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來華傳教的天主教耶穌會士就把繪製中華帝國的地圖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對待。他們把自己積累的製圖材料用於啟發中國人，並滿足其同外部世界關係中的好奇心。標明中國在現代繪圖學中的方位的傳教用地圖還可以回答中國人的問題，如：這些「聰明的洋人」從何而來? 在華的耶穌會製圖家們還出版了一些指導對東方有興趣的歐洲人的著作。他們深知精美的繪圖質量和漂亮的地圖外觀的好處，這是超越語言的。耶穌會士們的製圖工作還對傳教有直接的好處，有利於完成在這個龐大中華帝國範圍內宣講福音的使命。
從在華耶穌會傳教士的早期活動到18世紀後期被鎮壓為止，繪製地圖都被看成是耶穌會士、會友同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中國同事們的一個合作項目。耶穌會士們為擴大傳教規模為朝廷效勞，同時也滿足了西方學者對中國情報的渴求。
耶穌會士繪製中國地圖的傳統中有一個令人興奮的故事。18世紀頭15年，康熙皇帝(1661-1722年在位)親自提出一個計劃，命令在華傳教士對全國進行實際測繪並在此基礎上編制一幅地圖。該地圖後來在中國和歐洲出版了，為中外提供了有史以來最精確的中國地圖，這幅圖一直用到19世紀中葉。
中國地形描繪和繪圖傳統的開創同西方無關，而且早於西洋人入華，大型地圖和更加具體的地方地圖就一直在繪製著。中國地圖上的標位不是通過天文觀測而是根據地區與地區間的測距而得出的。因此通過上述方法編制出了令人驚奇的高精確度地圖
朱思本Chu Ssu-pen，(1273-1337)編《輿地圖》(Yü ti t'u，1311-1312印製)時元朝的製圖學就達到了頂峰。該圖原型當今無存，「但大約與此同時還有其它印製好的地圖……這清楚地表明，元代中國地圖完全使歐洲同時繪製的任何地圖黯然失色。」
隨著傳教士來華歐洲人的地理學知識和經驗也傳入中國。自16世紀後二十五年傳教初期以來，耶穌會士科學家一直很想了解他們腳下這塊大地的地理情況，他們研究中國人的製圖學，自己繪製當地地圖，為有興趣和充滿好奇心的中國人講解歐洲編繪地圖知識。
歐洲人繪製中國地圖過程中最重要的起步是葡萄牙地圖繪製家L·J·德巴爾布達(Luis Jorge de B arbuda)於1584年在奧特利烏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世界概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發表的地圖(圖8.1)。該圖被譽為「歐洲出現的第一幅單幅中國地圖」
利瑪竇不斷改進自己的世界地圖。他1602年世界地圖現存本為地圖繪製史上最傑出作品之一(圖8.2)。利瑪竇把所有名稱和地名都翻譯成中文，把中國置於地圖中央位置，給予中國人以「中央王國」自居的傳統驕傲感
利瑪竇的地圖又作一些改進。例如耶穌會傳教士Francesco Sambiasi(漢文名畢方濟，1582-1649)對1648年的世界地圖作過改進。改進後的地圖更為簡明，圖上地名也比利瑪竇原圖少些，自利瑪竇以來經桑比亞瑟改過的地圖搜集了一些反映現狀的新知識，如紐幾內亞正確地被稱作海島。為尊重中國新王朝，中國也不再叫「大明」--這是利瑪竇地圖上的舊稱--而客觀地標明中國中央王國(中華)。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S. J.1628-1707)出版的艾儒略新版地圖附有一份將世界劃分為兩個半球的當代歐洲世界地圖·南懷仁《坤輿全圖》(1674)主要取材於尼古勞斯·瓦斯納(譯音Nicolaus à Wassenaer)1661年地圖
從利瑪竇地圖及其派生的其它地圖到艾儒略地理學裡，中國人、日本人和朝鮮人都從中得到了許多外部世界的知識。與此同時，傳統描繪世界的工作也在持續進行。
17世紀，在華的耶穌會教士們逐漸把向中國人解釋歐洲和世界的重點轉到了面向歐洲人的東亞地理探險和地圖製作上。顯然遠東早就出現在歐洲地圖上了，但人們都遲遲不能將其面貌同現實有機地結合起來
耶穌會傳教士們不僅把新的地理學方面的情報傳遞給中國人，而且相反地也把對中國更為準確的描述傳到歐洲。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歐洲人有關中國地理學和製圖學形象在17和18世紀其實幾乎都全從在華耶穌會士們的資料中得到。耶穌會士們在很大程度上都在依賴中國地圖製作傳統。多數學者一直粗率地把許多耶穌會士的中國地圖的資料來源單獨歸於中國人。然而肯尼斯·陳(KennethCh'en)就指出許多資料來自利瑪竇
中國學者馬雍(Ma Yong)認為那種長期持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S. J.1614-1661)地圖主要譯自《全圖》的觀點過於草率。他在最近一篇研究17世紀歐洲傳教士關於中國的重要地圖製作著作--衛匡國的Novus Atlas Sinensis的論文中闡明了自己的觀點
在衛匡圖編制《地圖》同時，另一位波蘭出生的耶穌會傳教士卜彌格(Michael Boym，1612-1659)也正編制一本含中國各省和描述中國的地圖。衛匡國同新建立的清王朝皇室(1644-1911)一起工作，而卜彌格赴歐代表永曆皇帝(朱由榔)(1623-1662)的遺臣，徒勞地求助西方援助，以圖重建明朝對中華帝國的統治。卜彌格1651-1652年在赴歐途中繼續從事中國地圖和地理研究工作，但是地圖卻未能出版，也許是衛匡國作品問世的緣故。卜彌格地圖手稿散落各地，有的已經遺失
比利時耶穌會教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S. J.1624-1693)為其著作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cae Sinicae提供了一幅中國地圖(圖8.5)，如同他之前的衛匡國和卜彌格一樣他也返回歐洲，沿途宣傳，並隨身帶了一名年輕的中國青年基督教徒。柏應理著作中的地圖吸收了衛匡國的材料，他隨意從其耶穌會士同仁處獲取資料。當清王朝改設18個省多年後，他仍恪守明王朝的十五省編制。
法國傳教團來華伊始，預計地理學會起重要作用，會引起法國人對中國地理極大興趣。首批法國教團中有幾名被選中，這是由於他們經過地理學方面培訓的原因。他們在東行船上劃分了學術工作，每人一到中國即開始專業培訓，新而更有組織的合作科研項目就開始進行了。
17世紀巴黎成了歐洲繪圖發展中心。1669年義大利出生的天文學家和地誌學者卡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1625-1712)被召到巴黎主管那裡的天文台。1679年他設計了一幅巨大的球體投影圖，經過校正，表明是一大新發現，測量和觀察均可靠。
全世界學者都積極提供數據協助卡西尼繪製地圖。其中有數學教授讓德馮特奈(1643-1710，Jean de Fontaney，S. J.)。他準備出任首批法國赴華傳教士負責人，與此同時又與卡西尼一道探討為巴黎天文台提供天文數據的可能性並作一些地理學方面的觀測。1685年德馮特奈(漢文名洪若翰或洪若)離開巴黎時已經過地理學技術方面的訓練了，他表示還要為亞洲地圖提供數據。
在法國傳教團同在中國進行地理學方面的聯繫更密切了。17世紀和18世紀前半期耶穌會教育同地理學研究密不可分。
學術團體普通成員的聯繫不斷加強，歐洲地圖繪圖學家同耶穌會傳教團在地理學調整方面合作緊密，關係還在不斷發展。讓巴蒂斯特·里喬利(Jean-Baptiste Riccioli S. J.1598-1671)在遠離歐洲的傳教崗位上從事經緯度定位研究。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傳教團已為中國多數城市定了位。遺憾的是經度和地球圓周的測算還不夠精確。
法國耶穌會會士於1687年到中國後即開展了多種活動：讓人們信奉基督教，增強耶穌會士在康熙朝廷的地位，從事擬議中的科學文化研究。耶穌會一個重大項目就是負責朝廷對整個中華帝國全面的觀察。到18世紀頭10年，由於大清帝國版圖迅速擴大，對康熙皇帝來說明顯需要一份真實表現龐大帝國面貌的精確地理圖。耶穌會當即表明他們對此事的興趣和測繪及製圖方面的能力和技藝。在得到皇帝批准後，耶穌會聯合了足夠數量經過繪圖技術訓練的耶穌會會士，搜集了有關地區背景情況的豐富資料，讓會士專家們在調查整個帝國的基礎上仔細考慮繪製一份完整而科學的地圖。這項工程滿足了耶穌會編繪中國地圖的願望。他們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的意義在於又一次證明他們在朝廷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無論在中國地圖或歐洲地圖上，這份傾全力編繪的地圖可謂真正反映擴張後的清帝國面貌的第一部地理作品。經科學探險與研究而成的地圖不僅為清王朝帝國政府提供了一份科學地圖，送回歐洲後也成了歐洲人使用的中國地圖。
永平府--北直隸管轄之城府
據李約瑟(Joseph Needham)
北河(Pei River)與溫榆河(Wen yu River)周期性洪水使康熙皇帝深深感到有必要對京郊四周搞一次詳細調查的必要。1700年耶穌會會士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1663-1738)和巴多明接到繪製該地區地圖的聖旨。
加丹道路地理測繪圖及其論據
皇上對地圖很滿意，又召見雷孝思、白晉和杜德美(PierreJartoux，1669-1720)繪製自永平(音譯Yung-ping)到甘肅西寧(音譯Hsi-ning Kansu)長城一帶的地圖。
訓練有素的地理學家雷孝思負責製圖計劃，並於1708年6月4日(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帶領一小隊耶穌會測量員出發了。馮秉正(Joseph Anne 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S. J；1669-1748)雖未參加這項工作，但仍為人們留下了一本行程大事記，對雷孝思和戈比的記述作了補充
受朝廷指派繪製一幅精確的專用中華帝國圖後耶穌會著手調查中國各省並收集西藏、韃靼和朝鮮等邊遠地區的材料。十年內這項巨大工程完成了，一件驚人而精密的傑作呈遞康熙皇帝了。
到1709年5月8日
這是一項艱難的任務，該地區彷佛被廢棄多年，要找到必需的人力、馬匹和糧草幾乎不可能，須知這項任務要持續好幾個月。但皇上有先見之明，他發旨到各城鎮滿族文武官員對繪圖者以全力支持，政令如此暢通無阻，該項工作進展順利
要承擔為帝國繪製地圖的如此重大任務沒有皇帝資助是難以想像的，人們因此看到朝廷為這項艱巨任務提供方便是何等的重要。
一開始耶穌會士們便把先前將長城作為南疆的考察資料用於這項新項目。東韃靼地圖在年底完成了。如同早先的地圖，這份地圖又博得了滿族皇帝的歡心。「這幅地圖皇上很喜歡，作為在北京出生的滿族皇帝不離京城即可見到故土，他能在一刻鐘內從地圖上學到很多東西，這是僅靠聽稟報得不到的」
三位神甫奉旨著手繪製(北直隸)工作，這是京城所在的省份。他們在這一地區自1709年12月10日工作到第二年6月29日。這份地圖的不尋常性在於其位置的重要，因為是帝國政府所在地。
這幅圖更受歡迎，所描繪的省份非常著名，皇上親自詳細查看，特別留心那些他曾經路過的地方。他還要某官員實地測一測(這些官員的任務就是去鄉下時丈量道路)。他還向傳教團表明將對圖的精確性如何作出答覆，如果其餘被證明不錯，教士們的工作就更讓皇帝滿意，再不會被斥責了
如此看來直到此時耶穌會會士製圖學家似乎還處於試驗階段。中國知識界中有些人抵制西方在製圖上的影響，他們擔心自己職位受到闖入的耶穌會科學製圖技術的威脅。因為康熙皇帝頒旨繪製京都所在省份圖，該地區也已由文件和資料證實。會士們能研製出新地圖，充分顯示出自己的優勢。
出色地完成北直隸地圖後，傳教團雷孝思、雅托克斯和弗里德利三位教士被派到阿穆爾河(Rio Armur)中游
到1711年，皇帝作堅強後盾，耶穌會製圖工程明顯加快，為確保全速推進，傳教團分成了幾個調查小組。中國各省區及其餘邊遠地帶的製圖工作齊頭並進(
陝西和山西二省地圖於1712年底到1713年初由湯尚賢和麥大成完成。杜赫德(Du Halde)曾對這二幅「各寬十英尺」
滿大人把地圖呈遞皇帝，稟報情況後靜候陛下吩咐。德塔特也在恭候皇命。皇上召見了他並指出一些皇上親自察看過的地方，像內行似地多次稱讚：「一點不錯」(I-tienpu-tso)，看來地圖萬無一失了。
覲見君王者見到一件事引人矚目，皇上看了另一幅同山西、陝西有關地圖後武斷地說有條河道畫錯了。德塔特對皇帝的錯覺很敏感，委婉(出於對君王的尊敬)而明確地解釋畫法沒錯，皇帝沉思了一會兒後卻說「錯了」(Tso 1yau)，意思是說「我(朕)錯了」，這是至高無上的中國皇帝的一次大讓步
截至1715年底，餘下的十三省地圖陸續完成
神甫們需要半徑兩英寸的象限儀，他們經常要仔細核對象限儀，驗正海拔高度。他們有一個羅盤，幾部儀器，一個擺錘及其它一些為完成皇上使命所必須的設備。他們把繩索準確地分割成幾段，仔細丈量到北京的距離。一路上常常觀察太陽子午線，每時每刻都要查看羅盤方向，觀察變化和峰頂傾斜度。
在這廣闊地區雷孝思、雅托克斯、弗里德利和巴多明一直觀察標杆高度、丈量距離、注意羅盤方位單位，弄清該地區的每個細節，在這方面南懷仁神甫先於他們了
白晉(又名白進)在早期一部書中描寫了法國耶穌會士的科學準備及從巴黎帶到北京的儀器情況
其它資料提到了製作程序，但卻沒有那種像雷孝思那樣用文件資料來加以證實的了。方位基本上是用三角測量標出，最後得出來的第一幅地圖就是通過這種測量方法而來的
人們可以見到地圖繪圖學家採用的基本方法，包括測量距離以得到不同地區的經緯度。緯度劃分過程通過觀察太陽高度和北極星來完成。至於經度教士們有時藉助於月食和木星衛星，但這種方法卻往往難以達到期望中的準確度
傳教士們以北京為子午線，得到了各地的經度線讀數，他們知道自己的儀器尚不完美和精密，在巴黎如此作法甚至導致了更大的偏差，將巴黎到北京的不準確距離強加於整個過程也是不妥的
如巴德利暗示，傳教士們在依靠描繪滿清帝國的本地材料時並沒有遇到過多困難。儘管他們不時為中國和滿清官員的妨礙而困惑，但都因朝廷的支持而克服了。這些官員們由於工作方法不同，擔心其名譽地位受損而起嫉妒之心
度亞爾特在其序言中解釋雷孝思的意義並貶低非耶穌會士的作品，他說：
我們在作品中向公眾展示的情況(不同於以托勒密系統(Ptolemaic Systems)為基礎的歐洲早期地理學作品和中國的原始資料)，確實不可同日而語，我們自己本不該把自身局限在中國政府的地圖上，也不該局限在幾乎要測完整個帝國，尤其是韃靼地區，耗費了我們大量勞動，吃盡了苦頭，這都是滿清貴族帶給我們的，我們也不必印製甚麼回憶錄，只有全身心地投入。但我們決心有一個全新的開端，利用這些到手的材料，把它們當拐杖用，為觀察選好地點。我們務必把自己所帶的生活用品壓縮，必要時還包括原來的打算
其實耶穌會傳教士們對地方幫助依賴性很大，並非如他們所說「自己走自己的路」
康熙皇帝頒旨選派幾名官員主管丈量，因此末了他們對所經之處的地名都記熟了。計劃要測繪之處的地方文武官員領著挑選的測量幫手靜候差遣，算是報答浩蕩皇恩。一切工作井井有條，準時按計劃進行。這是皇帝聖明的有力證據，要測繪如此龐大的帝國疆土，沒有上下左右的支持是不可想像的
為遵循皇帝旨意各地還為耶穌會做了大量其它工作。
儘管杜赫德在書中致謝部分說得不夠明確，但還是間接地提到傳教士們應感謝對地理學。繪圖學重要性認識不斷提高的中國人。
李約瑟可能因親華而褒揚過頭了，但我們不妨也聽聽他的說法：「由於掌握這部分知識的那一代中國地圖繪製者的紮實工作，中國製圖學才成了現代地理學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毫無疑問，中國人在搜集西藏製圖材料中起了明顯的作用。須知，為該地區繪圖並列入傳教士計劃中，但耶穌會士的地圖中卻包括西藏。為給西藏繪圖，也為幾個不易進入的地區(如日本、朝鮮及滿洲邊遠地區)，傳教士們使用了滿漢官員們提供的資料
1721年在中國出版的第二版木版教會地圖(32張)就用的是根據這次獲取的西藏製圖資料繪製而成的西藏地圖
關於朝鮮地圖繪製材料也取自中國，因為傳士教很難到該王國考察探險。雷孝思又一次挑起了編制朝鮮地圖的重擔，著手分析中國人得出的數據，再將其同耶穌會友們在邊境地區發現的情況加以比較。儘管不太行得通，所得資料準確性也成問題，但他可根據這眾多材料作出自己的判斷。
神甫們除依賴所提供的不能去的地方材料外，還利用滿、漢學者及其助手為他們的測繪工作出力。其中之一就是何國棟(譯音，Ho Kuotung)(18世紀人)
傳教士們在康熙年間大規模的地圖繪製活動顯然得到中方大力支持。皇帝個人興趣及其統治這龐大帝國需要的學識不僅推動了教士們的測繪工作，也鼓勵了漢人、滿人和蒙古人的探索活動
有人也許會問，既然傳教士們都全力投入地理學方面工作了，那麼誰來關照為數不少的中國教徒呢?1717年，約有120名傳教士在華工作，其中28名屬法國教會
耶穌會為康熙皇帝準備的地圖集被送到北京，這表明測量工作已告一段落，下一步計劃是印製中文版了。1717-1726年間四個不同版本問世。第一種為1717年有28張圖的木刻本，即英文題為《綜合皇家地圖集》(A Comprehensive Imperial Geographic Atlas)的《皇輿全覽圖》(Huang yü Ch'uan lan t'u)。該版雖屬綜合數據而成的首印本，在製圖史上意義重大，但很快就被校正、修訂了。1719年含32幅圖手抄本完稿，其中補充了三幅西藏與黃河上游地區的地圖。地名及其它術語均已得到規範，滿文術語也不用了。該版有44張，系會外牧師馬國賢(又名里拔或李帕，Matteo Ripa 1682-1745)在北京用銅版印製的。馬國賢參加了耶穌會實測活動，是一個熟練的銅版雕刻家，先前曾創作了一套36張銅版畫--「熱河行宮全景」
1721年32張第二個木刻版問世，馬國賢根據1719年版式，對許多細節做了校正，對西藏和黃河上游一帶也做了進一步訂正，並把名詞術語由滿文規範為漢語
耶穌會神甫們的原版地圖經登錄後今存外交檔案館。這是韋爾熱納先生(Mr. Vergernes)以終身年金3,000法朗為代價從丹維爾(d'Anville)處買回的。該地圖編號為No.1648a，是用較堅硬的中國紙裱好的，藍色中國絲綢作封面。城市名稱皆用漢字。
1726年單張中國和滿洲地圖列入《古今圖書集成》
18世紀晚期，乾隆皇帝授權耶穌會第二次勘測。葡萄牙傳教士傳作霖(Felix da Rocha，1713-1781)和若昂·德埃斯皮納(譯音，João de Espinha，1722-1788)被派往外出實地測量，並繪製松花江和土耳其斯坦新近被劃入清帝國版圖地區的地圖。在1756到1759年幾年緊張工作期間
從宋君榮(Antoine Gaubil，S. J.)通信錄中我們發現，雷孝思曾將一冊(多冊?)1721年康熙時代耶穌會木刻本地圖送往法國
杜赫德《描繪中國》中的精美地圖的出現有複雜的偶然性。如前所述，17世紀晚期赴華的許多法國傳教士都精通數學和地理、三角測量知識，這時他們具有特別重要性。他們赴華正是清帝國急劇向外擴張之時，這就導致了帝國統治者繪製一份反映帝國全貌的綜合地圖的想法。耶穌會傳教士們依靠中國合作繪製地圖的傳統，用實幹證明其科學技能，而且還贏得了朝廷對這項巨大工程的支持。
耶穌教會忙於這項工程的動機是多方面的，當然科學調查是一個重要因素。例如衛匡國，其早期中國地圖不用三角方法測量，經常用傳統的中國繪圖技術，然而制出的地圖質量幾乎只有法國教士能及。因此在華的傳教士們多麼想儘快地見到在巴黎印製的地圖啊!1725年左右他們派人把地圖送到法國以後真不明白杜赫德為甚麼遲遲不開印。傳教士們多次寫信到法國催問為甚麼總見不到地圖問世。當然杜赫德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把地圖壓在手裡直到為其寫出評論。該份附帶評論的地圖被收入四卷集《描繪中國》，外加頗為壯觀的其它地圖，更是人們求之不得的了。
對為一廣闊地區製圖的中國測繪工作，歐洲學者、商人、傳教士和公眾都很感興趣。杜赫德和丹維爾地圖繪製得如此好，耶穌會會士測量資料如此全面，中國又被描繪得如此準確、客觀，這是18世紀中葉歐洲和歐洲許多地區的地圖望塵莫及的。1708-1718年間耶穌會地圖及其不同版本直到19世紀末仍然是中國、韃靼和西藏地區地圖的基礎。
耶穌會各部門間為完成這份地圖配合十分默契。傳教團125年的辛勤勞動同學習中國本地地圖繪製學傳統結合在一起，構成了後期傳教士們依賴的基礎。儘管法國耶穌會的科學價值也已被承認，但他們同中方合作繪製地圖的最終目標還是在這龐大帝國內宣講福音。它仍然被看作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其結果是為傳教士們贏得了中國皇帝的恩寵以及傳教區內官員和百姓的好感，並獲得去清帝國邊鄙地區的許可。
利瑪竇繪製之《坤輿萬國全圖》
北疆譯
【注】
(94)該版有41張或44張。見沃爾特·福克斯：《Materialien zur Kartographieder Mandju-Zeit》，Monumenta Serica 1(1935-1936)：Pp.426-427。
(95)馬塞爾·德東布：《Les Originaux Chinois des plans de ville publiés par J. B. Du Halde，S. J. en 1735》，收入Actes d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20-22 septembre 1974，Chanti1ly.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 aux ⅩⅦe et ⅩⅧe Aiéeles(巴黎，197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