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61年設立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簡稱海委會（IOC），是聯合國下屬唯一負責有關海洋科學及服務的機構，下設兩個區域分委會以及若干區域性計劃委員會，其中一個區域分委會是西太平洋分委會（WESTPAC）。大概看中我在一些外事活動中的表現，當時的國家海洋局動員我競選WESTPAC副主席。就這樣我成為WESTPAC首屆的兩位副主席之一，主席是日本的Nemoto教授。Nemoto教授不幸在當選主席半年後就因病去世。國家海洋局提名我去競選這個職位。競爭WESTPAC主席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當時的IOC秘書長Kullenberg先生要考察我是否能勝任，讓我參與一個專家組，觀察我在會議上與其他學者交流、表達不同意見、協調等能力；其次還有另一位副主席的問題。最後在複雜的背景下，我被任命為代理主席（Acting Chairperson），幹了一段時間後再成為期間主席（Interim Chairperson）（主席只能大會召開時由會員國選舉產生）。1993年，在曼谷召開的WESTPAC第二次大會上,我正式被選為主席。
在我任主席期內的WESTPAC有三點工作是可以稱道的。一是WESTPAC早於IOC涉足海岸帶綜合管理，在舉辦的科學大會內容及合作項目上都有體現。而IOC因職責只限於自然科學未能早日涉足此重要方面，直到進入21世紀後，IOC修改了其職責後才正式涉足海岸帶綜合管理。二是對於IOC推動的全球海洋觀測系統（GOOS），WESTPAC因為是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僅對沿海觀測部分感興趣，這與已開發國家更重視深海大洋觀測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的支持下，WESTPAC爭取到經費成立了以近海觀測為重點的東北亞區域海洋觀測系統（NEAR-GOOS）。三是修訂科學計劃框架，以適應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和學科的發展，而IOC在進入21世紀後才對其科學計劃框架做了類似的修改。
在WESTPAC主席任期中，我曾於1993年競選過IOC的第四副主席，並成功當選。兩年任期中我參與過IOC的主席會議，這個經歷讓我學習到了從宏觀看IOC的問題。
IOC主席層的任期是兩年，1999年IOC主席、加拿大的Holland先生兩屆任期屆滿。國家海洋局決定提名我競選，並廣泛爭取各會員國的支持。最後，我在1999年IOC大會上競選成功，兩年後於2001年再次當選。
四年的IOC主席對我又是一個新的經歷。主席的任務是在大會及執委會上讓會員國充分但有效地發表意見、能求大同存小異達成共識、並形成可實施的決議或行動。在休會期間主席則需要協助IOC秘書長對這些決議或行動理出重點，並監督其執行，對此我採用一年兩次的主席會議來實施，並充分調動前主席及副主席的參與。這種主席會制度以前也曾偶有實施，在我任上將之規範下來，後來一直延續著。此外，在休會期間，主席還要在秘書長的配合下，出席一些場合去為IOC爭取其應有的地位與利益。
在為IOC爭取其應有的地位方面，值得一提的有三點。一是我當選後不久適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討論IOC職責修改的問題，這時突然遇上因教科文組織內部原因而產生不利於此修改方案通過的形勢。我一方面與一些關鍵會員國駐教科文組織代表溝通，一方面與IOC秘書長Bernal先生共同起草了一封邏輯性強、態度堅決又措詞恰當的發言稿，最後有驚無險地通過了IOC職責條款的修改方案。二是與教科文組織總幹事松浦晃一郎先生的溝通，他剛上台時對IOC的一些特殊性質與地位認識不足，我適時地與他多次接觸，不卑不亢地持續提出我們的看法，最終贏得了他的信任和支持。三是與IOC秘書長Bernal先生配合，通過在聯合國舉行的有關海洋事務非正式磋商會上的幾次發言，讓有關國際組織認識到，IOC除了是聯合國在海洋科學方面的重要職能組織外，也是一個可作為近海及海洋事務的協調機構。
我與IOC的工作聯繫斷斷續續一直到2010年。回顧這20年來，參與教科文組織等國際事務雖然占據了我不少的研究時間，但這是時間用得是有意義的，是為國際及國家的海洋事業做出了一些貢獻的。（聯合國政府間海洋學委員原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 蘇紀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