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戒網癮，我們會想到陶宏開，會想到楊永信以及他的「13號室」，還會想到豫章書院。以年輕人為主的網絡輿論，常常把送子女戒網癮歸結為父母的殘忍無情以及家庭教育的失敗，比如網絡上充斥著這樣的標題——《比楊永信更可怕的，是那一些不配為人的中國家長！》、《送孩子去網癮學校，你們病得真不輕》等，可謂是對「網癮少年」父母的投槍匕首。
但你或許不知道，每個送子女去網戒中心的家長，背後都有著複雜的因素，訴諸「道德淪」實則是見木不見林的謬論。網癮和「留守兒童」現象一樣，不是單純的家庭教育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單純指責家庭，沒有意義。
一、被恐懼與成功學支配的育兒觀
輿論對網癮的關注，是從2004年一篇刊登在《武漢晚報》、名叫《誰能幫我救救女兒》的求助信開始的。這位母親在信中哭訴，自己的女兒以優異成績考入高中，卻因為網癮問題而輟學，字裡行間浸透著她對女兒前途的恐懼。而在此後，類似求助信不斷出現，與《救救我女兒》沒什麼不同，都是在講述網路遊戲如何殘害孩子，如果由其發展下去，TA的人生似乎就要完蛋。
所以，他們把孩子送給楊永信，送到豫章書院，送往各種機能矯正中心，其實是出於對子女人生道路跑偏的恐懼。這種恐懼，說到底是一種基於成功學教育觀而生髮出的樸素感情。而這種情愫背後，既有深刻的歷史背景，也有令人無奈的社會現實。
先說歷史背景。自孔子開始，中國就一直就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儘管中國已經從傳統社會轉軌到現代社會，但這種心理，歷經數千年遷播而不變，已經成為一種深刻的國民心理。
這是一種集體意識，潤物無聲地滲透進每個家庭。而網癮地出現，直接挑戰了這層心理，父母們視之如大敵，實是上述心理主導下的本能反應。
再從現實來講，這一代網癮少年的父母集中出生於上世紀70年代，他們雖然經歷了與改革開放共同成長的時代，但也有著物資短缺的苦澀記憶。而在當下，步入壯年的他們，面臨的職場競爭、社會競爭也極為殘酷。在教育依舊是普通人唯一上升渠道的背景下，他們不敢讓孩子有行差踏錯的機會，只有認真學習，才能改變命運，實現階層的向上流動。
而網癮與學業天然不兼容，只有戒掉網癮，他們才有重回正軌的可能。從動機上來說，這就是「為你好」。
二、缺乏有效干預措施，病急亂投醫
在指責家長將孩子送進網戒中心前，要先問一個問題：除了去網戒中心，他們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嗎？
答案讓人沮喪——沒有。
在電視節目片《網癮之戒》中，柴靜向家長提問，「（一些人認為）讓孩子去接受治療是不人道的，你們怎麼看？」一位家長情緒激動地回應，「誰有什麼好手段？誰有什麼好手段？拿來！」
這種憤憤然的語氣背後，實在是窮盡了所有辦法之後的「放手一搏」，沒有辦法的辦法。
2017年8月，安徽阜陽市臨泉縣中學生李傲因痴迷網絡，在被父母送進合肥正能青少年特訓學校，但幾天之後，劉傲因在戒網癮過程中死亡。當北京青年報記者採訪劉傲父母有沒有採取其他方式幫孩子戒網癮時，其母回答，已試過很多方法，比如帶他出去旅遊、走親戚甚至根據孩子提出的要求去學動漫，但都以失敗告終。
如果檢索更多案例，都清晰表明：這些父母，都是在嘗試了其他干預措施卻無效的情況下，才選擇將孩子交到他人手上來戒網癮。
而且，多數網戒中心在接收孩子時都會跟父母承諾不會使用暴力、電擊等手段，但直到出現悲劇後，很多家長才恍然大悟，他們被騙了。
比如李傲的父母就說，「打電話的時候人家說得很好，說學校有心理輔導老師，教育方式也很溫和，而且承諾絕對不會用電擊之類的手段。」
但事實上，他們的兒子卻在裡面收到了非人待遇，最終致死。
與家長束手無策直接關聯的是，社會缺乏有效的支持干預系統。
要看到，「網癮少年」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問題，與家庭教育有關，也與中國當下社會有效的公共治理的缺席有關。有專家就認為，缺乏支持性的人際關係是未成年人沉迷網絡的根本原因。
比如，2009年香港大學社會學博士白川指出，中國的娛樂設施很稀缺，所以孩子們只能去網吧尋找快樂。
這有相關數據支撐。根據中國網際網路信息中心 (CNNIC) 2011年4月發布的《中國青少年上網行為調查報告》,截至2010年底，在網吧上網的青少年網民比例達到48.1%。而在美國, 截至2000年底，只有1%的青少年在網吧上網。有研究發現，那些到網吧使用網絡的青少年更可能發展成為網絡成癮者。所以，網吧的大面積出現與相關部門的監管不力，是中國青少年網絡成癮率高的一個重要原因。
追溯「網癮少年」的形成原因，是想表明，拯救「網癮少年」，父母有責任，相關部門也不能當甩手掌柜。
儘管當時的文化部在2010年就出台實施了《網路遊戲管理暫行辦法》（今年7月10日廢止），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也擬將「網癮防治」寫入條文中，但是，這麼多年來，我國從來沒有一個專門針對網癮矯正的細則與規範，來指導到底該如何幫孩子戒網癮。
這就使得各地對「網癮少年」的矯正，要麼局限於家庭內部的自救，要麼家庭矯正失敗後他們被送入沒有資質的、商業性質濃厚的所謂「網戒中心」以進行「他救」，但不規範的操作與盈利目的之下，致使戒網悲劇時有發生。
有效的合法的社會矯正方式缺席，讓一群無助的、無知的父母「病急亂投醫」，本質上，他們也是受害者。
三、父母陪孩子時間太少？別忽視了心酸的生存現實
無疑，父母管教不嚴，是造成子女沉溺網絡的主要原因。雖說職場競爭激烈，生存壓力大，但一句「工作忙」洗白不了成年人對家庭責任的忽視。
只是，馬斯洛需求層次堅硬存在，對一些人而言，無法兼顧生存與教育子女，是客觀而無奈的事實。
比如有研究發現，中國農村青少年網絡成癮流行率顯著高於城市青少年。這一方面是因為農村青少年的父母通常文化程度不高, 缺乏對網絡的認識和了解；另一方面，一部分農村的青少年為留守青少年, 父母為了支撐整個家庭的生存，常年在外打工，而根本無法照拂子女教育。
在迫切的生存難題與充斥著不確定性的教育前景之間，農村父母選擇外出務工，可能更符合現實生存邏輯。
新周刊的一篇報導顯示，「絕大多數孩子（留守兒童）會強烈要求在外打工的父母買手機，他們寒暑假的生物鐘是晚上通宵玩遊戲，上午睡覺，下午起床繼續玩。」
這印證了《紐約時報》上一篇文章的觀點：窮人更喜歡和更容易沉溺於螢幕和電子產品，而富人們崇尚不玩手機，不打電話，不上社交網絡，不回電子郵件的生活。
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留守青少年的父母，真的應該被指責嗎？城市家庭的父母以「工作忙、生意忙」為理由為自己開脫，這是矯情，但是，那些偏遠地區的農民家庭，他們的生存與教育困境，不是他們主動選擇的，背後是不均衡的發展機會與謀生資源，他們沒有被時代或政策選中，仍要為了基本的生存而奮鬥。
即將到來的2020年是全面小康建成之年，但是很多都市人不知道的是，我國仍有幾千萬人口尚未脫貧，一些人依然要為「吃飽飯」而努力。
他們中的很多人很無知，不懂得教育子女的重要性，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或許，只有等到他們富起來，才能真正懂得孩子染上網癮的害處，才能騰出精力去矯正子女的網癮。
所以在這個時候，先驗地、一概而論地去指責父母沒管好孩子，雖然政治正確，但未免因忽視了背後的複雜因素，而多了些冷酷的表情。
如果說，矯正或規避子女染上網癮，城市的父母需要改變的是家庭教育環境與教育狀態，那農村的父母，就更需要生產力的扶持。只有讓他們走出貧困，他們才能不論在身體上還是精神上，都能像一個正常的現代父母那樣，將孩子健康地培養成人。
結語：
這不是一篇為為人父母者洗地的文章，而只是意圖在流行的批判與指責中，呈現另外一個看待「網癮少年」與「網癮矯正」的角度。
就像絕大多數問題一樣，這只是「複雜中國」的一個具象體現。單純從某一方面去歸咎，看似直接有力，但單純的道德指責往往失之片面，而忽視了問題的根本。
多維度地看待網癮與戒網癮，或許能為矯正中國青少年網癮問題，提供更切實街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