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是印度文化和漢文化交會之處，也海上絲綢之路的中轉貿易中心，連接了孟加拉灣和南中國海兩個文化交流圈。兩漢時期，合浦是海上絲綢之路東段的起始點，也是商旅和貨物的集散地。合浦徐聞海道是通往東南亞、印度、斯里蘭卡的一條重要的海上貿易航線。沿線有分布有眾多國家和民族。根據史籍記載和近年來對海上絲綢之路相關出土器物的發現和研究，海上絲綢之路上的經濟、文化和技術交流深刻影響了東南亞地區間的民族流動、經濟模式和社會變革。同為外向型海上貿易網絡，東南亞卻沒有出現與地中海那樣的海上強國，我們認為與東南亞早期特殊的社會經濟結構有關。
公元前12世紀，地中海地區海上民族大遷徙摧毀了西臺帝國、重創了邁錫尼文明，入侵了埃及領土，打破了舊有的以農耕內向型經濟為主導的君主集權統治，重新構建了以商業和殖民為特徵的腓尼基文明、古希臘文明以及義大利半島的伊特魯里亞文明[1]（P89-93）。這些以航海貿易為導向的新型國家逐步發展出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和古羅馬帝國。絲綢之路四大帝國，都有通用的貨幣和語言，建立了通達驛站和海陸商路，頻繁的內外戰爭增加了對東西方物資的渴求，同時加速了民族融合。先後有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臘人、安息人、斯基泰人進入印度次大陸，促進了南亞與西方世界的經濟文化交流和融合。這些社會歷史因素為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交流開拓了自由發展的空間。
東南亞地處海上絲綢之路要衝，連接了孟加拉灣和南中國海兩個文化交流圈，陸上多條河流延伸至我國境內。近一個世紀的印度和東南亞的考古發現，表明自公元前400~前300年開始，東南亞地區逐步建立起了外向型海上貿易網絡，並且與孟加拉灣和南中國海兩個文化圈交流共生。早期的考古學證據說明早在先秦時期我國西南、華南地區便開始通過陸地和海上路線與東南亞的交流，可能建立了早期的貿易網絡。公元1世紀初，印度文明開始越過孟加拉灣，傳播到東南亞地區。漢武帝正式開闢海上絲綢之路後，我國與東南亞的貿易交流進一步擴展。海上絲綢之路連接印度與中國，是由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因素推動形成的。公元前2世紀，羅馬擊敗地中海強國迦太基，奪得地中海制海權，併到公元1世紀前後擴張成地跨歐亞非的羅馬帝國。羅馬世界是一個對東方絲綢、香料、寶石的有著巨大需求的市場，紅海與波斯灣地區是羅馬同東方聯繫的海上要道，由於安息等陸上強國對陸路中轉貿易的控制，刺激了羅馬商人積極探求暢通的新商路，羅馬的商業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經印度洋海路的補充。這些海路將地中海的商人帶到印度和斯里蘭卡沿岸，同時也帶到東南亞中南半島和中國。這種海上商業通路使得東南亞與印度、中國的聯繫此後從未中斷。
合浦所在北部灣地區早在新石器時代便於東南亞、南亞地區開始了交往，代表性器物肩石器在珠江三角洲發源後則主要循西路南下，進入中南半島、馬來半島及南亞諸國[2]。合浦北上去往南流江幹流，經玉林縣桂（鬼）門關，進入北流河，接西江，溯桂江而上，過靈渠，進入長江流域的長沙、豫章（參考圖1）。番禺經蒼梧廣信（今廣西梧州），沿江南下合浦出海至交趾。夜郎、滇國屬地下牂牁江，東行至番禺都會，或南折也可達合浦北部灣有珠江、南流江和紅河匯入，合浦處於江海交通的道口，境內水網交織，可行舟船[3]。
東南亞大陸地理地勢北高南低，多條河流上游與我國西南相連，可以順流而下，抵達中南半島的紅河、湄公河、薩爾溫江、伊洛瓦底江等河口三角洲地區。布拉馬普特拉河和伊洛瓦底江流域地勢地平，水網密布，《厄利垂亞航海記》中提到恆河口以東的「金洲」[4]（P17-19），可能就是印度阿薩姆邦和緬甸這一地區。據《漢書》、《魏略·西戎傳》、《梁書》等史籍記載，我們整理出公元一千紀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國家和地區如圖2，它們有的與一些考古發現或民族歷史比較吻合。對於《漢書·地理志》中合浦徐聞海道[5]（P104-110），周連寬與張榮芳先生認為，都元國應位於馬來半島中南部的著名商港北大年。也有人認為都元國在越南的俄厄[6]（P9-19），顯然從日南到俄厄要五個月的時間，走陸路也不需要這麼久的時間，而且漢使船隻在孟加拉灣和南中國海的航速差距很不合理。無論是否利用信風航行，馬來半島到印度南部直線距離都是上萬公里的航程，應占去漢使者航程時間的一半左右。所以都元國位置應參考圖2，在馬來半島南部一帶。根據合浦徐聞海道的時間和航程判斷，不太可能穿越克拉地峽，克拉地峽中間有山地，不走山地橫穿大約100千米，漢使者要靠步行攜帶大量貨品和輜重，十多天完成穿越也是相當有難度。而頓遜國比較符合克拉地峽位置，也是泰國三喬山等遺址的地理位置。《梁書·諸夷》：「頓遜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所以然者，頓遜回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曾得徑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所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7]甌雒國屬於越南東山文化區域，處於哀牢山區出海的紅河道，它後來被南越王趙佗所滅，設立交趾、九真二郡，與合浦、番禺同屬於南越，東漢時為交州地區，與合浦存在頻繁的貿易往來。《史記·南越列傳》說：「秦已破滅，佗即擊並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8]哀牢是東南亞大陸一個大國，後來勢力衰落歸附東漢，與永昌存在貿易交流，並一度與漢朝建立朝貢關係，撣國是從哀牢分裂出來的國家，是「蜀身毒道」必經之地，哀牢、撣國同屬於傣族文化區域。大秦婆羅門國大致相當於布拉姆普特拉河流域，應屬於身毒道，它與漢（滇）越國屬於漢式文化區域，可能為《厄利垂亞航海記》中恆河三角洲西部的「金洲」，從這裡可以沿恆河到達印度西北部。《魏略·西戎傳》說，「大秦國,一號黎靬,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戶數不能備詳也。……自蔥領西,此國最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者矣。……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王山，白玉山有西王母。」[9]大秦一處在蔥嶺西的西亞北非地區，其中還提到「陽嘉三年時，疏勒王臣盤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青金石是阿富汗至埃及一帶出產併流行的一類寶石。另一處在靠近益州的印度東北部。《新唐書·地理志》 附「安南入海夷道」：「二百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彌諾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羅門國。」[10]（P203）與魚豢說的「大秦永昌水道」相吻合，彌諾江是現在的緬甸親敦江。毗騫國在頓遜國外海，產砂金，有長頸文化，至今緬甸克倫邦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區的克倫人仍有以長頸為美習俗，緬甸東南靠近泰國的地區以出產砂金聞名。屬於扶南國區域的柬埔寨波赫遺址發現與貴州赫章可樂遺址同一文化類型的金屬鼓，可能是滇人或夜郎人遷移至此。
東南亞早期以父母雙系血緣繼承制王國和氏族部落國家為主要國家形態，國家建立在農業、寺廟、貿易、移民、早期城市和社會等級差異的基礎之上，政治體制為「曼陀羅制度」或「王圈制」，分散而立的多個小型政治中心形成帶有多級地方政治中心的王圈，各級政治中心沒有明確的地理邊界。[11]（P86-96）農村村社是社會的基層組織，也是組織手工業生產的基本單位，社會結構為封建——奴隸混合制，國王、王室、貴族、官僚為上層統治者，下層勞動者為農民和奴隸。[12]東南亞地區政權運行主要依靠神化國王的領導和威權，王權通常僅能控制京畿地區，邊遠地區經常處於自治和半獨立狀態，王國內部一直存在民族分立和地方割據問題。
早期東南亞國家類型主要分為兩類，一類以灌溉農業立國的三角洲或內陸區國家，一類以商業立國的海岸區國家。以村社為基礎形成的農業型王國或氏族部落國家，有比較嚴格社會等級制度，社會結構以土地為中心，實行土地王有制或國有制，有國王直接統治的城鎮、屬國和部落，內部聯繫緊密，內陸貿易往往採取簡單而原始的集市形式，國王直接統治農民或工匠，並且壟斷海陸中轉貿易。以早期海岸城市為核心的海岸區商業王國，內部聯繫鬆散，以一個個孤立的村社形成海岸居住區和城市，有封邑和屬國，國王通過商業貿易和掠奪建立起地區間統屬聯繫，擁有廣泛的貿易網絡，有專門從事海上貿易官僚和奴隸。村社、鬆散的王圈制、國有制、以及國家壟斷性質貿易和生產，使得多數人活動被限定有限的地理單元，這使得東南亞在吸收和傳播外來的技術文化顯得有些被動。
中國從春秋晚期進入鐵器時代，南方的楚國冶金業尤為發達，青銅和鐵器文化向中國南方和東南亞北部輻射，糧食、銅器、鐵器是東南亞一些民族和國家所需要的重要的戰略資源。而東南亞以出產銅、鐵、鉛、錫、金、銀等金屬礦產和珠寶聞名，東南亞與中國南方以金屬礦產和珠寶換取鐵器、糧食等戰略物資的活動一直存在。春秋晚期，禮崩樂壞，用玉制度開始取代用鼎制度，到了漢代形成了一套紛繁複雜的用玉制度，中國的黃金珠玉的消費需求的擴大，這對於東南亞來說，中國是一個巨大的珠寶玉石的市場。東南亞圍繞中國的珠飾加工和貿易活動，帶動了南中國海和環孟加拉灣文化交流圈確認和成型，但是東南亞沒有出現如地中海那樣的海上強國，這可能與東南亞社會特殊的封建——奴隸制社會結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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