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史，小工匠。擇一事，終一生。
—《我在故宮修文物》
《我在故宮修文物》紀錄片播出後，在網絡的迅速傳播下，在故宮裡修鐘錶的王津和亓昊楠師徒在網際網路上大火，王津成了眾人眼中溫文爾雅的「故宮男神」，而他的徒弟亓昊楠也成為了「時間男神」。
故宮博物院的鐘表收藏居於世界首位，現存一千餘件鐘表，代表著18—20世紀初世界鐘錶發展的最高成就。
尤其是在乾隆時期，鐘錶發展達到了一個鼎盛時期，甚至在內務府造辦處下設做鍾處，以製造、修繕鐘錶為專職。
西洋鐘錶最早傳入中國，是於1601年一位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託人送給明朝萬曆皇帝。
與當時普通的陳設品相比，鐘錶還有計時的功能，而這些鐘錶除了計時功能以外，還利用機械聯動原理,使上面裝飾的人物、鳥獸、花卉等玩藝系統不斷變化。所以在使用過程中出現損傷在所難免，需要專業的修復工匠進行改造、維修和保養。
跟隨利瑪竇學習鐘錶技術的那4名太監,是宮廷里最早的鐘表維修工。但在此之後的40多年內,明清宮廷檔案鮮有關於鐘錶技藝的記載，直到清朝順治五年(1648年)，這門技藝才以一種傳承有序的方式得以發展。
1924年，末代皇帝溥儀被趕出皇宮，鐘錶匠人卻始終留在紫禁城內，鐘錶的修復技藝，是唯一在故宮裡一直綿延下來，沒有斷層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古代鐘錶修復技藝於2014年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從1648年記載開始，這門文化絕藝已經在故宮傳承了300多年，繼古代鐘錶修復技藝的第三代傳承人王津之後，亓昊楠成為故宮博物院鐘錶修復的第四代傳人。
其中，清末的徐文璘老先生是古鐘錶修復技藝的第一代傳人。
作為故宮博物院鐘錶修復的第四代傳人亓昊楠在2005年本科畢業以後就來到了故宮文保科技部工作，其後拜王津為師，到今年已經是第15個年頭了。
當時亓昊楠想的僅僅是大學畢業之後，學得一門手藝，有一門技術傍身。
而亓昊楠心態的轉變則是工作七八年的時候了，在一次採訪中，亓昊楠提到：「修復鐘錶其實是磨練心性的一個工作，要坐得住板凳，耐得住寂寞。之前因為自己對這項技藝保持著新鮮感，還有修復後的成就感，都會促使你不停地修下去。」
「但是大概到了我工作七八年的時候，心態會發生一些變化，可能到了一個所謂的瓶頸期。到了那個階段，你就覺得修的鐘表也挺多的了，技藝也差不多了，再修起來雖然是一種工作，但是那種激情和新鮮感就已經沒有了。因為年輕人還是想嘗試一些新的東西，想干一干其他行業的工作，體驗一下，感受一下，其實我也動過這樣的心思。」
其後在王津師傅的引導下，第七年的時候亓昊楠的心態已經與往日大不相同，他提到：「我們這是一個非遺的門類，所以我們還是想繼續像師傅一樣，能夠把故宮的鐘表修復技藝更好地傳承下去。我不是也帶了兩個徒弟嘛，所以這項技藝已經傳到第五代了，所以還是希望能夠在自己這退休之前修更多的鐘表，把技藝傳承下去，讓更多的鐘表能夠展現給喜愛鐘錶的人。」
這在十多年修復的過程中，亓昊楠從23歲到38歲，從一開始只想掌握一門技藝，到看到鐘錶之後對鐘錶產生的熱愛，再到修復的瓶頸期，最後到現在堅守。
而在這麼多年的修復過程中，亓昊楠和師傅王津修復工作中印象最深的一件鐘表則是瑞士鐘錶大師路易斯·羅卡特於1829年製造的魔術人鍾。
從2005年亓昊楠進工作室的時候，這一件世界孤品洋鍾「老人變戲法鍾」就放置在工作室展示台的一個角落裡，在他的記憶中，當時他的師傅王津則有空的時候就圍著那個洋鍾看一看。
洋鍾「老人變戲法鍾」雖然形狀完整，但機芯、開門已經壞了，鏈條也斷了。
這座鐘表內部結構極其複雜，底盤齒輪盤根錯節,像「迷宮」一樣，瑞士專家稱「這是世界上最複雜的西洋鐘錶之一」。
70厘米高，50厘米寬，厚度約30厘米，鍾里的戲法老人，手中的豆子、小球可變色。運轉時，鐘頂小鳥不斷張嘴、轉身、擺動翅膀，身下圓球隨之轉動，三個圓盤也同時不斷變色轉動。
由1000多個零件組裝成了7套系統、5套機械聯動，底盤的齒輪多得就像一個「迷宮」，某個環節出一丁點兒偏差，整體就「活」不起來。
直到後來，荷蘭自動音樂鍾博物館的館長帶著他們的修復師來到故宮，想對這件鐘進行合作性修復。但俄羅斯冬宮博物館的鐘表負責人所報的維修費用非常高，並且也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把這件鐘表修好。
這時候這對師徒決定開始修這件鐘表了，先把所有零件拆下來，除銹、清洗、組裝，最後調試出演繹的效果，這個過程從2009年到2010年，花費了近一年時間。
亓昊楠覺得自己師傅16歲進宮，工作了大概45年，已經修復了300餘件鐘表。
而他20多歲入職，到現在修復了100餘件，在工作年限和工作數量上永遠也追不上師傅王津了，但可以將師傅的鐘表修復技藝和他的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這個工匠精神被人誇誇其談的年代，堅守工匠精神可能也正如亓昊楠所說「就是做一件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然後爭取一直堅持下去，保持一份最高的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