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歐洲人的這些地圖,原始的氣息中閃現著科學的曙光

後宮地圖三千 發佈 2020-01-02T05:11:47+00:00

國家地圖中世紀歐洲製作的國家地圖相當少,直至15世紀,地圖才首次用於描繪國家的邊界線。譬如,我們今天所說的法國人更喜歡把自己看成一個布列塔尼人、諾曼人或是勃艮第人。

國家地圖


中世紀歐洲製作的國家地圖相當少,直至15世紀,地圖才首次用於描繪國家的邊界線。其中最早的實例之一是1444年亨利·阿爾諾·德索利( Henri Arnault de Zwolle)製作的地圖,他是勃艮第公國的統治者好人菲利浦( Philip the Good)十分信賴的一位議員。這幅地圖體現了勃艮第和法蘭西之間具有爭議的領土主權問題。勃艮第人試圖利用地圖畫出被法國人包圍和侵占的領地,作為強迫他們撤離的前提。

中世紀時期對於國家地圖如此不感興趣的原因不勝枚舉,但最主要的是由於當時盛行的政治和社會大環境。15世紀,人們熱衷於標示地點、省份和地區而不是國家。譬如,我們今天所說的法國人更喜歡把自己看成一個布列塔尼人( Breton)、諾曼人( Norman)或是勃艮第人( Burgundian)。
對國家地圖需求少的另一個原因是,人們並不把地圖當作一個為旅行服務的工具。實際上,中世紀的大多數人在他們的生中,活動範圍都在以其出生地為中心的方圓25公里以內。如果到居住地以外的地方冒險,中世紀的旅行者似乎使用文字說明和地名一覽表,而不是地圖。


馬修帕里斯和他的地圖


馬修帕里斯和他的地圖在中世紀眾多傑出的地圖中,就有馬修·帕里斯繪製的地圖。帕里斯是一位英國聖本篤教修道士,出生於1200年左右,在今天的赫特福德郡( Hertfordshire)的聖奧爾本斯修道院度過了成年的大部分時間。他繪製的地圖中有15幅被保存了下來,包括四個版本的英國地圖,其中第三個版本是他的朋友—來自沃靈福德( Wallingford)的約翰(John)完成的約翰是修道院的一位救濟品發放員,他共署上了六十多個自己的名字。

在馬修繪製的地圖中,能看出他正在實驗當時不為人所知的繪圖概念。只有極少的地圖流傳了下來—事實上,地圖的真正意義並不被普遍接受。英國地圖尤為有趣。至今尚未發現那個時期描繪歐洲某一個地區的地圖有兩幅是類似的,最接近的是埃布斯托夫的《世界地圖》中有關德國的描繪。甚至到了14世紀,唯可以相提並論的是1320年左右繪製於那不勒斯( Naples)的一幅義大利地圖和幅可以追溯到1360年左右的所謂高夫氏( Gough)英國地圖。帕里斯繪製的四幅英國地圖的第一幅出現在三卷本《世界編年史》的縮略本《編年簡史》的卷首;第二幅出現在《世界編年史》的第二卷;第三幅被用到約翰自己的作品裡;第四幅出現在《世界編年史》縮略本的最後一部分,即包含《英格蘭史》( Historia Anglorum)的這一卷的卷首。
這四幅英國地圖可能借用了同時代的世界地圖中的海岸線部分——在它們和盎格魯一撒克遜的世界地圖之間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又添加了其他信息。為了便於編輯,帕里斯可能參考了當時的旅客所寫的文章和報導。他完全沒有進行任何形式的測量工作,因為這種繪圖方式對於他和當時所有其他西歐的製圖者來說完全是陌生的。正如他的所有地圖一樣,這四幅英國地圖是他在聖奧爾本斯修道院研習期間獨自完成的。


世界編年史


現在討論的這四幅圖中,《編年簡史》中的那幅繪製得最仔細,儘管《英格蘭史》中那幅速寫式的地圖更準確些。雖然有些問題可能與前者過窄寬度有關,但真正的原因並不清楚。例如,缺乏空間是許多地名放錯位置的原因,像科爾切斯特( Colchester)、聖奧西斯(StOsyth)以及泰晤士河南部的埃塞克斯(Esex)。帕里斯好像認為把地名放在錯誤的位置也比地圖上完全沒有地名強。
《世界編年史》中不僅有這四幅地圖。在這部三卷本的書中還收錄了一個五頁的條形圖,顯示了從倫敦到義大利南部的路線。更早些時候,吉拉爾德斯·坎布雷恩西斯( GiraldusCambrensis)嘗試過繪製此類地圖,他生都渴望成為威爾斯聖大衛教堂的主教,令人沮喪的是坎特伯雷大主教並未任用他。這一事件在1210年左右吉拉爾德斯繪製的歐洲地圖中有所體現,因為儘管大不列顛群島的八個主教都被標了出來,唯有坎特伯雷和聖大衛教堂主教的位置明顯空著。在這幅地圖中,還附有吉拉爾德斯編纂的區域性地名詞典,以及他個人遊歷羅馬的見聞錄。他先後四次出訪羅馬:前三次都是為了主教委派的事宜,而第四次是作為朝聖者前往的。


高夫氏地圖


除了從南到北的一條路線外,帕里斯的英國地圖上沒有顯示其他道路。直到1360年,標註細緻的英國路線圖才首次問世。以鋼筆、墨水和水彩繪於兩張羊皮之上的這幅地圖因理察·高夫(Richard Gough)而得名,他是18世紀的一位古董收藏家,在1774年的一次拍賣會購得此圖。它的來歷撲朔迷離,製圖者的名字不詳,但人們認為很有可能是愛德華三世(1327-1377年)的宮廷書記員編寫或至少使用過的,目的是實現有效管理;同時,也有跡象表明地圖的問世與當時商人的需求密不可分,尤其是與國家的支柱經濟——羊毛貿易——緊密相關。也許它是金雀花王朝「在全國建立君主制」這一決心的體現。確實如此,地圖標明了愛德華一世( Edward I,1272-1307年)為鞏固其對威爾斯的收服而沿西北海岸建造的一連串城堡。

該圖上東下西,像泰晤士河、塞文河( Severn River)、亨伯河( Humber River)這些重要的河流標示醒目。其他地貌特徵是用象徵符號標註的:例如,英格蘭南部新福里斯特( New Forest)的位置用一棵樹標示。與同時期的其他地圖不同,該圖的文字說明極少,但地名卻無處不在。連接城市和鄉鎮之間的路線用紅色標出,並標有二者之間的距離。從製圖學的角度來說,此圖的很多方面都非常準確,尤其是哈德良長城和沃什灣(the wash)之間的區域,以及圖上布滿城鎮和路線的英格蘭東南部。相對而言,在蘇格蘭只有極少的村落被標了出來,而沒有標註任何路線。


地方性地圖


大多數地方性地圖——現存的大多繪製於英國和義大利可以追溯到約公元1400年之前,這表明只有從那時起,整個中世紀的人們才開始重視精準的地圖在解決土地爭端或類似的糾紛中提供的幫助。英格蘭林肯郡的平奇貝克村( Pinchbeck)沼澤地帶圖就是這樣一幅地方性地圖,它可追溯到1430年左右。人們認為此圖完成於斯伯丁小修道院( Spalding Priory)——這一地區三個重要的修道院之一,目的是記錄圖上的幾個村莊哪個有權利在共享的沼澤地帶牧羊。顯而易見,其中五個村子享有這種特權,但一個村子例外。此圖只顯示了一小塊土地——不到16平方公里——但描繪得生動細緻。

一幅類似的地圖——被認為繪於15世紀中期或晚期,呈現的是英格蘭薩里( Surrey)的徹特西修道院( ChertseyAbbey),修道院周圍的土地以草圖的形式表現——也是打算以圖解的形式平息個類似的糾紛,這次是關於修道院和當地的農民之間誰有在哪些地方放牛的權利。該圖詳細地描繪了修道院和它所擁有的地產、附近的村子雷奧漢姆( Laleham)、橫跨泰晤士河的一座橋,以及修道院所屬的分立於河兩岸的兩個水磨坊。


城市地圖


儘管只有極少數中世紀的城市地圖流傳了下來,但它們都非常有趣。不足為怪,耶路撒冷高居榜首:在12至13世紀期間——穆斯林最終占領它之前一一至少有15幅耶路撒冷地圖問世。據說,在1291至1483年之間,一系列描繪義大利北部城市的地圖出爐了,雖然中世紀的文學作品中提及的城市平面圖出現得比這一時間早。據記載,神聖羅馬帝國的第一位皇帝查理曼大帝( Charlemagne,742/747-814年)擁有自己的君士坦丁堡和羅馬兩座城市的地圖。但如果真如記載所言,這些地圖很有可能是從古代流傳下來的,而非中世紀的傑作。

儘管如此,似乎直到中世紀晚期,人們才對繪製新的歐洲域市和鄉鎮平面圖表現出一定的興趣。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5世紀,由於對古典世界傑出成就的興趣的復甦才有所好轉。在15世紀40年代,列昂·巴蒂斯塔·阿爾貝蒂( 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年)完成了其著作《羅馬市全景》( Descriprio Urbis Romae),書中概述了如何利用角度測量法和步測法來更好地繪製一幅比例正確的羅馬地圖。
雖然一幅詳盡的維也納城區圖在更早些時候問世了,但我們對繪圖者一無所知。原作完成於1422年左右,流傳下來的是一幅15世紀中葉的複製品。這幅城區圖以距離測量為基礎並附有比例尺。儘管沒有表現城市街道實際模樣的願望 ,但該圖還是以基本而誇張的透視標出了城市的主要建築。


毛羅修道士的《世界地圖》


中世紀最後一幅《世界地圖》是修道士毛羅( Fra Mauro)的作品,他是來自穆拉諾( Murano)島修道院的一位威尼斯修道士,他在那裡管理著一個高效的製圖作坊。受威尼斯參議院的委託並得到了安德烈亞·比安科( Andrea Bianco),當時最傑出的圖解航海圖的繪製者之一的幫助,毛羅在1448年左右著手這項偉大的任務,完成於1453年。他為葡萄牙國王阿方索五世( Alfonso V)製作了份副本,但可能丟在了送往裡斯本皇宮的路上。毛羅已著手為威尼斯參議院再製作一份更完備的副本,但未完成就去世了,之後由比安科接手。
毫無疑問,這幅圖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地圖之一:毛羅「無與倫比的地理學家」的稱號名副其實。此圖尺幅巨大,直徑有1.9米,細節用天青石色和金色樹葉加以強調。該圖兼顧了恢弘壯麗的美感高度精確的繪製,以及有價值的信息;這些都證實了威尼斯作為一個強大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如日中天的地位。
儘管毛羅保留了一些傳統《世界地圖》的特色,例如,圓形版式的運用,以及用圖畫表示城市、鄉鎮和城堡,其他的則以最新的地理知識為基礎,面目煥然一新。此圖上南下北,沿襲了阿拉伯人的製圖慣例。耶路撒冷不再是舞台的中心,而慣常的繁縟裝飾也蕩然無存,唯一例外的是對天堂的表現。沒有用怪獸填補空白的區域:毛羅堅定而實事求是地將他不了解的區域標作未知領地( terra incognita)。



在繪製歐洲的版圖時,毛羅藉助圖解航海圖把地中海和黑海區城的海岸線繪製得更精確,而他對北歐的描繪遠遠勝過以往的地圖。圖上的一處文字說明提到了彼得羅·奎里尼( Pietro Querini)的船隻失事事件,這位威尼斯探險家1431年在挪威海岸遇險,這表明,毛羅從他口中獲得了關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信息。至於非洲西海岸,毛羅得以使用葡萄牙人的航海圖——在1445年前,葡萄牙繪製了遠至維德角( Cape Verde)群島的航海圖,而阿拉伯人為他提供了非洲東海岸的信息。關於歐洲東北部內陸的信息,他轉而求助了來自科普特教會( Coptic Church)的使者們,這些人正如他所記錄的那樣「親手為我在圖上標出那些省份,城市、河流和山脈的名字」,東部的印度洋被描繪成開放的海洋,而且,中國的兩條大河也首次被描繪了出來,並具有一定的準確性,這也是西方地圖中第一個標示日本的地圖,其中的一部分可能是九州島——出現在爪哇島的下方。
總的來說,比起20年之後開始廣泛流傳的托勒密版本的世界地圖,毛羅的地圖更時新。毛羅意識到要借鑑前輩的作品,但並沒有完全照抄。他說道:「如果不遵循托勒密的體系,也並不是詆毀他,因為要想觀察到他的子午線、平行線或緯度,忽略許多他沒提到的省份也是必要的。」毛羅修道土的目的僅僅是證實他所堅信的事實。如他所言:一生中,我奮鬥不止的就是通過多年的調查和與忠實記錄親眼所見的那些值得信賴的人進行的交流來證實這些著述。
作為隨後而至的地理大發現時代的先驅者,沒有比這更好的墓志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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