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國破滅，非兵不利 ，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
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
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北宋·蘇洵《六國論》
六國被秦滅亡的教訓，兩千餘年來，一直是許多文人史家關注的話題。僅「三蘇」就每人寫了一篇《六國論》。蘇軾的《六國論》，針對六國久存而秦速亡的對比分析，突出強調了「士」的作用。蘇軾認為，六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養起來，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帶頭人了，國家就可以安定了。
蘇轍的《六國論》則是針對六國不免於滅亡的史實，指出他們相繼滅亡的原因是不能團結一致，共同抗戰，滅國是咎由自取。
蘇洵的這篇《六國論》不同於以上兩論。看來，老子還是比兒子的視野要寬邃一些。在上文中，蘇洵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借題發揮。蘇洵寫作目的不在於總結六國滅亡的教訓，而在於警告宋朝統治者勿蹈六國滅亡的覆轍。借古喻今，以談論歷史供皇帝借鑑，這是蘇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
從歷史情況看，六國滅亡的原因並不是「賂秦」。六國的失敗，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舊，不重視改革，不能堅持「合縱」政策去對付秦國的「連橫」政策，被秦國遠交近攻的手段各個擊破。
另一方面，自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始，使秦國國力大增，具備了統一中國的實力。加上戰國長期的戰亂，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統一，符合當時人們的客觀願望。
秦統一中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蘇洵對此並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認這一點：「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圖是點明賂秦是六國滅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統治者，不要用賄賂的方法對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也曾說過：「老泉論六國賂秦，其實借論宋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謂深謀先見之識矣。」
宋朝建國後，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鎮割據，尾大不掉以至滅亡的教訓，採取了「重文抑武、虛外實內」的政策，削弱邊關的實力，調集重兵駐守京城。結果造成了邊關的空虛。後遼國乘虛而入，屢犯邊疆。
宋太宗繼位後，曾兩次派兵抗遼，均遭失敗。後宋太宗兩次進攻幽州，企圖奪回幽雲十六州，又遭敗績。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遼大兵壓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陽），威脅汴京開封。於是，宋與遼簽定了「澶淵之盟」，答應向遼輸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到了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遼再次要挾，宋只得增加幣銀十萬兩，絹十萬匹。第二年，西夏也來要，又是賜歲幣銀十萬兩，絹十萬匹，茶三萬斤。人民的血汗就在這種納賜之中，付之東流。蘇洵對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痛陳利弊，對當權者進行規勸，希望其改弦易轍，增強國力與敵鬥爭。
蘇洵的議論雖不無可商榷處，但總的立論是正確的，並且不幸為蘇洵所言中：就在蘇洵死後六十年，終於爆發了「靖康之變」（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國的覆轍，為後起的金所滅，徽、欽二帝被俘，客死異國他鄉。
但是古人世界觀與家國觀的局限性，註定了歷朝歷代重蹈覆轍的歷史必然性，非一兩個當世的醒者可以改變。千古一統自秦始，百代皆用秦制。一句話，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專制制度，決定了中國歷史周而復始的演進。
秦滅六國又稱秦朝統一之戰，戰國末期，七大諸侯國之一的秦國消滅了其它六個諸侯國，完成了中國的統一。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剷除了丞相呂不韋和長信侯嫪毐集團，開始親政。嬴政在李斯、尉繚等人的輔佐下制定了「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的策略。具體措施是——籠絡燕齊，穩住魏楚，消滅韓趙；遠交近攻，逐個擊破。
從公元前230年攻打韓國到前221年滅齊國結束，共計十年的時間，先後按順序消滅了韓，趙，魏，楚，燕，齊等主要山東六國，結束了中國自春秋以來長達500多年的諸侯割據紛爭的局面，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君主中央集權國家，即秦朝。
但是，我們不要簡單的認為秦朝能夠統一中國就是秦始皇的功勞。個人認為，除了「戰國七雄」中的六國自己不爭氣以外，很大程度上，在於嬴政之前的數代秦王和秦國軍民一代代強國富民的歷史積累。
尤其是司馬錯平巴、蜀之戰，白起攻楚之戰與羋八子誘滅義渠，可以說，這三個重要的歷史大事件，一步步先後將秦國推向了強盛的頂端，並且擁有了穩定的戰略後方。
尤其是楚國的衰亡值得一提，楚威王十一年（前329年），楚威王卒，子熊槐立，是為楚懷王。
楚懷王在即位後，開始重用屈原等忠直的大臣，針對主要弊政進行一系列的革新，卻引來楚國貴族一致性的反對。日久，難以抵擋反對聲浪的楚懷王遂心灰意懶，變法終告失敗。秦國東進，韓、魏屈服，秦、齊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
雄踞南方的楚國，西鄰秦，東接齊，地域遼闊，地緣位置極其重要，是制約齊、秦爭雄的關鍵力量。商於之地六百里，當在今丹水流域一帶，是秦、楚相接地段，武關在其中，物產富饒，戰略地位十分關鍵。秦國後來準備對齊國發起進攻，但彼時正值楚齊「交善」 。秦惠文王很憂慮，與丞相張儀商量對策。
張儀自告奮勇，前往楚國遊說，以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為條件，要楚懷王「閉關絕齊」 ，待楚、齊絕交後，張儀只承認獻地六里。楚懷王見受到欺詐，惱怒至極，舉兵伐秦，結果慘敗，這就是中國古代史上著名的張儀「詐楚」之事。
楚懷王十七年（前312年），楚、秦間的大戰全面展開，秦大勝，斬首八萬。又攻楚之漢中，取地六百里，設置漢中郡。次年，秦又攻楚，攻取了召陵，楚國無力還擊。前299年，楚懷王被秦昭襄王騙去秦國，竟然客死咸陽，楚國國勢從此急轉直下。
楚頃襄王時代，秦國多次伐楚，拔西陵、巫、黔中等地，公元前278年，秦大將白起攻陷楚國國都鄢、郢二城後，楚國被迫遷都於陳地，後又再遷於安徽壽春。都城多次東遷，大大挫傷了楚國士氣民心。到了楚考烈王當政的前後，楚實際上已徒具大國之名，遠遠無法與秦相匹敵。
回望歷史，筆者認為秦朝的強大主要在於秦國在秦孝公時期實施的商鞅變法，但那時候的「法治」非今日之「法制」。簡言之，「霸王道」的做法使秦國迅速崛起，但也埋下速亡的種子。有興趣的讀者朋友可詳閱拙文集《「鋒說」三千年》之相關文章。
最終，秦滅六國也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統一，數百年的戰亂，文化崩潰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秦始皇也僅是在政治、軍事上完成了強權征服。但並沒有與民休息，恢復民生。
實際上，秦始皇稱帝後，民眾所受的奴役和壓迫較春秋戰國時代更甚，光是徵發幾十萬人修建陵墓與長城就已經是「暴政」了。再說，六國後裔也並沒有真心臣服，項羽一起兵就紛紛叛亂了。
從大歷史觀來講，秦始皇開闢了新的皇帝制度，但是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土壤和社會環境還不允許，秦朝依然重用以李斯為代表的法家治國，也更加走向暴虐與極端。
事實上，直至一百年後，到了漢武帝時期，中國才算是真正統一起來。然而，皇權專制制度自秦建立之日起，就已經不可逆轉的走向最終的滅亡了。後續的朝代也皆是如此。一言以蔽之，絕對的權力導致了絕對的腐敗結局，落後的文化屬性決定了落後的、漫長的中國社會發展。
相傳，當年楚國的三閭大夫屈原因遭貴族排擠誹謗，被先後流放至沅、湘。楚國郢都被秦軍攻破後，他自沉於汨羅江，以身殉國。在他決定自殺之時，遇到了一個漁夫泛舟江上。屈原嘆道：「舉世皆濁我獨清。」漁夫說：「滄浪之水清的話，可以洗頭；滄浪之水濁的話則可以洗腳。」
春秋戰國數百年的歷史，如今看來絲毫不遜三國之精彩紛呈，各色人等粉墨登場，拜將入相，尤其是蘇秦和張儀，一個身掛六國相印，主張「合縱攻秦」；一個終身輔助秦惠文王，「連橫伐交」，兩人可謂在戰國的中後期大放異彩。再加上後繼之范睢和李斯，終使得秦國一統天下。
然而，我卻覺得漁夫的話才極具大智慧。家國天下數千年，其興也好，亡也罷，其實受苦遭殃的永遠是老百姓。多少江山跌宕，就有多少白骨堆積。「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 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張鋒編撰 己亥深冬寫於啟東翠彧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