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聯亦稱對聯、對子、楹帖、聯語，講究平仄對偶，與文學、金石學、文字學及書法藝術的關係非常密切。清梁章鉅在《楹聯叢話》自序中談及楹聯歷史：「楹聯之興，肇始於五代之桃符……至推而用之楹柱，蓋自宋人始，而見於載籍者寥寥……元明以後，作者漸夥，而傳者甚稀。」由此可見，早期的楹聯，即是張貼於門柱之上的桃符。後經歷代演變，常見書寫或鐫刻於名勝古蹟、寺廟殿堂，或亭台樓閣，成為精英文化與普世文化完美結合的一種藝術形式。到了清代，這種具有獨特風貌，綜合了音韻，詩意，書體的藝術表現形式更是盛行一時，成為了文人、書畫家、以至帝王將相日常酬應的風雅之物。無論楹聯的數量或質量，在清朝都發展到了空前鼎盛的地步。舉凡清代書法大家，皆楹聯大家，諸多名家學者在編撰自選集時，甚至會單列出聯集別卷。而有關楹聯的專著也有一系列的出版：如梁章鉅的《楹聯叢話》，梁恭辰的《楹聯四話》，林慶銓的《楹聯述錄》，吳恭亨的《對聯話》，吳隱的《古今楹聯匯刻》等。據《對聯書目舉要》所列舉的對聯著作中，清代就有38種，而清之前僅有8種，可見楹聯研究程度之深之廣。
吳昌碩（1844～1927）作為近代詩書畫印第一人，其傳世楹聯亦甚多。本文就湖州市博物館藏吳昌碩篆書楹聯作品，對其篆書書法藝術及社會交往做些討論。
篆書風格來源與特徵
作為開一代風氣的海派藝壇領袖，吳昌碩諸多藝術成就之根本便是書法。吳昌碩少年時因受其父薰陶，即喜作書、刻印。他的楷書，始學顏魯公，繼學鍾元常；隸書學漢碑；篆學石鼓文。其書法可謂諸體皆精，但尤以石鼓文最為著名，亦最受其個人鍾愛。諸宗元在民國三年（1914）即吳昌碩70歲時所撰《缶廬先生小傳》中云：「書則篆法《獵碣》，而略參己意，雖隸真狂草，率以篆籀之法出之。」可見吳昌碩將其石鼓篆書筆意融入書法及繪畫之深。《吳昌碩全集》收錄的156件楹聯作品中有138件書體為石鼓篆書，並且其篆書作品的數量隨著年齡的增長愈加多見。由此可見，吳昌碩在中年以後較少寫真書，其書法上的精力幾乎都用在對石鼓篆書的研究與演練上。湖州市博物館藏14件楹聯作品，最早為1889年所作，至遲到1927年，時間跨度近40年，書體全部為篆書，其中又以集石鼓字居多。
《石鼓文》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內容為記敘秦王出獵的場面，故又稱《獵碣》。《石鼓文》文字線條勻整圓潤，筆道遒勁凝重，素來便為研習大篆的極佳範本。晚清道咸之後，碑學書風大盛，《石鼓文》作為最早石刻，有開碑派先河的意義，眾多書家更是莫不潛心臨摹。康有為曾言：「石鼓既為中國第一古物，亦當為書法第一法則也。」由此可見世人對石鼓文的推崇。可以說，清代碑學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整個書法領域的審美寬度，使得碑帖兩學取長補短，書法實踐與理論均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而被譽為「石鼓篆書第一人」的吳昌碩更是一生研習不綴。
書法創作中有兩點最為書家所倚重，即結體與用筆。吳昌碩習篆用筆之法初受鄧石如、趙之謙等人影響，早期篆書呈秦篆面貌，線條勻潔，結體嚴謹，用筆規矩。中年以後，尤其是定居蘇州前後，因有機緣接觸大量金石原件與拓片，使其大受啟發，其後數十年他以《石鼓文》為臨摹範本，逐漸突破了傳統書風，形成了獨特的書寫風格與習慣。吳昌碩65歲自記阮元版《石鼓》臨本，跋語言：「余學篆，好臨石鼓文，數十載從事於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唯其中古茂雄秀氣息，未能窺其一二。」「古茂雄秀」四字體現出其審美取向與藝術抱負。他1912年曾應日本著名收藏家岡倉天心之邀為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題「以古為徒」匾，言「好古之心，中外一致」，可見其力追「古拙之氣」的決心。但與此同時吳昌碩又有著「古人為賓我為主」的強烈的變革和創新意識，敢於突破秦篆固有的形式法則，他把高古金石文字的雄渾陽剛結合其自由奔放的精神氣象注入作品中，貫穿於運筆、結構等每一個環節。其石鼓篆書作品字與字，行與行，氣脈相連，神意貫通，用筆老辣蒼邁，具有飛動之感。
從湖州市博物館藏14件橫跨38年的篆書作品中可以充分體會到吳昌碩在篆書筆法上循序漸進、逐漸變化的基本軌跡。例如1889年的作品「漁人小戶出深柳，獵馬高原駐夕陽」與1927年的作品「小雨高原樂棕馬，斜陽古囿來鳴禽」中有五字相同。其中左右結構的「原」「陽」二字最能體現結體的變化：在字體結構上改左右齊平為左低右高之勢；線條上改圓潤穩健為頓頭挫筆；用墨從均勻拘謹到厚重自在，但又有濃枯濕潤之分。對於吳昌碩篆書結體的變化，沙孟海在《吳昌碩先生的書法》中有著非常精道的表述：「篆書最為先生（吳昌碩）名世絕品。寢饋於《石鼓》數十年，早、中、晚各有意態，各有體勢，與時推遷。大約中年以後結法漸離原刻，六十歲左右確立自我面目，七八十歲更恣肆爛漫，獨步一時。」可以說，對《石鼓文》臨習最多最深而又最有獨到之處的當數吳昌碩，其各種書體中皆融合了篆書特質與金石韻味，這些獨特強烈的面貌特徵給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們說，書家個人風格形成的過程，除卻內在因素的部分外，更牽涉到複雜而多樣的外來因素。因此，要討論吳昌碩書風形成的來源，可以到其生活的社會脈絡中尋找一二。
吳昌碩對於金石碑版的痴迷，源於清代金石學之大興。尤其是清中期以後，隨著從事收藏和研究的人數劇增，金石學的發展進入鼎盛期。此一潮流促使大量的彝器古物在士大夫階層流轉，而江南地區作為傳統文人聚居之地，自然也是金石家重要的聚集地。眾多文人大家將對周秦漢魏時期的碑學研究結合進書法與繪畫的實踐之中，形成了所謂的「金石畫派」。受時風影響，喜書好刻的吳昌碩亦痴迷於此。吳昌碩非常善於交友尋師，其社會身份雖僅為一介酸寒小吏，卻憑藉其極高的藝術天賦以及虛心的治學態度，以藝會友，先後結識了江南一帶諸多名家宿儒以及收藏大家。
據朱關田《吳昌碩年譜長編》記錄，吳昌碩26歲（1869）赴杭求學於沽經精舍，列名儒俞樾門牆；後遊學杭州、湖州、嘉興、蘇州、上海等地，得以結交經學家楊峴、藏書家陸心源等一眾文人士子，開始了對金石碑版文字的研習。更是在1879年9月其36歲時客吳大澂家；1880年2月，其37歲時館於吳雲兩罍軒；1883年7月，其40歲時於蘇州結識潘祖蔭。此三人皆為大宦兼學者，又為金石收藏界的巨擘，吳昌碩於交往中有機會接觸了數量可觀的彝器碑帖。這一情況在吳昌碩《石交集吳雲傳略》《石交集潘祖蔭傳略》中均有提及：「余始來吳，封翁(吳雲)假館授餐，情意甚摯，因得縱觀法物，於摹印作篆稍有進境，封翁之惠居多矣。」「宮保（潘祖蔭）先使人致意，並貽古銅器拓本多種，始一往見。宮保以通經學古為勗，又謂余篆書入古。」諸宗元撰《安吉吳缶翁生壙志》中也就此作了描述：「……既舉縣學生員，數就學於杭州，一時朋達奇其文行，咸通縞紵。省試久不得志，始就職官於江蘇。其時江蘇士夫類好金石文字，翁乃以模篆刻印有名于海內，繼從歸安楊峴論詩，從山陰任頤論畫，竭其智力，殫窮奧突。蓋翁自少迄壯，耽習於此四者，至老不衰。」可以說，吳昌碩藝術水平的提高與突破，離不開江南金石文化圈的滋養。而這樣的機緣極大的開拓了他的眼界，增長了見識，為其以後漫長書畫生涯的不斷創新求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文章來源：《收藏家》201912期《吳昌碩篆書楹聯芻議》
作者：沈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