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中國古代的國家治理體系及治理經驗，已成為當下學界研究與討論的一大熱點。眾所周知，宦官制度幾乎與帝制中國相伴始終，但如何看待宦官在中國古代國家體制內的地位與作用，是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然而，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宦官制度，構不構成古代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觀點卻是不一致的。長期以來，學界的一般觀點是，將宦官作為皇權的一種附屬物或皇權的「延伸」，而不承認其合法的地位。所以，關於宦官的討論不可說不熱，但多圍繞其「專權」「干政」，至於其制度，卻少有人問津，成為研究的一個薄弱點。
秦末的趙高，是不是宦官，尚有爭議。但是他對秦帝國的崩潰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閹宦之害，亂於漢末恆靈、唐中多朝，殺戮忠良，瞞上欺下，天昏地暗，禍國殃民。明代與漢、唐一起，歷來被視作「宦禍」嚴重的朝代，這表明人們對明代宦官的基本看法，就是「一代之弊」。宦權的合法性即便在本朝都遭受到持續的批評，對於宦官的評價幾乎全是負面的，甚至有「明亡於宦官」的說法，與之伴隨的有說不盡的黨爭與特務政治。對於這個問題，具體應該怎麼看？還得從宦官制度本身來進行研究，從宦官在明代國家治理體系中的「相對地位」來進行探討，否則一切缺乏制度研究基礎的批判，都難免人云亦云之譏。在這個意義上，三峽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胡丹（@皇帝不稱朕）的《明代宦官制度研究》為我們貢獻了一部極具學術價值且理趣兼具的著作。
可以說，這是迄今國內唯一的一部全面、系統研究明代宦官制度的專著。該書獨具視角，就是將宦官放回到明代政治體制與政治生態的原有位置中，通過宦官與其他政治勢力的互動，以動態地考察宦官制度的生成、衍變及真實影響。《明代宦官制度研究》根據這個思路，提出的「三元二軌」和「三堂體制」兩個理論概念，頗具學術價值。
這涉及對明代多元政治勢力的研究定位問題。研究明代政治—制度史的著述，主要圍繞官僚體制展開，在中央是內閣和部院，在地方是督撫道府州縣，這符合宋以來實行文官政治，以及「右文」和「重文輕武」的政治文化風尚的特點；武官相對於文官，研究已弱，至於宦官制度，則如前所說，幾乎闕。儘管也有學者用「雙軌制」「兩駕馬車」等說法，來形容明代中樞內閣與司禮監對掌機務（分別掌握票擬和批紅）的政治決策機制，但也僅限於此。
《明代宦官制度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用「三元二軌」來總結明代的政治格局。所謂三元，分別指內官、文官和武官三種政治勢力；「二軌」不僅僅指中樞的司禮監和內閣，而是概指內府與外朝，內府的代表是內官，外朝包括文武兩大系統。這個理論的最大意義，在於承認內官作為「官」的合法地位。宦官之為官者，稱內官，或中官；和它相對的一個詞，是外官，即外朝之文武官員。內官的法理地位早在明初開國定製時就已確立，長期以來卻為「明太祖禁止宦官干政」等一系列偽說和士大夫對宦官的激烈批評所掩蓋。
雖然朱元璋有過禁止宦官干政的行動，但是他在集中和強化皇權的過程中，又在一定程度上倚任宦官。其心腹大將李文忠曾「及言宦者過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規勸朱元璋在處理重要政治事務時，不要過於依賴宦官。孰料朱元璋不以為然。朱棣處死錦衣衛使紀綱後，並沒有及時反思特務政治對皇權、朝政、國家的損害，而是新創東廠這一特務機關，採用自己信任的宦官管理，在監控舉朝臣民的同時制衡錦衣衛的一舉一動，將禍國殃民的特務政治擴大化。宣德伊始，皇帝倦政，作為皇帝近身的服務人員——宦官，很快成為了皇帝理政與治國的代理人，愈演愈烈，出現了皇家集團、文官集團、閹黨集團……纏鬥不休，糾葛不斷。那些權力金字塔上的人物，有過奮發、爭取、歡欣、激進，陷身在迷離的特務政治下，已分不清忠奸善惡、血腥悲慘，導致了英宗被王振玩於股掌而失國、憲宗放任汪直為虎作倀的無奈、武宗聽信劉瑾而差點被替代的荒唐、熹宗時魏忠賢竟然被滿朝君臣呼作九千歲……
根據《明代宦官制度研究》的考證，明代內府「二十四衙門」（即二十四個以監、司、局命名的宦官衙門，其他廠庫門房等宦官機構甚多）在洪武時期就已經基本定型。明太祖朱元璋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設計，將宦官的職掌（如掌握勘合稽核、管理圖籍文書等）編制進行政的運行鏈條中。這顯然是將宦官作為制馭外朝的政治力量來加以使用，宦權與政事的關係，不是「干預」，而是「參預」。從宣德中起，朝廷凡差官督理政務，都是內官和文武搭配，內官由於身份特殊，往往還具有「領銜」的資格。在許多庶政上，外朝衙門與內府衙門都是配合關係，內官和外官一起管理，所以合稱為「內外官員」——「內」就是內府之官，是內官。這種政治特性，就是「三元二軌」制，它體現了明代諸種政治勢力彼此頡頏互制的特點。
朝廷外差，最重要的就是派員到地方督理政務，有「欽差」的名義；在文官稱巡撫（巡視），在內官、武臣則稱鎮守。宦官到地方鎮守，從仁、宣時期就開始了，先是邊海之地，然後是內地（腹里省份）。到成化年間，太監鎮守者已遍及「九邊」及全國各直省，並且在邊疆軍鎮形成了從鎮守、監槍到分守、守備的完整層級。《明代宦官制度研究》將這個持續了約一百年的地方管理體制，概括為「三堂體制」（鎮守內官、總兵及巡撫文臣分為「三堂」），從而補綴了從明初「三司制」到後期「撫鎮制」和明清典型的「督撫制」的完整鏈條。三堂體制從構建到解體的過程，充分說明了明代制度的過渡性、複雜性和多樣性。
「三堂體制」正是「三元二軌」制在地方管理體制上的體現，儘管嘉靖中開始裁撤各地鎮守、分守等太監，但在全國一些要地（如作為南都的南京、皇家香火地的太和山、陵寢天壽山，以及中都鳳陽等地）的守備太監，仍然得以保留，直至明朝滅亡。
宦官勢力在嘉靖中遭受重創，是文官勢力經過國初的壓抑，不斷復興的結果。嘉靖以後，明代文官政治的地位才真正得到鞏固。「宦權」雖然遭到較大的貶抑，但主要還是在地方鎮守，以及代表宮廷壟斷利源的一些權力（如在地方上監督銀礦、珠池、織造等），然而「二十四衙門」的固有職能，並未削弱，比如司禮監通過批紅參預決策的權力，並沒有任何改變，相反，司禮監的權勢在嘉靖中有了進一步的增長，打破監局之間的平衡，成為了內府「第一署」。對此《明代宦官制度研究》也有詳細的考察。
綜上，明代宦官具有皇家之奴和朝廷官員的雙重身份。萬曆帝貪黷，屢屢派出親信之宦官外任，開礦收稅，橫徵暴斂。萬曆二十四年起，尚膳監監丞高淮出關開礦，以萬曆帝派出的礦稅使之名，對遼東大肆搜刮民財，誣捕反抗者和反對者，為害十年，讓民眾無不控訴：「遼人無腦，皆淮剜之；遼人無髓，皆淮吸之。」最後導致遼東女真開始反抗暴政。如果不研究宦官，或者說，從學術視野里刻意摒棄宦官，是看不到明代政治體制以及內憂外患的真相的。
俗話說，存在即合理。宦官之所以成為明代政體的一個組成部分，正體現了朱明國家在制度設計上的治理思想，體現了明代政治最大的特色：即權力制衡的原則。宦官正是為了保證朱家政權的穩定，用於制馭先是大將武臣，後是文臣的一種牽制力量而存在，這就是宦官在明代存在的「合理性」。皇帝常年累月地不去內閣，像嘉靖皇帝、萬曆皇帝，在位都是幾十年，但有二十多年不上朝，一切奏章、政務、軍機，都由大學士們票擬，即用一張小條子擬具意見，送皇帝斟酌，而宦官成為了皇帝與內閣之間的聯繫人。在以後的發展中，從內外這三種權力的博弈和位勢的變化中，正構成觀察明代治理體系嬗遞的一條主線。
胡丹在輯成三卷本皇皇巨製《明代宦官史料長編》後，再次寫成這部60萬字的《明代宦官制度研究》，無疑在掌握了明朝宦官豐富而堅實的史料的基礎上，進行了研究深耕細作，精深獨到。單論《明代宦官制度研究》，我們不要停留在它對明代宦官制度所進行的「制度復建」，而該看到它深入探究的宦官制度在明代特殊的發展歷程及特色，以及它首次使明代的國家治理體系完整地呈現。從宦官的角度觀察一代體制的變遷，並進行學術上的總結，這正是該書的主要創新之所在。我想，這個視角也是適用於其他朝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