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治欠薪需用鐵腕，建立拖欠農民工工資「黑名單」，加大對欠薪違法失信行為的懲戒，就是其中之一。2017年，人社部出台《拖欠農民工工資「黑名單」管理暫定辦法》，並會同發改委簽訂聯合懲戒備忘錄，對拖欠農民工的用人單位及其相關責任人實行「黑名單」管理
● 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是一個長期任務，除了需要國家對相關法律法規不斷進行完善細化之外，還需要社會公眾廣泛參與進來，共同解決、防治。只有真正做到市場主體自律、政府依法監管、社會協同監督、司法聯合懲處，才能切實保障農民工獲取勞動報酬的權益
全媒體記者 杜 曉 實習生 鄧清月
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草案）》，明確用人單位主體責任、政府屬地責任和部門監管責任，要求按約定及時足額支付農民工工資。
該條例規定，建設單位未滿足施工所需資金安排的，不得開工建設或頒發施工許可證，建立拖欠農民工工資「黑名單」，對拒不支付拖欠工資的可依法申請強制執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每逢歲末年初，農民工欠薪問題就備受關注。近年來，隨著國家對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治理力度持續加大，「黑名單」制度日趨完善，農民工權益有了更加堅實的保障。
民工群體處於弱勢
齊抓共管治理欠薪
「等了兩個月，工資總算是到手了。」務工人員劉強（化名）高興地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劉強來自廣西山區，為了改善家中生活條件而來到建築工地務工。據了解，劉強所在的公司兩年前投資了目前的建築項目，隨後該公司和勞務公司簽訂合同，勞務公司負責施工人員的分派，劉強就是其中一員。
「家裡上有老人要贍養，下有兒女要讀書。我沒有其他經濟來源，每天起早貪黑，一年到頭全靠這點血汗錢養家餬口。」劉強說，幾個月前，當他得知工資有可能被拖欠時，感到心亂如麻卻又無能為力。
「後來我了解到，在項目建設過程中，一些材料由於市場波動大幅度漲價，公司總體預算不足，需要對預算進行增補，報相關部門審核，但中間又出現各種多角債，於是拖欠了我們的工資。」劉強說。
據劉強回憶，在被拖欠工資的第二周，他和其他工人與包工頭協商無果後，便找到了有關部門反映情況。隨後，當地政府委派勞動監察部門對具體情況以及勞動合同進行核實，責令承包公司在年前付清工資。「最後公司調動了一筆緊急資金，我們才拿到了工資，非常感激政府部門。」劉強說。
務工人員李承（化名）的討薪之路則沒有劉強那麼順利。「用人單位欺負我們農民工不懂法，只是口頭作出承諾，沒有簽訂正規的勞動合同。」李承告訴《法制日報》記者，自己在2018年曾被用人單位拖欠工資。
李承說，在與用人單位協商無果後，他們了解到當地政府設立了法律援助綠色通道，於是開始申請法律援助，前後花了差不多好幾個月的時間，最終在律師的幫助下討回了工資。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目前全國多地都為農民工討薪糾紛建立了法律援助綠色通道。比如在天津市，農民工若申請法律援助不僅免於經濟困難審查，還能享受優先受理、優先指派、優先辦理的「三優」服務。
拖欠工資由來已久
重點關注欠薪企業
近年來，隨著治理力度不斷加大，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日趨好轉。但值得注意的是，欠薪問題尚未徹底解決。
不久前，人社部勞動保障監察局副局長李新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經過多方努力和多年治理，欠薪高發、多發的態勢得到明顯遏制。據國家統計局監測調查，被欠薪農民工比重從2008年的4.1%，下降到2013年的1%，2018年這一比重已下降到0.67%。全國勞動監察查處的欠薪案件、拖欠金額及涉及人數3個指標也均呈逐年下降趨勢，近年下降幅度都在30%以上。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到，欠薪問題未根本解決，建築市場秩序不規範導致工程建設領域欠薪問題仍較突出。此外，近年來，東部一些地區製造業和服務業拖欠工資的現象也有所增加。」李新旺說。
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認為，農民工欠薪問題是城鎮化、現代化過程中的歷史遺留問題，徹底解決這一問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一個過程。
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院長荊林波同樣認為，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是一個長期任務，除了需要國家對相關法律法規不斷進行完善細化之外，還需要社會公眾廣泛參與進來，共同解決、防治。各政府部門之間應該及時有效溝通信息，充分利用現代化資料庫，做好信用評估與失信登記。
2019年7月，人社部舉行了根治欠薪夏季專項行動新聞發布會。人社部勞動保障監察局局長王程在會上說，根治欠薪需用鐵腕，建立拖欠農民工工資「黑名單」，加大對欠薪違法失信行為的懲戒，就是其中之一。
2017年，人社部出台《拖欠農民工工資「黑名單」管理暫定辦法》，並會同發改委簽訂了聯合懲戒備忘錄，對拖欠農民工的用人單位及其相關責任人實行「黑名單」管理。這兩個文件頒布實施以來，各地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嚴格落實「黑名單」管理各項制度，對於剋扣、無故拖欠農民工工資數額達到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數額標準的，或者因拖欠農民工工資違法行為造成嚴重不良影響的，以及將勞務違法分包轉包給不具有用工主體資格組織和個人導致欠薪的，本著應列盡列的原則，也就是有一個算一個，一律列入「黑名單」，實施多部門聯合懲戒。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認為，不僅要把欠薪公司納入「黑名單」，還要做好企業評估，對即將欠薪、極有可能欠薪的企業同樣也要重點關注，必要時可以考慮列入「黑名單」。例如有的企業老闆已經跑路，但工人薪酬還沒到派發時間，類似高危企業需要及時關注。某些大型集團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後，其下屬分公司、子公司也應當受到母公司失信行為的連帶影響。
「惡意拖欠或逾期不主動配合調解工資拖欠問題的失信企業一旦被列入『黑名單』，在拖欠工資問題未得到糾正前，應該暫停該企業項目審批，禁止其承攬業務，並通報該企業工商註冊地行政主管部門。」劉俊海說。
信用懲戒加強銜接
信息瓶頸亟須打通
王程在2019年7月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今年以來，人社部本級共公布了三批次拖欠農民工工資黑名單，共180條，已納入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由所有相關部門在其職責範圍內依法實施聯合懲戒，比如說限制其參與工程項目招投標、在信貸融資方面予以限制、相關責任人按照有關規定不得乘高鐵高檔座位出行等。目前這項工作在各地普遍開展，不少地方力度還是很大的，像廣東、安徽、雲南等地實行『黑名單』管理工作力度較大。」
2019年1月，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在國新辦舉行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介紹稱：「我們從去年開始實施拖欠農民工工資『黑名單』管理制度，並且和國家發展改革委等30個部門簽訂了《聯合懲戒備忘錄》。我們將加大欠薪違法行為社會公布力度，全面推行拖欠農民工工資『黑名單』管理，對符合列入『黑名單』的企業和有關個人做到『應列盡列、及時列入』，並且由相關部門依職責在市場准入、招投標、融資貸款等方面實施懲戒，共有30條懲戒措施。這樣的話，失信企業在全國範圍內『一處違法、處處受限』，切實提高失信違法的成本。」
劉俊海認為，各有關部門需要進一步加大銜接力度，對失信企業作出強力有效的聯合懲戒，企業之後的相關商業活動也要受到其失信行為所帶來的限制。在企業做出下一輪項目招工時，其失信記錄必須公開，便於務工人員謹慎、正確地選擇僱傭公司。
「目前正在建設企業信用信息平台，各地也有不少類似的平台，其中存在重複建設問題，並且上下、橫向平台間尚未安全貫通，不同部門間尚未完全實現監管信息共享。有些基層執法部門填入監管系統的數據自身卻無權限調用，難以在本地區監管中發揮應有的作用。企業信用信息庫與個人信用信息庫兩個平台沒有聯動起來，企業信用信息與對應的相關自然人的個人信用信息難以匹配比對，這是失信懲戒存在的一個短板。因此，各部門、各平台之間的信息瓶頸需要進一步打通。」劉俊海說。
劉俊海認為，為了根治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除了要對失信企業進行懲罰外，還可以對誠信企業作出褒獎，起到正向激勵、懲惡揚善的作用。2016年，國務院發布《關於建立完善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制度加快推進社會誠信建設的指導意見》，其中指出，充分運用信用激勵和約束手段，加大對誠信主體激勵和對嚴重失信主體懲戒力度，讓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形成褒揚誠信、懲戒失信的制度機制。
「但在實際操作中，判定守信者的標準、程序、依據並不統一，確定守信者可獲紅利的方式也不明確。有些地方只是停留在榮譽紅利上，對於誠信守法者如何享受其他紅利，如審批紅利、監管紅利、交易紅利等，一些地方並沒有明確規定。因此，建立全國統一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企業激勵制度也是有必要的。」劉俊海說。
法律法規狠抓落實
逐步建立長效機制
據國務院根治拖欠農民工工資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王程介紹，從2019年11月15日到2020年春節前，根治欠薪冬季攻堅行動將在全國組織開展，攻堅行動的執法範圍包括招用農民工較多的工程建築領域和勞動密集型加工製造業等。
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農民工為國家建設發展作出了重大而獨特貢獻，必須保證他們獲得及時足額的報酬。要在前期專項整治基礎上，用法治手段推動根治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
關於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有著明確的法律規定，佟麗華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在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仲裁調解法中，都對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作出了規定；對於惡意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行為，根據刑法有關規定將構成犯罪。」
佟麗華認為，除了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信用體系、開展專項清理整頓活動之外，還要建立維護農民工權益的長效機制。
「不斷強化農民工工資領域信用體系建設是解決欠薪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佟麗華說，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比較複雜，各種各樣的情況比較多。企業用工分為正式用工與非正式用工，除了像一些餐廳直接與務工人員並簽訂勞動合同這樣簡單的勞動關係之外，還有更為複雜的勞動關係。
「例如發生工資拖欠糾紛最嚴重的建築領域，工資支付模式是通過開發商、總承包方、分包商、施工企業再到包工頭最後才到農民工手裡。其中各個主體環環相扣，形成一條很長的資金鍊條，如果中間哪個環節出現資金截留、挪用等問題，就會侵害處於資金鍊條最末端的農民工的權益。」佟麗華說。
採訪中，荊林波也認為，完善信用體系、建立聯合信用懲戒機制意義深遠，同時還應當完善農民工工資支付保障長效機制。
「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會涉及到『三角債』。」荊林波說，「三角債」是企業之間拖欠款項所形成的連鎖債務關係。在這樣複雜的情況下，依據現有法律法規，對於某些欠薪行為只能給予行政處罰，對於欠薪者來說，處罰力度小，違法成本低，震懾力不足。
荊林波認為，複雜的法律程序和較高的維權成本，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農民工個人維權的積極性。再加上某些地方相關部門日常監管不力，協同工作機制不暢，執法不嚴甚至缺位，使得一些欠薪行為沒有得到及時糾正。
據荊林波介紹，2017年，人社部辦公廳印發了《治欠保支三年行動計劃（2017-2019）》，其中提出，以解決工程建設領域欠薪問題為重點，綜合運用法律、行政、經濟等手段，健全源頭預防、動態監管、失信懲戒相結合的制度保障體系，用3年左右時間形成制度完備、責任落實、監管有力的治理格局，實現被欠薪農民工比重逐年下降，力爭到2020年實現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
「要落實上述計劃與目標，需要逐步健全源頭預防、動態監管、失信懲戒相結合的風險管控體系。只有真正做到市場主體自律、政府依法監管、社會協同監督、司法聯合懲處，才能切實保障農民工獲取勞動報酬的權益。」荊林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