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5年至公元284年，羅馬帝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即三世紀危機。在這段時間中，社會動盪黑暗，經濟全面蕭條，戰爭連綿，推動了羅馬帝國晚期經濟重心的東移。相反，東部的小農經濟繁榮，商業崛起，社會穩定，吸引力經濟重心的轉移。因此，羅馬帝國晚期時，經濟重心向東轉移，並成為政治中心轉移和社會變革發展的根本原因。

羅馬共和國時期維拉經濟繁榮景象下的隱患

羅馬帝國處於奴隸制與向封建制度過渡的時期，奴隸與自由民的矛盾，元老貴族與皇權的矛盾，作為統治基礎的自然經濟與未能被充分利用的商品經濟間的矛盾。三對矛盾在羅馬帝國的長期發展中始終未能被解決，並最終在三世紀激化，造成了社會的動盪，逼迫經濟重心的轉移。

在羅馬共和國末期，國家權力掌握在元老布魯圖與卡西烏斯手中，元老院擁有極大的權力，這一情況並未能在奧古斯都統治時期徹底根除，元老貴族始終威脅著帝國皇權。

一方面，皇帝通過不斷發動海外征服，試圖擴大公有土地、增加自耕農來增強自己的實力，以抑制貴族的權力，另一方面，元老貴族又利用自己的權勢進行土地兼并，迫使自耕農破產，以增強自己的勢力。至布匿戰爭以後，羅馬公有土地擴大了一倍，但同時廣大的土地意味著困難的控制和管理，分散的土地和自耕農也使土地制度由公有制逐步向私有制轉變。貴族的土地兼并也快速進行，使維拉經濟迅速崛起，自給自足的經濟衰落。

維拉經濟下，土地集中，分工細化，生產規模化，更易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擁有大量土地的貴族趨利避害，種植亞平寧半島適宜的葡萄、橄欖等商品作物，利用優良的海港，追隨海外戰爭的腳步，發展商品經濟。

《農業志》指出，購買地產"附近最好有大城市或海、或可行船的河流、或熱鬧和良好的道路。這裡強調的不是土地肥沃、氣候適宜等條件，而是與產品銷售流通有關的市場條件與交通情況。"可以看出，維拉經濟已經打破自然經濟的格局，關注市場與商品，具有莊園經濟市場化的趨勢。

雖然如《農業志》記載，它指導了如何經營生產：生產優質酒而產量豐富的葡萄園居第一位；灌溉菜園第二位；種植柳樹第三位；橄欖園居第四位；牧場第五；穀物第六；森林第七……對於當時的生產力和經濟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形成了繁榮的局面。但是在商品經濟發展、自然經濟格局被打破的情況下也埋下了一系列的隱患。

一是市場發展下，奴隸作為生產力的作用被削弱，奴隸制達到了瓶頸期，且貿易結構具有奢侈品過多的問題;二是為了應對瓶頸期的奴隸制所帶來的問題，實行了隸農制，但隸農具有小農所固有的脆弱性特點，易受戰爭和政治影響，易破產而被兼并;三是莊園經濟下，中央的稅收受到影響，元老貴族的稅收難以收取，為國家的財政帶去困難。

三世紀時期三對矛盾的激化與羅馬帝國的崩潰

於是，國家越發重視通過海外擴張去獲得更多的公有土地和自由民。塞維魯王朝時期，提出"讓士兵發財，其餘的人可以一概不管！"卡拉卡拉時期，頒布《卡拉卡拉敕令》，"把羅馬公民權授予羅馬境內所有自由民"，其目的是徵稅斂財以維持軍事。這樣做的結果是不僅沒有解決問題，而且終於激化了長久以來的三對矛盾。

在貴族的兼并和沉重的賦稅下，小農紛紛破產，國家的經濟基礎——自然經濟衰退，財政稅收匱乏，中央在與地方，皇帝在與貴族的鬥爭中，地方和元老貴族占據優勢，分裂割據與內亂逐漸增多。

破產的小農一部分獲得了地主和貴族的庇護，進入莊園躲避賦稅；一部分進入了城市，雖然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當時城市化的發展，但荒廢的農業不適宜海外征伐的需要，經濟的不足造成戰爭的衰落，使羅馬在於日耳曼蠻族的鬥爭中失利，社會更加動盪。

最終，大量隸農淪為奴隸，戰爭破壞農業，社會消費跟不上葡萄酒、橄欖油等商品的生產，商業也走向衰落，社會經濟全面蕭條，社會主義矛盾最終激化。發生了羅馬造幣工起義、西西里奴隸戰爭、牧人起義和巴高達運動等人民起義。自然經濟崩潰，奴隸與自由民、貴族與皇帝的矛盾激化，羅馬迎來三世紀危機，社會動盪，經濟全面崩潰。在這種情況下，經濟重心不得不轉移。

東部農業的繁榮與商業的崛起

東部地區的農業生產在危機中所受打擊較小,成為東部地區經濟上保持相對繁榮的基礎。東部地區農業繼續保有一定活力的原因主要在於小農經濟在東部地區的農業生產中仍然保持有相當的活力。英國學者佩里·安德森認為,在東地中海地區,由於希臘城邦和希臘化國家在羅馬征服之前已經奠定了該地區基本的農業生產結構,小農經濟與城鎮商業互相配合,因此羅馬的奴隸制大地產制度在帝國的東部諸行省未能如同在帝國西部地區那樣得到普遍發展,這是奴隸制危機對東部農業生產的影響較為緩和的主要原因。並且在古代社會,農業是最主要的社會生產部門,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農業的相對穩定和繁榮為東部地區的相對穩定和繁榮提供了經濟基礎。

其次，根據可靠的中國文獻記載,大約在奧古斯都和少年皇帝尼綠的時代里(公元前27年一一公元 69年),印度人、安息人將中國絲綢轉售給羅馬人時,價格要提高百倍。直到公元2世紀，上等的中國絲織品的價格還與黃金價格相等,在歐洲市場上每磅仍賣12盎司純金。當時，羅馬帝國每年的商品進口總值多在一萬萬賽斯太斯以上。其中與東方的全部貿易金額將近100萬英磅。老普列尼曾經估計說,因為從中亞間接購買絲綢的價格驚人的昂貴,僅此一項,羅馬每年最低都要支出五千萬賽斯太斯,相當於42. 5萬金磅。他在《自然史》中寫道，"奢侈和婦女使我們付出了這樣的代價"。白里內也承認，"據最低之估計,羅馬的金錢，每年流人印度、賽里斯及阿拉伯半島三地者,不下一萬萬賽斯太斯,此即我國男子及婦女奢侈之酬金"。李約瑟援引胡特生說，"總的說來,羅馬對東方的國外貿易,嚴重入超。必須用金銀錠或硬幣來補償"。這種金融上的日趨枯竭,也是導致羅馬帝國經濟衰落的主要原因。

但是，東部地區扼東西方貿易通道,在西部地區城市衰落、商業蕭條之際,東部地區的城市以該地區相對繁榮的農業為基礎,以當地的手工業生產部門為輔,從事各種境內外貿易,這是保證東部經濟穩定與發展的重要條件。至絲綢之路開通後，東部的貿易更是進一步發展，大大推動了經濟重心的轉移。

經濟重心轉移的影響。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東部經濟的發展為都城和政府的發展提供大量物資，推動了政治中心的轉移。戴克里先與君士坦丁都吸取西羅馬帝國的教訓，他們確立君主制，加強皇

權，重新劃分行政區，抑制地方；強化奴隸制，維護奴隸主利益，抑制奴隸的暴動；在經濟上，實行新稅制，人地合一，以頭計算，頒布物價敕令……緩和了皇帝與貴族、中央與地方、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矛盾，抑制了奴隸與自由民間的矛盾，遷都君士坦丁堡，逐漸穩定了社會經濟政治秩序。

另一方面，發展起來的君主專制，和東部大河提供的肥沃土地，為小農經濟的繁榮提供機會，促進了向封建社會的發展。同時，東部掌握與東亞南亞東南亞的交通要道，與亞歐大陸的往來更加密切，促進了文化繁榮與民族交流。

小農經濟所特有的穩定性，君主專制下的大一統，使延續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國的歷史開始了。

總結:因此，三世紀羅馬帝國晚期經濟重心的轉移是自共和國時期便長期演變的結果。社會主要矛盾，奴隸主與奴隸的矛盾難以徹底解決，政治上貴族與王權的鬥爭也難以平息。而奴隸制下的商品經濟繁榮卻加劇了奴隸的作用下降，威脅國家統治基礎，又激化了上層階級內部矛盾。最終，在三世紀，隨著羅馬帝國的崩潰，經濟重心被迫轉移。

而在東部，小農經濟下穩定的社會環境，與東亞相連的有利地理位置，讓這裡成為接納新的政治中心、經濟重心的優質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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