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雖然出身乞丐，但是在治理國家這個「大企業」上，有著一套自己獨到的理解。他認為法律是一種懲罰人的手段，不能讓人民真正真正服從管理，只有讓他們明白了為什麼不能犯法，他們才會自覺遵守規章制度。因此，朱元璋吸收了發展至巔峰的儒學，提出「德治」，不推崇嚴格的規章制度，真正做到了一心為民、一心向民。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明朝的風氣較元朝有了巨大的改變，元朝百姓迫於政府的律令壓迫下無奈俯首，但是民間矛盾尖銳、暗流涌動，對於元朝的政權陽奉陰違，時刻準備著反抗元朝政府的黑暗統治。
而在明朝太祖的統治下，百姓們高歌頌德，民間有「故我太祖皇帝之功，二百四十年來，休息生養，民不知兵，生齒繁盛，蓋亦從古所無之事」。的說法表達了對朱元璋的推崇，而他也確實做到了讓人民發自內心的維護和遵守明朝統治。
治理一個國家最重要的不是通過法律來治理人民，法律是一種行為規範，是一種懲罰，制定法律不是為了懲罰人民，而是希望人民能夠發自內心的遵守行為規範，這才是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最好方法，試問如果舉國上下都對統治階級充滿的不滿，那麼起義、動亂是不可避免的。
朱元璋深知底層人民的渴望和無奈，雖然歷史上對與朱元璋詬病最多的就是重典治國，但是他在言行舉止之間無不是希冀人民能夠自覺遵守，而不是屈服於規章制度，所以在初期的時候，為了發揮官員的表率作用，朱元璋常常以身作則希望官員能夠帶好頭，但是，官員不爭氣，腐敗、擅權等問題層出不窮，朱元璋惱怒之下加重了對官員的處罰，其出發點仍然是為了能給百姓數造良好的榜樣。規章制度還是自覺遵守，希望朱元璋的方法能給當今帶來啟示。
一 希望發揮榜樣作用
百姓作為階級的最底層，那麼如何讓他們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是朱元璋首要之事。百姓的上級是當地的父母官，只要父母官們公正廉潔，起到榜樣作用，那麼百姓們也就自覺遵守規矩，不會去觸犯法律。
因此，建國後的任務就是建造一隻具有榜樣作用的官員隊伍，因為「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而朱元璋要構建的就是，民服的社會，自然官員的素質要非常的高，所以才會有廣為流傳朱元璋喜歡用重法來約束官員，其實並不然。
二 充滿希冀
朱元璋在初期時對官員的教導都是以教諭為關鍵，讓官員明白自己肩負的責任。官員「上昭君德，下福黎明」，是國家治理的關鍵，如果官員優良，那治理百姓當然井井有條，當地觸犯法律的事情就會減少，如果官員惡劣，則百姓受苦就要反抗，那麼就會有很多犯罪的事件。所以朱元璋一開始通過談話、發布詔諭等溫和的方式勸誡官員要以身作則，自覺遵守為官之道。
朱元璋在教諭官吏的過程中時常以身作則。他喜歡讀書，常常以史為鑑，把劉秀、楊堅等立為勤政的典範，並且反思元朝時期就是因為統治者荒廢政事，才會亡國。於是，他兢兢業業、勤勞刻苦，曾有記載太祖在八天內受到一千多件奏摺，為了全部批改，他甚至熬夜完成，這在封建帝王史上是罕見的。
朱元璋勤政的行為，文武百官看在眼裡、敬佩在心裡，再加上朱元璋的教諭，這就形成了良好的榜樣作用，官員們也主動勤勉愛民，往往都能自覺遵守。請問，百姓們看到這樣的景象難道不會感嘆自己遇上明君和真正父母官嗎？官員向皇帝學習，百姓向官員學習，自然更加認真地工作和生活。
明朝初年，經歷大大小小百次戰爭，此時國力尚未恢復，勤儉是必要的。朱元璋說「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奢靡，必至喪德」。為了做好勤儉的榜樣，朱元璋下令在建造宮殿的時候去掉華麗而無用的裝飾部件「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並且還身體力行衣食住行即為樸素，要求皇宮中人都要感受耕種的感覺。再教育朱標的時候「人情貴則嬌，逸則忘勞，…….汝能知其勞呼？」，凸顯榜樣的重要性，還將它推行至官員隊伍，通過他們給全國百姓做好榜樣，這種至上而下的榜樣力量，不需要明說，官員百姓自然而然就能夠履行節儉之風，這可比嚴苛律法好多了。
其實，為了讓官員自覺忠君愛國、一心為民、勤儉節約還有一個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任用儒臣。
朱元璋初期「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吸納了楊憲、宋濂、劉基等數十位儒學廣博之士，這些人在官吏、民間的建設貢獻數不勝數，再加上朱元璋十分重視科舉，於是「由布衣而等大僚者不可盛數」，這樣做的好處就是，這些通過考試步入仕途的儒生對朱元璋心生感激，之情被提拔的儒生更是感激知遇之恩，當然，會自覺聽從朱元璋的指揮，自覺履行義務，再加上重用儒生，儒學本身就是注重教化，朱元璋採用儒臣還是希望能夠通過儒家的教育來培養官員的責任意識和父母官擔當。
朱元璋採用的這些苦口婆心般的勸說，就是為了讓官員能夠給百姓帶好頭，不要以身試法，能夠自覺遵守的就不要別人強迫，但是總有一些官員毀了朱元璋的建設。
三 對官員失望
太祖最痛恨的就是貪官污吏。所以在初期一直強調不要貪污、不要受賄，一直以溫和的教諭方式好好勸誡，但是，一些官員屢教不改，貪污腐敗時有發生。這些官員到地方，勾結地主，殘害百姓風氣大變。朱元璋十分惱怒，這才對官員嚴加管理。
首先最讓朱元璋寒心的是，那些跟隨朱元璋起義的淮西之人，在論功行賞，分封為貴族，他們田產豐腴，貪圖享樂。貴族們依仗著皇親國戚的關係，大肆魚肉鄉里，朱元璋一開始就勸誡常遇春等要束縛手下，不能夠肆意妄為，「比爾等所蓄家僮，乃有勢嬌姿，逾越禮法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或生釁隙，寧不為其所累」。在面對郭英強殺平民，藍玉專橫的普遍場面，朱元璋不得不重拳出擊。
治國心切的朱元璋說「我欲除貪官污吏，奈何朝殺而暮犯」，對官員隊伍失望的他增加了法律的條款，加重了處罰力度，一些官員本來貪腐較小，但是懲罰要殺頭之時，就陷入癲狂，開始大肆貪腐，造成了十分不好的政治風氣，法律在此時就失去了公平。在朱元璋的大力治腐下，凌遲、連坐、肉刑相繼恢復，特別在「空印案」和「郭淮案」發生後，這兩件事本來只是較為微小的失職，但是朱元璋卻製造了相當一大部分的官員的死亡和懲罰，一些官員甚至是被冤枉的，官員圈中人人自危，社會一度陷入恐慌。
在朱元璋的嚴格規章制度下，官吏惟命是從，擔驚受怕甚至有「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決，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的情形出現，在這樣的環境中，一部分忠正有才之士都不願意再出來做官，朝堂之中也就剩些溜須拍馬的官員，優良官員有的不惜自殘也不願入朝為官，因為替補的速度遠遠比不上被殺掉的數量。在朱元璋中後期的重典治國中，損失了大量的人才，君臣關係惡化，官員的積極性被消磨殆盡，國家運行不暢。
雖然太祖在治官方面經歷了很多失望的過程，但是朱元璋的初心就是希望百姓不要觸犯法律，能夠自覺遵守的為什麼觸犯法律呢？所以他才會對官員如此的嚴苛，因為上樑不正下樑歪，父母官貪污受賄，就會影響到百姓的所作所為，出於對百姓的考慮，朱元璋不得不對官員下死手、下重手。
四 百姓教化
朱元璋是底層人民的兒子，自幼顛沛流離，要不是百姓的可憐，可能早就餓死了。因此，朱元璋當上皇帝以後，雖然制定了法律，但是又不想人民是因為害怕懲罰而遵守法律，這他該怎麼做呢？當然是教化，然百姓自覺遵守，這樣就不會違反規章制度了。
五 明初教化
朱元璋主張「民者，國之本也」，「凡治以安民為本，民安則國安」，並且堅持與民休息，反對剝削人民，為了治理人民，他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百姓要自己知道仁義廉恥。但是，元朝長達百年荒廢教化，這該怎麼辦呢？答案是，普及教育
龍鳳十一年，建立國子學，隨後在南京建立國子監，配備宿舍、飯堂、藏書閣等基礎設施，每年招收學生成千上萬人。公園一千三百六十九年，地方學校興起，從中央派遣教授前往地方，府州縣學生都有朝廷米糧資助，主要學習《四書》《五經》和禮儀方面的內容。
朱元璋為了文化普及，在偏遠地區設立社學，「乃詔有司仿古家塾、黨癢之制，區之為社，延師儒，以教子弟」。明朝也成為封建歷史上文化普及度最高的朝代。學校的興起，讓明朝百姓的整體文化水平提高，這樣觸犯法律的幾率就減少了，人們也能自覺的遵守治理。
除了學校的興起，朱元璋還大興孔子祭拜，頌揚孔子稱「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併。」並且在建國不久就下詔以太牢規格祭祀孔子，並且封賞孔子的後人，來表示自己尊崇孔子的真情實意。孔子被推到了極高的地位，帶著儒學一起，在明朝興盛。百姓們也以為流行孔子禮法，德行有了很大的提高，這就讓百姓自動明辨是非。
興學校、尊孔子，其實最主要的還是民風教化。明初時期「市井鄉間，尚然元俗」，都是一些不良的習俗。朱元璋為了改變這些不良的風氣，必須重視教化，洪武五年朱元璋頒布《正禮儀風俗詔》，在全國範圍進行移風易俗，首先，要求地方貧富相親相愛，富人要資助窮人。其次，在鄉間設立旌善亭，把官員的善惡寫在上面，樹立百姓懲惡揚善的榜樣。第三，強調民間禮制，讓百姓明白尊卑有別，知道禮讓。
這些做法都是以溫和、勸誡的方式告訴給百姓聽，目的就就是為讓百姓明白禮義知道廉恥，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元朝世風日下的頹廢情況，百姓們的之時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也就會去了解國家的政治法令，從服從統治者怎麼做轉變為我應該怎麼做，自覺維護國家的政策和法令，做到不違法、不犯法。而且在儒家思想的洗禮中，忠君愛國就變成一件理所應當的小事。
與朱元璋截然相反的就是秦朝，秦朝統治者是站在人民對立面，過分強調了規章制度的作用，用嚴厲的法家手段讓百姓害怕犯法、不敢犯法，而不是讓百姓自覺遵守法度，秦朝嚴刑峻法所能取得的作用是短期的，並不能長久讓百姓明禮懂義，自然對壓迫自己的秦朝沒有歸屬感，造反是必然的。朱元璋深知治國不能依賴於法律手段的強制性，而是要讓百姓們自內心自覺遵守規則。
總結：
觀朱元璋最初的構想，不難看出他設立法律並不是為了治理而設立，而是為了讓人民能自覺遵守而設立。嚴格對待官員，也只是希望官員能夠發揮榜樣的作用，只不過有些人讓他失望了，所以加重了懲罰，其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教化百姓。在對待百姓的態度上更是能夠體現它的態度，興教育、崇儒學、重教化，充分體現了他變百姓被動為主動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