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交大外語
本書把老舍的文學翻譯(自譯)與老舍作品的英譯(被譯)放在一起考察發現，翻譯是實現「中國文學是世界文學一部分」（老舍語）的手段之一，對世界文學的構成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與意義，同時，說明了翻譯的生存性認知才是實現其慾望的策略與方法。本書共分5章，主要內容包括老舍翻譯文學及其研究概述、老舍的文學翻譯、老舍作品的英譯、在譯與被譯之間。本書適合所有翻譯研究者、愛好者以及廣大外語與文學喜好者閱讀使用。
老舍翻譯文學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由老舍的文學翻譯所構成的翻譯文學文本，另一部分是由其他中外譯者翻譯的老舍作品所構成的翻譯文學文本。
老舍是作家，也是翻譯家。老舍的文學翻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老舍翻譯他人的作品，如協助艾支頓（Clement Egerton）英譯古典名著《金瓶梅》，把德國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的散文「On Men of Learning」（《論學者》）由英文而非德文轉譯成中文，英譯英國劇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的劇本The Apple Cart（《蘋果車》）等。另一部分是他或獨自或與他人合作英譯自己創作的小說和戲劇，如他獨自把短篇小說經典《斷魂槍》改寫成名為The Spear That Demolishes Five Tigers at Once的話劇劇本，又如他與郭鏡秋合作英譯《離婚》、與蒲愛德（Ida Pruitt）合作英譯長篇小說《四世同堂》等等。
與老舍的翻譯相比較，海內外讀者更加熟悉由他人翻譯的老舍小說等作品，或稱之為老舍的被譯作品，如伊文·金（Evan King）英譯的Rickshaw Boy(《駱駝祥子》)和Divorce(《離婚》)。這兩個英譯本是高校本科生、碩士博士研究生以及翻譯研究者的閱讀對象，也是他們爭相選擇的論文選題與撰寫對象。從現有研究成果看，對這些譯本的研究大致經歷了從語言批評，到修辭再現再到文化傳遞的路徑。近年來，對王際真的老舍作品英譯研究、英若誠的《茶館》英譯本研究、英若誠英譯本與霍華德（John Howard Gibbon）英譯本對照研究等逐漸成為研究者的關注對象。
同樣，老舍的文學翻譯的研究（包括他的自譯與合譯）無論在起始時間上，還是在研究者數量上都無法與老舍作品被譯的研究頡頏，但是隨著翻譯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比較文學學科屬下的翻譯研究的加強與研究者隊伍的壯大，老舍翻譯的研究也在逐漸增強。截至目前為止，較有代表性的論文如作者魏少華2010年撰寫過兩篇論老舍與蒲愛德合譯《四世同堂》的論文，發表在《文學評論》期刊上；著者本人從2010至今撰寫過十餘篇論老舍的翻譯論文，分別發表在《民族文學研究》《華文文學》《上海師範大學學報》《深圳大學學報》和《英美文學研究論叢》等刊物上，並在2014年出版的專著《老舍中外文學關係研究》一書中對老舍的翻譯多有涉及。2013年由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出版的《老舍作品英譯研究》的作者李越也把老舍的自譯文本納入到討論中。
學界對老舍創作的研究自20世紀30年代末開始，至今已經跋山涉水地過了近90年，海內外研究成果豐碩。與此比較，老舍的翻譯，或稱之為老舍的翻譯文學文本，即便作家本人沒有認可，甚至在公開場合還否定過，研究界對其，尤其是對他在美國期間對自己的作品的翻譯與改寫進行研究與否、對國家間通過翻譯進行文學交流、對當今如何通過翻譯在西方有效地傳播中國文化而不至於引起異國文化的牴觸甚至拒絕有借鑑和啟示之處、對中國文學史全面認識兼作家與翻譯家老舍的文學價值有拓展的意義，及其他在翻譯文學史和比較文學史上的價值有篳路藍縷之意義。
老舍的翻譯數量雖不多，但卻發生在或英國對中國、中國文學盲目輕視的語境中，或中國文學發生變革時期，或中美外交關係處在轉折的關鍵點上，或中國文學向政治一邊倒時期。回望歷史發現，老舍協助艾支頓翻譯《金瓶梅》，客觀上起到了消除英國人對中國的偏見與其自大心理的作用: 「作者書中展現的對人物的觀察力及其描寫，迄今為止把現有中國小說累加起來，也無法超越這一部。」「對批評這部小說內容傷風敗俗的言論，不必理會。這部小說堪比左拉和易卜生作品，沒有不道德的內容。它是出自一位大師筆下的藝術作品。」Clement Egerton. The Golden Lotu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Paul， 1972.p.ix.以上引文摘自《金瓶梅》艾支頓英譯本The Golden Lotus一書的前言。英國譯者如此盛讚中國文學經典，得益於老舍對其準確理解該文學文本的幫助，同時艾支頓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熱愛和讚賞也啟發了老舍創作《二馬》的靈感，提升了他創作這部小說的信心。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學術界乃至全社會曾經有過趨新尊西的風氣，普遍默認或接受誰掌握西學的話語權,誰就擁有優先的發言權這一標準。兼作家、翻譯家於一身的如魯迅、郭沫若、茅盾、周作人、徐志摩等，紛紛把翻譯過來的西方文學作品作為新文學的支撐，與舊文學論爭。他們不但翻譯西方文學、學習西方文學，還自覺地把自己當作某個西方作家或學派(文派)在中國的代言人，即「外國文學被用來支持中國新作家自己的形象和生活方式」李歐梵: 《現代性的追求》，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仔細研究現代作家，尤其是那些創作、翻譯雙豐收且極具個人魅力的，都有意無意地試圖在自身與某個外國作家或學派(文派)之間建立一種超越簡單的文學意義上的親密關聯，並刻意在創作中模仿、借鑑其作品，著重強調意義的使用，展現出自己作為該作家或該學派(文派)在中國的代言人的姿態，如郁達夫與E.道森（Earnest Christopher Dowson），郭沫若與雪萊（Percy Bysshe Shelly）、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蔣光慈與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徐志摩與哈代（Thomas Hardy）、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巴金與無政府主義等等。具體分析參考徐鵬緒、陳霞的《現代中國作家兼翻譯家現象研究——翻譯文學、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互動關係考察（之一）》，《東方論壇》,2005年第3期，第64—68頁。
老舍在英國協助艾支頓翻譯《金瓶梅》這一行為，與上述中國現代作家兼翻譯家們利用翻譯的優勢爭取話語權在形式上異曲同工，在效應上老舍贏得的是國家民族及其文化在海外的自尊與正氣。
1940年代中期至1949年老舍在美國的翻譯行為也是如此。老舍自譯（準確地說是與他人合譯）《離婚》《四世同堂》和改寫行為如對《斷魂槍》的改寫，是應20世紀40年代中期中美外交的特殊需要而為。種種跡象顯示，在老舍大約1947年與當時正在美國流放的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交往後，以戲劇的形式翻譯他1935年創作的短篇小說經典《斷魂槍》，嘗試把中國（新）元素引入美國戲劇以饗美國戲劇界同仁與觀眾，同時借翻譯向美國傳播中國剛性文化，糾正美國社會對中國文化持僅具有陰柔特性的或有意或無意的偏見。《四世同堂》英譯本也是如此。老舍構思與創作《四世同堂》時立意模仿《神曲》，使小說像《神曲》一樣既具有「三部曲一百章」的結構，又具有其思想，而譯本卻「去掉20萬字」，僅剩下77章，因此，無論是小說的謀篇或者布局均發生了改變，譯本也因此無法再現布局原小說結構時的隱喻。即便如此，老舍認為刪節「很有必要」，正如上文所述，「必要」是基於老舍決定翻譯這部巨製時的立意，即在美國傳播中國國家民族的剛性文化精神。
如果把老舍在美國期間自譯或改寫的幾部作品納入到華裔美國文學史或中國的英語文學史中考察，那麼其特點、意義與價值將更加彰顯。20世紀初，華裔美國文學在發展中形成了一種自我東方主義，顛覆了文化中國與中國文化的本質，其惡劣程度遠高於林語堂所強化的中國文學中柔美特質的東方主義，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都不一定能夠改變。其次，華裔美國人的內部殖民在美國社會造成了更加惡劣的影響，一位美國漢學家曾經發出這樣的感嘆「這是心靈的悲哀」。美國主流政治外交與華裔美國人的自我東方主義以及內部殖民，促使老舍在異域重新拾起他始於20世紀30年代但未成型的對中國現代文學精神現代化問題的思考，並在翻譯中彰顯出來，在此基礎上試圖建構全新的中國國家文化形象。
美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對外來文化雖有排斥心理但並不十分強烈。影片My Big Fat Greek Wedding(《我的盛大的希臘婚禮》)榮獲第75屆奧斯卡金像獎就是佐證。影片獲取成功的秘笈，與李安在《喜宴》《藏龍臥虎》和《少年派的漂流》中強化民族性元素不同，《我的盛大的希臘婚禮》是以美國和希臘共同認可的文化觀和價值觀作影片的底色，以輕喜劇的形式進行演繹。老舍在美國宣傳中國文化的方法與《我的盛大的希臘婚禮》的製作者是英雄所見略同，他們的舉動恰好印證了薩義德（Edward Wadie Said）所言: 「文化對待它所能包含、融合和證實的東西是寬容的；而對它所排斥和貶低的就不那麼仁慈了。」愛德華·W·薩義德: 《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17頁。
中國文學在海外的接受，即「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及其翻譯研究」是2013年國內10大研究熱點之一。有識之士一致認為中國文學走出去需要「一個很細膩的、很慢的、大型的翻譯計劃，慢慢地推動，尤其是在學校里的推廣」持這一觀點的主要是當代海外華人學者。，但也有人認為可借鑑經濟學手段推動這一工程2011年中國作協與美國哈佛大學合作，舉辦了一次「中美作家論壇」。論壇舉辦之前，作協工作人員向哈佛大學協作方提出，邀請一位經濟系教授在論壇上發言，講文學的軟實力，遭到哈佛協作方拒絕。中國台灣籍在美學者王德威教授認為「這不但侮辱了中國代表團，也侮辱了協作方邀請到會的作家。」劉江凱: 《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接受——與王德威教授訪談》《認同與「延異」: 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接受》，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47頁。。回望中國文化海外傳播歷史，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以及七八十年代，或國家政府機構或民間學人就曾藉助翻譯這一媒介獻身於此項事業，雜誌《天下》《中國文學》英譯版、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譯叢》和中國台灣地區的《中國筆會》就是見證。這些中譯英雜誌有些至今仍在發行中。老舍的個案表明，以海外接受中國文化為慾望與動力，翻譯只是手段，如何翻譯才是實現慾望的方法與策略，唯此才能致遠。
如果說老舍中譯英翻譯行為與中國現代作家兼翻譯家們利用翻譯的優勢爭取話語權在形式上異曲同工，那麼老舍英譯中翻譯行為——無論是在20世紀30年代翻譯西方文學理論著作，還是在20世紀50年代翻譯蕭伯納的喜劇劇本《蘋果車》——與其他作家兼翻譯家們「表現出自己作為該作家或該學派(文派)在中國的代言人的姿態」就不同了。20世紀30年代老舍翻譯西方文學理論，沒有把翻譯選擇定於某一位理論家，也沒有把翻譯選擇定於某一流派，而是根據當時的教學、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需要選擇翻譯文本。老舍甚至視當時抗戰的需要而選擇翻譯了一戰士兵寫給家人的一封信，以此鼓舞中國抗戰士兵的志氣。1955年，老舍有過唯一一次中譯英翻譯行為，即中譯蕭伯納劇本《蘋果車》。這是應人民文學出版社委託翻譯的，屬於為紀念蕭伯納誕辰100周年而開展的紀念活動之一。在當時，語言充當著意識形態的工具，贊助人——人民文學出版社——也如此要求老舍，譯者卻巧妙機智地將贊助人要求的翻譯「語言的階級性」，即從某種語言形式專屬於某個階級，轉化為語言中包含著階級的特定要求，從而使翻譯成為兩種語言的互補與互動，進而把戲劇新文體引進中國。這一舉動使得譯本既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要求，也服務於與西方戲劇界進行交流，借鑑其新文體的目的。
眾所周知，漢語語言的現代化也繞不過翻譯。中國現代漢語的現代化，得力於當時許多集作家、翻譯家於一身的人，是他們的創作，尤其是翻譯實踐推動了漢語的現代化進程。近現代中國的翻譯界和文學界就「意譯」和「直譯」、「歸化」與「異化」的問題進行爭論，其價值與意義遠遠超出了翻譯本身，直接關係到漢語的改造和現代化，如魯迅與梁實秋的爭論、魯迅與瞿秋白的翻譯通信。老舍沒有直接參與論爭，卻以翻譯的方式間接地參與其中。20世紀30年代，「大眾語詩學」建構運動把中國語言如何現代化推向了高潮，當時文壇上文學理論派別眾多、論爭頻繁。雖然至20世紀40年代初，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派別最終成為支配性文學觀念，造成了文學觀念向他律的傾斜與越界。但在文學整體性的社會再生產中，在支配性文學觀念產生之前，各種文學在眾聲喧譁中推動文學機制再生產的努力不可忽視。其中包括老舍於1932年翻譯的《維廉·韋子唯慈》一文。當時，「無產階級文學」、歐美批判現實主義譯介正熾，翻譯《維廉·韋子唯慈》一文顯然是遊走於刀鋒的舉動，但老舍泰然處之，以獨立的視角，參與闡述了「大眾文學」的觀念，建構了大眾語的詩學，由此與魯迅式大眾觀——與大眾同行又保持距離，形成強烈對比，同時體現了知識分子文學向何處去的社會擔當意識。
實際上，老舍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旅英時期，就關注到現代漢語如何白話的問題。他在廣泛閱讀英國、法國、俄國、德國甚至古希臘羅馬的文學後，自覺地在比較中取長補短。他由認為英國語言簡潔，並從中借鑑，到提出希臘羅馬語言比英國語言簡潔，可以從中借鑑；再到認為中國語言最為簡潔，希望英法語言從中國語言中借鑑其最為簡潔的特質。在中譯英的翻譯實踐中，他同樣身體力行，大膽利用中國語言簡潔的特質，修正英語累贅、繁瑣的語法。這在中國學界唯西方馬首是瞻或即便具有這樣的認識也不表現出來的文學語境中，是需要何等的勇氣、膽識和自信。老舍這一舉動，與民國初年的文化自大不同，是建立在相互比較、知己知彼的世界性文學視野基礎之上的。也與上述提及的作家兼翻譯家們不同: 郭沫若、徐志摩、巴金把自己作為所譯介作家如雪萊、哈代和所譯介學派(文派)如無政府主義的代言人，老舍卻不把自己寓於某個作家代言人的位置上，而是從文學的表征而不是從意義出發選取譯介和傳播的對象，思考語言的現代化，並由此總結道: 中國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中國文學的藝術成就有值得西方人借鑑的地方。「我們的文學也是世界的，我們也是世界的一部分。」
也正是基於這樣的世界文學視野，老舍在美國從事自譯，傳播中國文化/文學活動時，雖然受到了政治文化外交的制約，但他沒有受到「翻譯的政治性」的羈絆，而是在政治與文學之間尋找到了合適的生長點，而非把文學等同於政治。
在中國比較文學史上，老舍一直沒有一席之地。與胡適、魯迅比較，老舍作品中折射出的文學觀念偏於傳統，但是他對中西文學相互交往的見識，及其翻譯行為的細枝末節所折射的複雜關係與力量的權衡卻超越了時代，或者說走在了同時代其他作家或批評家的前面。
老舍無論是中譯英還是英譯中，其翻譯環境都比較艱險，意識形態的政治需求大於文學交流，但他卻能以文學家的敏銳，在文學的動態系統中，尋求文學交流的最大可能性。在異國把中文創作中強調對國民性的批判，轉化成中國現代剛性文化的傳播、新的國家文化的建構，消除長期因各種因素積聚而成的對中國文化及其國家的片面性認識。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文學發展片面追求革命的英雄主義，老舍同樣通過翻譯把階級語言轉變成語言中包涵階級性，從而為引進新的戲劇語言與樣式，以及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戲劇的發展貢獻綿薄之力。諸如此類，僅列舉一二。
老舍的翻譯在語言選擇上基本是英漢兩種語言的互譯，但是老舍的被譯卻語種多樣，有英語、日語、法語等20多種語言，一方面鑒於老舍的翻譯是在中英兩種語言間進行的，另一方面為了便於論述的有的放矢，第三限於筆者的語言能力，該書把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老舍作品英譯上，甚至只把老舍作品在美國的譯介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老舍是在國外作品被譯介最多、被研究最多的中國現代作家之一。自1944年王際真首次把老舍小說翻譯到美國，至今已經70多年。這70多年裡，老舍作品的譯本有近60部之多（包括重譯），有些作品的重譯本高達5部。期間，受到翻譯贊助人、政治意識形態、譯者意識形態等的制約，老舍的有些作品在翻譯時慘遭刪減和改寫，重譯本通過直譯等手法儘量再現原文風貌。在這曲折的翻譯進程里，譯者通過翻譯老舍的長短篇小說、戲劇、評論等進入到老舍的世界，與之對話。且海外翻譯者集體與國內和港台的譯者一起形成一個龐大的老舍翻譯網。總體而言，老舍的被譯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49年之前的翻譯，第二階段是1949年到1964年的翻譯，第三階段是1964年到新時期的翻譯，第四階段是新時期之後的翻譯。1949年之前，中美關係緩和，出於抗戰的需要，海外華人開始積極推介中國現代文學，其中老舍是重點推介對象。但是此時由於國力、政治等因素的干擾，華人譯者在積極宣傳介紹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的同時，「以中化西」與「以西化中」手法並重，一方面在導言裡凸現作家的藝術成就，一方面又強調指出「這些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學的影響」Zhichen Wang. 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4. p.II.。以此引導讀者。二是20世紀50年代，美國出版社僅從英國引進了1部老舍作品英譯本，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蘇建交和中美關係惡化，在1963年之前是老舍作品被譯的沉默期。三是1964年之後到新時期，老舍被譯，無論中外，對其翻譯的文學性意圖都有所重視，也就是說翻譯老舍作品時，對文學性的關注多於「挖掘」作品暗含的社會性。四是新時期至今，翻譯界對老舍作品的翻譯是中外並舉，且以直譯為主，但是翻譯意圖因身份與國籍不同而呈現出了差異。如《茶館》兩個英譯本，是由中國著名的表演藝術家英若誠和加拿大翻譯家霍華德分別譯於1979年和1980年。兩位譯者因國籍身份不同，英若誠的翻譯行為出於傳播中國文化的目的，而霍華德的翻譯行為則出於接受中國文化的動機，由此他們在翻譯時採用了不同的翻譯策略，發揮了各自的專長，表達了各自期望傳遞給期待中的讀者需要的東西，兩個譯本自然呈現出了不同的面貌、發揮了各自作為原文再生的「戲劇的表演性」和「戲劇的文學性」之所長。
除了海外主動翻譯老舍作品，國內出版機構和港台也向海外介紹包括老舍在內的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如雜誌《天下月刊》早在1938年就英譯過老舍兩部短篇小說。至20世紀80年代，承擔中國向海外推介中國現代作家作品英譯項目的機構，主要是北京外文出版社和香港聯合出版公司。北京外文出版社下屬的《中國文學》（海外版）雜誌社是承擔主要翻譯任務的單位之一。該出版社有著比較悠久的海外出版經歷，早在1956年就在海外出版發行過廖煌英（Liao Huangying）翻譯的《龍鬚溝》（Dragon Beard Ditch: A Play in Three Acts）。新時期之後，《中國文學》（海外版）雜誌社提出「以文學滋養人心，讓中國走向世界」，大力向海外譯介中國文學，其中仍包括老舍的作品。
海外對老舍作品的研究早於對老舍作品的翻譯。1939年美籍華裔學者高克毅(George Gao)首次把老舍小說介紹到美國，之後伴隨著老舍作品的翻譯，研究者對其作品的研究數量不斷增加、範圍不斷拓展、研究者隊伍也不斷壯大，形成了一支老中青三者結合的隊伍。海外對老舍作品和老舍翻譯文學的研究經歷了從與國內不謀而合，到「反動」，再到互動互補的過程。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有一位名叫陶普義（Britt Towery）的非文學研究者，純粹因為個人興趣和對老舍的愛好，撰寫了多篇老舍研究的論文，一部老舍研究專著，並建立個人網站，與全球老舍愛好者分享其個人對老舍研究的成果。
本書兼顧老舍的文學翻譯活動與老舍作品被譯兩個方面，展開對老舍翻譯文學較為全面的研究，第一章集中對老舍的翻譯作品與老舍被譯作品作俯瞰式介紹，對其各個不同時期、不同的中外翻譯實踐及其翻譯特點作線性梳理與概括性描述。第二章以老舍的文學翻譯文本為個案，對老舍在不同時期的翻譯文本從不同的視角進行研究。兼作家與翻譯家的老舍如何借翻譯贏得現代漢語改造的話語權，如何在翻譯中體現並確立個人身份，又是如何借翻譯促動文學創作、如何借翻譯曲折表達個人的文學主張與審美訴求。老舍自譯分為國內時期和國外時期，第三章相對集中地考察老舍在異域通過或翻譯或改寫或與他人合譯等形式，從事於中國現代文化/文學精神的傳播活動，由於翻譯空間的位移等因素導致譯者身份的變化，及其對美國社會的了解逐漸全面與深入，即便是同一位譯者其翻譯策略也是在不斷作「調適」性地變化與更改。如老舍初到美國，本著文化平等交流與傳播的心態翻譯了《離婚》。又，老舍在美國境內各地作演講時，觀察到美國對東方的想像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期想像，至此他改變文化傳播策略，選擇塑造國家文化形象的文本進行翻譯與傳播。
第四章以他人對老舍作品的翻譯為研究對象，探討譯者因身份、語境與時代的不同對老舍作品所做的個人闡釋及其折射的問題。除老舍本人翻譯自己的作品外，老舍更多的作品是由中外譯者完成，海外譯者的翻譯經歷了初步介紹、節譯到全譯的過程。海外譯者身份龐雜，他們有的是外交家，有的是研究者，有的是傳教士家庭出身，有的譯者是職業翻譯家，有的卻是自由職業者；其次他們中有的是本土美國人，有的是加拿大人，還有美籍華裔人士，這些不同的身份及其對原文本的闡釋均折射在譯本的再生產中。國內的翻譯強調向海外推介傳播中國文化，譯者的翻譯充分彰顯了譯者主體性，但是即便國內向海外推介中國文化式翻譯，其情形也相當複雜，如有的是中國本土譯者在國內從事翻譯，有的是國內譯者在異域從事翻譯傳播活動。譯者所處環境也會對譯者的翻譯產生一定的影響。
第五章繼續研究老舍用英文改寫自己小說和中外譯者對《茶館》的翻譯，企圖在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全面總結老舍翻譯文學，進而嘗試提出翻譯的交往認知策略與方法。老舍為了改變美國對中國文化的偏狹認知，一方面用英語改寫自己的小說，重新思考中華剛性文化的建構與傳播，且改變傳播方式，以美國中產階級喜好的戲劇形式傳播中華剛性文化。老舍在相對全面了解美國戲劇現狀並與布萊希特交流後，自信地宣稱，美國戲劇的發展可以借鑑中國的戲劇元素，隨後以戲劇的形式改寫自己的短篇小說，由此可見其文化自信。
《茶館》是有史以來京味話劇藝術的集大成者和京味話劇流派的扛鼎之作。曹禺稱《茶館》「前無古人，蓋世無雙」，劉厚生認為《茶館》是「中國話劇的代表作」,外國人則認為《茶館》等是「世界的經典著作」。有資料統計,至1982年,「二十五年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上演《茶館》三百餘場,盛況歷久不衰,在廣大觀眾中有許多看戲多次的《茶館》迷。1979年9月至11月,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茶館》劇組在西德、法國和瑞士三國共15個城市巡迴演出25場,獲得巨大成功。」很多報紙和專家認為: 《茶館》是「東方舞台上的奇蹟」,可以列為「世界名著」、「世界的經典著作」。《茶館》之所以能在席勒、布萊希特和莫里哀的故鄉引起如此轟動，德國《萊茵—內卡報》在報導中指出: 演員們「用他們激動人心的話劇給我們打開了一扇門,展示了對我們來說還是十分陌生的境界: 人們在戰爭、動盪、暴力和普遍的愚昧自欺中經受的苦難是相同的」。這就是說,《茶館》具有超越階級、民族和國家的永恆魅力,具有人類共同的審美特徵。總的來說,西歐三國對《茶館》的讚譽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現實主義、民族化、演出的整體性。尤其是現實主義,許多專家和觀眾都給予了極高評價,認為《茶館》的現實主義是「發展了的現實主義」,是「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現實主義」。此外,《茶館》於1983年9月至10月在日本演出後,也同樣引起了轟動。桐朋學園的教授、劇團青年座文藝部長石澤秀二說: 「為什麼《茶館》自初演以來，經過了二十五年，仍然能夠超越國境和政治體制的差別，具有充滿活力的現實意義和普遍意義呢？其意義究竟在哪裡?恐怕主要是因為整個戲劇充分體現了民眾性，同時，寫實主義手法構成了極有藝術魅力的表現形式也是一重要原因。」東京都日中友好協會副會長蘆澤新二則說: 「我認為《茶館》是我看過的東、西方話劇中水平最高的戲劇之一。」這就充分說明，《茶館》已走向世界,已成為全球性的經典文化遺產之一詳情請參閱章羅生《老舍在20世紀話劇文學史上的地位及其對中國戲劇現代化的貢獻》，《民族文學研究》，2005年第1期，第125—129頁。。
那麼中西不同身份的譯者，通過翻譯操縱老舍經典戲劇《茶館》，其譯本帶給研究者怎樣的啟迪和反思？西方譯者熱衷於把玩劇本作為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和劇本中折射的大量風俗，尤其是他們早已熟視無睹的神秘風俗的幻象。與此相對的是，中國著名的表演藝術家英若誠1979年的譯本在國內與國外都受到了高度的稱讚（當然在國外受到稱讚應包含演員的表演），而譯本因強調「舞台表演性」而使得原文本中許多特質，如「大量風俗尤其是他們早已熟視無睹的神秘風俗的幻象」遭到了遮蔽或損失，這是違背西方人欣賞的慣性想像的，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西方譯者對原文中風俗作解釋性翻譯，一方面可見譯者對原語文化的尊重，另一方面原文中的某些風俗與西方神話的神秘性有共通的詩學意義，等等。
全面考察老舍翻譯文學可見，譯文與原文的關係均發生在文化/文學間的傳播、接受與交往等關係中。如此，「原文」在文化接觸的權力關係中是如何得以建構？譯文的再現是否具有「世界性」？或「原文」潛在的「世界文學性」在再生的生命里是否在制度層面上具有某種以及具有何種物質效應？耶魯學派的米勒（J.Hillis Miller）強調文學和美學實踐的改造性作用，伽達默爾（Hans Georg Gadamer）認為翻譯始終是解釋的過程，在翻譯中得以闡明的東西既非僅僅是原文的意見，也非僅僅是翻譯者的意見，而是一種共同的意義。「在理解中所發生的視域交融乃是語言的真正成就」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 《真理與方法》，洪漢鼎譯，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第585頁。共同的意義中存在的誤讀，及其帶來的影響焦慮問題等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探討。「間性詩學」一方面提倡主體有堅持自己不同於別人的合理價值觀念和生活理想的權利；另一方面主體又必須忍受按其價值觀念來說可能無法忍受、而按其義務規範來說卻是應當容忍別人的合理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正義原則」和「團結原則」是間性詩學得以建構的兩大保證。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復調理論表達了相同的觀點，即復調不在展現一個至高無上的作者的統一意識，而在於展現那些擁有各自世界、有著同等價值、具有平等地位的不同的獨立意識。復調型小說所追求的是把人和人(作者和人物)各種意識放在同一個平面上，展示世界是許多具有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人活動的舞台，是眾多個性鮮明的獨立自主的聲音交流和爭鳴的舞台。在此視野下的譯文是否真正具備了跨越的意義？這些認知性批評對我們考察老舍期盼實現「中國文學也是世界的一部分」願望以及現代中西文化異質碰撞過程對「雜語」局面的形成具有意想不到的收穫與啟迪。把繁複的個案上升到交往認知的理論高度，探求交往認知新的理論模式，希望藉此拓展老舍翻譯文學研究的範圍，也希望借老舍翻譯文學諸多個案的研究，最後上升到對比較文學的翻譯文學研究進而上升到關於文學關係研究的理論思考。
目錄
第一章 老舍翻譯文學及其研究概述
1.1 老舍的文學翻譯及其研究
1.2 老舍被譯及其研究
1.3 老舍翻譯文學研究的意義
第二章 老舍的文學翻譯: 國內時期
2.1 中譯William Wordsworth
2.2 中譯叔本華On Men of Learning
2.3 譯介與抗戰
2.4 中譯蕭伯納劇本The Apple Cart
第三章 老舍的文學翻譯: 國外時期
3.1 英國時期: 合作英譯《金瓶梅》
3.2 美國時期: 合作英譯《離婚》
3.3 美國時期: 合作英譯《四世同堂》
第四章 老舍作品的英譯
4.1 王際真英譯《黑白李》
4.2 萊爾英譯《黑白李》
4.3 伊文·金英譯《駱駝祥子》
4.4 《中國文學》雜誌對老舍的英譯
第五章 在譯與被譯之間
5.1 翻譯與傳播: The Spear That Demolishes Five Tigers at Once
對《斷魂槍》的改寫
5.2 翻譯與交流: 英若誠、霍華德英譯《茶館》
5.3 翻譯與跨文化傳播的「生存性認知」
主要參考文獻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