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我仍然是文學工地第一線的勞動力

中國吉林網 發佈 2020-01-19T17:09:52+00:00

眼見他踐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登上不同的講台談笑風生,也見他在《朗讀者》的舞台深情朗誦《明年我將衰老》:「我仍然是一條笨魚,一塊木片,一隻傻游的鱉。我還活著,我還游著,想著,動著。活著就是生命的漫漲。」

常常見證到文學現場一線作家的勤奮和活力。

比如王蒙。

這位從1953年開始創作長篇小說《青春萬歲》的作家,在85歲這一年,願望是「還希望以耄耋加饕餮之力,再當好數年文學生產一線的勞動力」。

他是與黨、國家、民族共命運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僅限於文學作品)直接地、客觀地、藝術地反映了中國當代的重大事件和各族人民的心路歷程。他與新疆人民共同生活十六年,為維護民族團結和睦做了大量實際有效、不可替代的工作,這在當下尤具特殊意義。他對黨、國家和人民懷有一種切入骨髓、捨我其誰的情感和責任,這一切在他的各種作品中表露無遺。2019年9月,王蒙獲得國家授予的「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是獲獎者中惟一一位作家。

眼見他踐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登上不同的講台談笑風生,也見他在《朗讀者》的舞台深情朗誦《明年我將衰老》:「我仍然是一條笨魚,一塊木片,一隻傻游的鱉。我還活著,我還游著,想著,動著。活著就是生命的漫漲。」

202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王蒙50卷本新版文集。

中華讀書報:進入新世紀以來,您的創作是怎樣的狀態?

王蒙:我到現在為止,寫作的勢頭很歡實。新世紀之初,我寫的小說並不多。主要寫微型小說,加在一塊兒有二三百篇,結集《笑而不答》,後來總題名改為《尷尬風流》,那裡頭更多的是理性。我是受佛教《百喻經》的影響。後來又寫了孔孟老莊加列子的系列,多少帶點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的味兒。

其間以地名為名的,我寫過《太原》,寫過《濟南》,2006年有天晚上從天津返回時趕上大霧,寫了《秋之霧》,寫被偷盜的故事《懸疑的荒蕪》,另有《岑寂的花園》;略顯零散,但一直沒有中斷。

2013年,我把四十年前的作品《這邊風景》拿出來出版了,反響比原來估計得好,之後,寫小說的勁兒連上了,密度還不小。2014年出版《悶與狂》,2015年出版了《天下歸仁》《文化掂量》《奇葩奇葩處處哀》。2016非常集中,三家刊物同一時間發表了三篇作品:中篇《奇葩奇葩處處哀》(《上海文學》),短篇《仉仉》(《人民文學》),短篇《我願乘風登上藍色的月亮》(《中國作家》)。《女神》先在《人民文學》(2016年11月)發表,2017年出了單行本。

我近年也寫過不少談傳統文化與文化自信的書,同時我一直興高采烈地寫著新的小說。2019年1月發表了《生死戀》和《地中海幻想曲(外一章)》《郵事》,12月發表非虛構小說《笑的風》,現在正擴充成一個真正的長篇,準備出單行本。

中華讀書報:為什麼能保持這麼好的狀態?

王蒙:寫作特別提精神。只有在寫小說的時候,我的每一粒細胞都在跳躍,我的每一根神經都在抖擻。我說過,文學是我寫給世界的情書。文學是人生的味道和佐料,文學是比我的生命更長久的存在。

中華讀書報:有作家認為,「寫小說與娶媳婦一樣,是年輕人的事」,還有作家表示多少年紀以後再不寫小說,甚至也有作家覺得一想到寫小說就煩。您如此熱情如此持久的創作狀態跟什麼有關?

王蒙:感謝歷史,感謝時代,我的生活積累多,看到的滄桑也多,任何一點小事都能使我感到社會的變化。比如語言,很多說法和過去都不一樣。都是北京人,我上小學時得意叫「得」(děi),現在知道這詞兒的人都不多了;「爽」這個詞過去絕對沒有,是受港台影響;「牛」這詞兒也是近兩年才火起來。吃的東西不一樣了,對城市的感覺也不一樣。這些變化對寫小說的人來說太好了。寫上世紀30年代是一個勁兒,寫50年代是一個勁兒,進入新世紀又不一樣,我自個兒的感受也不一樣。各種存貨也多,記憶也多,我興趣也廣泛。我知道的事兒多。

中華讀書報:但是大家都經歷著同樣的歷史同樣的時代。

王蒙:各人情況不一樣。興趣也不一樣。寫的多寫得長不算優點,只能算我的一個特點。普希金三十多歲就被殺了,也照樣偉大。領導同志在宣布我被授予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的時候有一句話:「王蒙從事創作六十多年,筆耕不輟,寫下了大量有代表性的文藝作品,對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筆耕不輟,這是王蒙的特色。2019年光小說寫了近二十萬字。

外國有很多八九十歲寫小說的作家。但是也有人鬧過笑話,我在文化部的時候接待過義大利作家莫拉維亞,他八十多到中國訪問時說,他上歲數後,有次新寫完一篇小說,交給編輯,編輯說,您三十多年前已經發過了。他不信,自己找來一看,還真寫過。這個故事很可愛。我現在暫時沒到那個程度。如果到了那一天,請舒晉瑜給我打電話:老王你歇會兒吧!

中華讀書報:非但「沒到那個程度」,沒想到您現在寫愛情居然寫得盪氣迴腸。比如《生死戀》。而且您筆下的愛情也一直有變化。1983年,您在中篇小說《深淵》(《小說界》第3期)的開篇寫道:「我詛咒愛情。」2019年出版的《生死戀》令人感慨萬千,唏噓不已。您筆下的戀愛有自己的觀察體貼,寫起愛情來仍然出生入死。

王蒙:六年前《人民文學》上刊登了我的一篇寫山村農民的小說,編輯接到同學來信,說你們怎麼敢用與王蒙的名字相同的名字標註作者。他們沒有想到我也寫農村。我寫過北京郊區農民,也寫伊犁的農民。也有朋友告訴我,如果把《生死戀》的題名放到一大堆小說名目中讓她猜,費盡洪荒之力,她也不會想到王蒙的小說起這樣一個標題。

中國太豐富了,有輝煌的古代,有近現代的尷尬和委屈,有從痛苦中出現的新的生命和新的中國,尤其改革開放後,急劇變化的中國帶來各種生活的變化,既是挑戰也是麻煩。每個人在生活中有各種命運,好人也有受挫的命運,但也有美好開闊的命運。《生死戀》就是這樣。比如主人公二寶因為父親的出身自小抬不起頭來,本來是倒霉的處境,但他又很可愛,一歲的照片放在中國照相館的櫥窗里。碰到改革開放,二寶、山里紅出國,二寶又被跨國公司聘到中國南方任合資廠廠長。在兩地分居的情況下,產生了婚外情。二寶特別善良,是老派的好人。正因為他太好了,對原來的夫人提出離婚的時候,以凈身出戶為代價。但是當他辦完離婚手續,情人已經嫁人了。特點在於二寶對對方的尊重,他不讓自己與情人商量著去處理原有的婚姻,奇特點在這裡。結果二寶雞飛蛋打,只能自殺。這是由於特殊的境遇下婚姻和感情的遺憾,只能說明中國社會越來解放,人的可能性越多,前景的多樣的可能性。這是社會的變化,生活的變化——生活就是過程,是氣氛,是場景,是細節。有人讀《生死戀》,說最有興趣的是,小說里寫蜂窩煤上貓尿的味道。讓他回憶起,下完雨後鷚鸝(學名蜻蜓)在空中飛。

中華讀書報:您其實也不單是寫愛情,而是力圖反映社會的變化。

王蒙:一開頭寫《生死戀》,吸引我寫的不是要寫什麼題材。是我碰到的生活故事,越寫越想到這些。我覺得最感動的是人的純正,善良。二寶心太軟。一開頭他半推半就,沒法不接受山里紅的愛情。這故事打動了我,情節打動了我,北京大雜院的生活感動了我,和這其間人的命運的起起伏伏感動了我。

我寫的這些人是從青年時代寫起,一直寫到老,時間的跨度非常大。一開始充滿陽光的事情後來充滿麻煩。時間在那裡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我寫後來的故事,都有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事物縱的發展中變化幾起幾落。我是非常生活化、歷史化、滄桑化地寫這些故事。在急速發展的情況下各色人等的生活變化所遇到的挑戰,生活領域的開拓,當然也會有各種困惑。中國十幾億人的國家,現代化起來絕非易事。《活動變人形》里就是寫的這個。

中華讀書報:您的寫作幾十年來也有一以貫之的思考。

王蒙:中國社會在急劇發展中遇到新的困惑新的問題,寫小說可以對此有所回顧有所溫習有所懷念,或有所紀念。簡單地說,是寫中國的急劇發展轉向現代化過程中人的命運。每個人都有一齣戲。

中華讀書報:但是您寫起來舉重若輕。

王蒙:我寫的是生活,有情感有記憶。寫野貓也是帶著情感,「在天願為比翼鳥在房願為互叫貓」;寫煤球爐子也是有情感的,寫出國留學洋相也是有情感的,都經歷了。中國人命運的戲劇性太強了。

中華讀書報:還有很多故事,看上去都有您的影子,這種敘述語調的不同帶來什麼?

王蒙:總會有經驗的根據。美國作家杜魯門·卡波特有虛構,也有非虛構小說。他寫的謀殺案真實存在,但是故事性強,寫小說的人和寫報告文學的人不一樣,感受事物敘述事物的方式不一樣,用的詞也不一樣。報告文學要表現時代、表現事件,不管寫得怎麼漂亮,一看就有新聞性;非虛構小說則不論如何非虛構,仍然充滿了小說感、小說性、小說味道。非虛構的新聞性被小說性代替,有故事的玄妙,有語言的細節,有情節轉換,有表情……所以它不是報告文學。

中華讀書報:一般來說,多數人理解非虛構就是除小說之外的作品。您怎麼理解非虛構小說?

王蒙:不同的體裁,在取材、細節、氛圍、展開推進以及語言的推敲、渲染與色彩,節奏與氣韻上,並不一樣。報告文學要有新聞性、時事性、問題性;而非虛構小說可以有這些,同時更要有小說的小說性,例如曲折、故事、細部,與真人面對真事時的奇思妙想,要發掘非虛構的人對於非虛構的事的充分想像,這樣的想像中可以洋溢著最最真實的卻又是突破了真實的虛幻與結構。一篇好的報告文學內容,未必寫得成非虛構小說,而一篇別致、有趣、多情的非虛構小說,如果作為報告文學發表,同樣使人彆扭。

比如《紅樓夢》也可以有真實的事情,可再真實也寫得像小說。秦可卿淫喪天香樓是醜事,可是加上了風月寶鑑,加上了詩詞歌賦,加上她平時待人接物很受歡迎,死得又如此之神秘,曹雪芹寫她是當小說來寫。如果把秦可卿的死當成醜聞和爆料來寫又不是小說了。斯諾寫對中國的印象,就是報導。可你要是換一個小說家,來中國轉一圈回去還是寫小說。

一般的小說不願如實地寫,否則不能滿足小說化的追求,而且動不動會找來麻煩。但也有的事,特別願意如實地寫,真名實姓地寫,願意明確地告訴他有這個事,並非虛構。

中華讀書報:《奇葩奇葩處處哀》寫女人寫得也非常絕妙。尤其是《女神》,寫對張仃夫人陳布文的回憶,但是您從來沒見過她?

王蒙:《奇葩奇葩處處哀》中我最有興趣的是聶老太太,一頓飯只吃一個半餃子,照樣活八九十歲。《女神》寫的是實際的事。沒有當時寫,過了很長時間,增加了記憶,增加了自己的分析和興味加上幻想。即我的真實的,非虛構的幻想,一件事三十年過去了,念念不忘,肯定有興味和關注在裡面。這些興味和關注,寫小說的人,表現出來和寫散文、寫報告文學、寫記敘文都不一樣。寫小說的人對某些情節有興趣,也許人們覺得普通,但他偏偏覺得有興趣,他的神經末梢被打動了。

中華讀書報:《人民文學》卷首語評價《笑的風》「在主要人物的履跡和奇聞之中,旋起五十餘年的時代之風。」的確,不僅僅是中國和中國人所經歷的歷史生活信息,看似隨處溜達的視角和活泛如水的語言也非常飽滿。

王蒙:《笑的風》內容比較多,全是乾貨,有些地方,留的餘地也比較多。你可以理解為是風送來的笑聲,也可以說風笑了,也可能說笑乘風來,也可以說風本身是笑的。《笑的風》里,女性在歷史的發展中,他們的命運,付出的代價,沒有人寫過。我舉個例子,中國偉大的變革中,出來了許多的偉人名人大師聖人,往往也總有一個女人向隅而泣,就是他們被包辦的婚姻的另一方面,他們的原本妻子只能被休棄。在大風暴中,男人成為先鋒——我沒有反對他們的意思。但是誰替那些女人說話?我看過一篇回憶文章,說有人告訴孫中山的原配夫人,說孫中山準備和宋慶齡結婚了,她立刻回答了一個字:「可」。她應該也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但是她們的大多數被視為封建主義的「殘留」,她們可能是小腳,可能是文盲,但她們是封建婚姻的代表嗎?被拋棄之後還有可能嫁給別人嗎?都沒有人想這個話題。

中華讀書報:很想知道您寫的時候是怎樣的心態?

王蒙:我同情每一個人。

我的小說里有些人物表現了純潔,也是我對人的理想。儘管人身上有很多弱點,也還有許多美好,還有讓你喜歡的東西。理想,指的不僅僅是理論或概念或願景。首先要有你的喜歡傾向,有你的感動。你有所喜愛有所感動,你被好人所感動,說明你希望人們的未來更美好。寫作和喜歡和理想和感動和期盼分不開。寫作變成非常自然的事情,我的生命中不可能沒有寫作。

中華讀書報:您的寫作一直都充滿激情。而且特別可貴的是您還一直寫詩,出版了《王蒙的詩》。

王蒙:陸文夫到處說,王蒙首先是詩人,其次是小說家。小說里我不愛編故事,可是現在我編得最多的是故事。《青春萬歲》最普及的是「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來吧,讓我編織你們……」從網上看吧,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的主持人,演員里也有很多人朗誦過的。我喜歡詩,詩情來了按都按不住。曹雪芹時期,詩和散文是高雅的,小說和詞是通俗的。小說就是段子,最早見於《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那時認為小說就是引車賣漿之流都能懂的段子,就有低等的意思,不是宏文。所以曹雪芹有機會寫詩寫賦,表示他不是「段子手」。

中華讀書報:詩歌也收入《王蒙文集(新版)》(1-50卷)嗎?可否談談您的新版文集?

王蒙:文集收入1948年至2018年的主要作品,編為50卷。文集出版我很高興,這麼多年確實筆耕不輟,始終保持著寫作的旺盛的精神驅動。到現在為止不覺得沒什麼可寫,不想寫了,甚至煩了,想休息了。我還有那麼多的東西能寫,寫起來確實有興趣。文集出版,也是一個立此存照。也是一個社會發展的歷史的證詞。寫了很多美好,也寫了很多艱難,也寫了很多遺憾。

中華讀書報:您被授予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是惟一一位作家。能談談您的感受嗎?

王蒙:對我個人來說,是最高的榮譽。對我來說是一個鼓勵、是我繼續充當「文學生產一線的勞動力」最大的鼓勵。當然我也應該寫得更好,光筆耕不輟不行,我希望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中國人講「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文章各有特色,不是說得了稱號就比誰寫得好。我只有向所有朋友們文友們學習才能行。這個榮譽稱號表現了中央對各行各業的人的一種鼓勵認可。有很多科學家,有戰鬥英雄,跟那麼多人相比,我也算不得什麼。但我自己非常高興,非常受鼓勵。我願意拼耄耋加饕餮之力,再當好數年文學生產一線的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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