的中國文化傳統，又符合各種文化層次的讀者了解中國的新奇心理。於是，各種取材中國的戲劇便應運而生，如一七五三年的《中國人》、《回來的中國人》，一七五四年的《中國樂》、《在法國的斯文華人》等，而一七五五年伏爾泰的《中國孤兒》則把這種「熱」推到了最高點。
第三、《趙氏孤兒》高揚的抗惡鬥爭精神符合當時法國和西方讀者反封建專制的思想情緒。十八世紀的法國正處於資產階級革命前夜。啟蒙思想家在為這場行將到來的革命進行思想準備的運動中，不僅以歐洲的進步思想家為師，也把視線轉向了東方古國（特別是中國），從中汲取思想滋養。中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尤為他們所重視。因此，當他們讀到以直接反映階級鬥爭，以鮮明的政治色彩為特色的《趙氏孤兒》時，就不覺為之感奮了。「心有靈犀一點通」，劇中主人公抗暴除奸的鬥爭不能不給他們以精神上的鼓舞和思想上的啟發。在這種背景下，《趙氏孤兒》的介入正好適應了這部分讀者的思想情緒和政治要求，適應了資產階級啟蒙運動反封建主義的政治需要。伏爾泰的《中國孤兒》就是這種政治需求的具體產物。他看中《趙氏孤兒》，與其說是藝術的選擇，不如說是思想的選擇；與其說是美學的選擇，不如說是政治的選擇。他在自己的劇中頌揚中國道德，宣揚人性覺醒，鼓吹人格力量、理性力量，都是這位啟蒙思想家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熱情隱藏在悲劇形式下的表現，應當看作是他為資產階級革命所作的奧論準備的一部分。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孤兒》一七五五年首次公演轟動巴黎，三十餘年後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時再度公演又再次轟動的重要原因。
由此看來，《趙氏孤兒》在法國和西方產生的影響，是由它自身的價值和當時的歷史環境所決定的，是作品所表現的內容和西方人的審美情緒、需求指向相吻合的緣故，是作家紀君祥的「情緒」與當時西方讀者的「情緒」相溝通的結果。這種「情緒」，通過某些敏感的藝術家的改寫本的渲染和抒發，使廣大西方接受者激發出更加巨大的熱情，不自覺地拆除了民族間的「心理防禦機制」，而把《趙氏孤兒》視為唱出自己民族心聲的作品來加以歡迎。
需要在這裡指出的是，伏爾泰從《趙氏孤兒》中攝取的是具有倫理價值的題材，他把這個題材作為產生哲學啟迪和精神力量的土壤，在他筆下，題材本身實際上已淡化為抒寫他內心思想的外在框架，從中折射出的是他對社會歷史和精神文明的思考和真知灼見（諸如智慧終將戰勝蠻勇，文明戰勝野蠻，理性勝過暴力等等）。由於他的抒寫和思考凝聚著巨大的思想政治熱情，又包容了巨大的歷史敏感力，這就使他的作品不能不客觀上成為他那時代的最新觀念的一種揭示，時代精神的一種召喚，不能不鼓動千千萬萬個嚮往東方文明的讀者的熱情，產生出巨大的社會反響。這種反響是《趙氏孤兒》的影響的延續和深化，是中法文學首次交融的碩果。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伏爾泰對《趙氏孤兒》藝術的過分否定（我們說過，他接觸到的是馬若瑟不完備的譯本，這種局限是無法避免的），對題材本身的過分鐘愛和過分熱情，以致削弱甚至泯滅了他對哲學思考的情感體驗。而在運用這個題材，重新構思、重塑人物時，又讓理性作了過分的干預，致使人物成了單純傳達作者思考的工具。雖然在特定的時代，對特定的觀眾具有巨大的社會參照價值和思想鼓動力，但終覺缺少久遠的藝術魅力。當歷史的變革向前推進，原屬的時代氣氛已經更替，題材本身已顯陳舊，作品原有的力量也就隨之消失。留下的只是一個歷史的陳跡——那一時代中法文化首次相撞擊、交匯的歷史見證。
然而，在十八世紀中法文化交流的浩浩大潮中，《趙氏孤兒》發出的濤聲是深沉悠遠的，《中國孤兒》激起的迴響是亢奮有力的，這濤聲，這迴響，組合成一支新的合力，又推動著中法文化交融的滔滔浪濤繼續向前突進。
這濤聲驚動了西方廣大讀者，使他們第一次聽到了來自東方古國的聲音，第一次發現了中華民族魂魄的搏動。作為那一時代的思想家、文學家的讀者的伏爾泰，以他富於時代精神和歷史意識的藝術敏感和思想敏感，把這種發現融進了自己的悲劇世界，加進了他那獨特而熱情的聲音，騷動了愈來愈多的西方人，使他們的精神為之一振，耳目為之一新。於是，中國十四世紀的《趙氏孤兒》與法國十八世紀的《中國孤兒》同聲合奏，奏出了中法兩個民族的聲音所組成的樂章，東方作家紀君祥和西方讀者伏爾泰共同創造，使它們在西方成為映照中國文化、中華民族精魂的第一扇窗口。
這濤聲震動了法國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使他們的道德規範、審美趨向，發生了一次騷動。作為中國文化西漸的先聲，《趙氏孤兒》把以「仁愛」、「忠義」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仁學結構」帶到了法國，與十八世紀法國讀者群那躁動的文化心態相碰撞，使他們的文化心理結構來了一次動盪。迷戀東方文明而又恪守西方文化模式的伏爾泰以悲劇的形式，把這種「仁學結構」加以理想化，搖盪了西方更多男女的心。始終嚴格按照西方悲劇法則和文化模式創作的《中國孤兒》，一旦公演付諸社會接受，又不期然地突破了這些法則和模式，「成了歐洲對寫實主義傾倒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有力地刺激了西方觀眾的審美經驗和審美情趣，使他們的文化心理結構獲得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增添和豐富的機會。
這濤聲衝擊了西方文化圈的人們的保守成見，使法國和西方人第一次發現了東方一個新的文學天地。作為中國古代著名的悲劇之一的《趙氏孤兒》，正像王國維所指出的，「劇中雖有惡人交在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其主人公的意志，則列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它傳入悲劇之鄉的西方，雖然由於譯介者的刪削而失卻了原有的情韻，雖然由於西方人的文化偏見，而對其悲劇價值估計不足，但劇中這種「蹈湯赴火」的悲劇精神，還是留給了西方人以深刻的文學啟示和哲學思考。據此，一些有眼光的批評家，把它「跟古代希臘悲劇相提並論」。敏感的伏爾泰則把這種悲劇精神和體現中國哲學自覺精神的優患意識結合起來考察，由此通向理性主義的深層的哲學思考，並把這種思考的成果溶進自己的改作中，從而在西方文學史上第一次表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魂，這是中法文學首次匯融的結品，是伏爾泰的獨特貢獻。
完 結
作者介紹：錢林森
錢林森生於1955年3月，籍貫浙江臨安。現為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系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浙江省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畢業於北京大學，在比較文學方面有較深研究，著作有《中國文學在法國》、《法國作家與中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