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總是那麼令人難以捉摸，誰也無法預知歲月的長河會在哪一個轉彎處給世人帶來驚喜。作為辛亥革命後陝西省第一任督軍，張鳳翽大概不會想到，在將近百年後，他的名字屢屢被人提及，並非因為自己那曾叱吒風雲的歷史，而是因為自己曾經力主創辦的一所大學。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打響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槍。10月22日，錢鼎、張鍅等同盟會會員公推張鳳翽為首領，領導了西安起義。次日，西安城光復。11月22日，武昌中華民國軍政府任命張鳳翽為中華民國軍政府秦省都督，12月9日改稱中華民國秦軍政分府大都督。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已經一步步淪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民不聊生、餓殍遍地是當時中國社會最逼真的寫照。辛亥革命的隆隆炮聲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帶給了國人新的生機和希望，中國社會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剛屆而立之年就執掌了一省的軍政大權，張鳳翽自然躊躇滿志，想要開創一番前無古人、足以彪炳千秋的偉業。但是，年輕的都督環視這曾經的漢唐勝地，心裡明鏡樣清楚，連年的戰亂和災荒讓陝西失卻了昔日的昌盛和繁華，長安城當年的風光早已不再。文化落後、交通閉塞、百業凋敝，是陝西的嚴酷現實。就說眼前的西安城，也是城牆破敗殘缺、街市狹窄混亂、百姓生活困頓……陝西乃至整個西北地區的經濟文化建設，無疑落後於東南諸省。
身為一省大都督，張鳳翽絕非一介武夫。其為人頗有氣度，又有膽識。早年他曾留學日本，是陝西省首批官費留學生。因為喝過東洋的墨水，接受過新式的教育，張鳳翽充分認識到培養人才的重要性。
在西安起義爆發後5天，即10月27日，張鳳翽就以秦隴復漢軍大統領的名義將司令部移駐陝西高等學堂，召開大會，宣布成立「秦隴復漢軍政府」。 高等學堂的不少師生也投身革命。學堂兵學教習宋元愷還親自前往兵裝局，將彈藥發給學生。新政府成立後，陝西大學堂的一些畢業生擔任了重要職務。其中，崔雲松任財政部長（後任都督府秘書長）、郗朝俊任副部長、曹澍任教育部長、錢鴻鈞為司法部副部長、宋元愷任外交部部長。「政體改良而後，無論立法、行政，非有高等學識者斷難勝任而愉快。」張鳳翽明白，這些新式教育培養的人才，在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日後更是一支重要的建設力量。
「自統一政府成立之而後，服務中央者，西鄙之人，乃落落如晨星，非勇於破壞，不懈於建設，人才難得，無可如何，不得不諉卸於東南諸賢，使之獨任之艱巨，國民責任之謂何，無以對國家，尤無以對東南諸省。」張鳳翽關注的不僅僅陝西一省的建設，而是遼闊的西北地區的發展，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安危和繁盛。他一再發問：「西北不競，豈國之福？」
西北地處偏僻，交通不便，青年外出求學，路途遙遠，多有不便；艱苦的環境又阻擋了外省人士前來的腳步。對此，張鳳翽憂心忡忡：「西北閉塞日久，若不早為培植，恐愈趨愈下，將來文武法官之考試，西北必少合格人才。」 得到優秀人才的唯一途徑，只有興辦教育。
新式教育當時在中國起步不久，在大西北更沒有一所真正意義上的高等學府。甚至新疆以一省之大，連一所中學也不具備。在陝西，雖然有陝西高等學校（由陝西高等學堂改稱）、關中政法大學（原陝西法政學堂）、三秦公學等幾所學校，但是這也顯然無法滿足辛亥革命後西北建設所需要的大量人才。
「交通便利之省分，設立大學尚可暫行緩圖，若西北則地方如此遼闊，關係如此重大，人才如此缺乏，內觀外顧，憂心如焚，急起直追，猶虞不及。」雖然軍政要務纏身，面對百廢待興、各行各業都急需籌劃、建設的局面，張鳳翽仍然把相當的精力和心血投注在教育上。
1912年3月，在張鳳翽的極力主張下，陝西高等學校、關中法政大學、原陝西農業學堂、原陝西實業學堂、原陝西客籍學堂幾所學校經過重組，於當年創設了西北大學。「西北大學」四個字第一次出現在中國近現代教育歷史的舞台上。
「西北大學」這四個字折射了辦學者的西北情結。籌備之初，學校曾擬定名為「關中大學」，後改為「西北大學」，這一更改，賦予了這所學校領導西北文化建設的光榮使命，更展示了學校建設西北，振興中華的宏大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