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南方周末
轉自：CCTSS
編者按：今天，為了教育孩子，我下載看了老版《茶館》電影，很是感慨，感動，但願只是年末的碎碎念吧。把找到的幾篇與老舍先生有關的翻譯論文發在這裡，跟讀者朋友分享。——翻譯教學與研究
《駱駝祥子》中潑辣的虎妞，幾乎成了斯琴高娃最深入人心的銀幕形象。回頭看，她覺得自己與老舍有緣：「天意，沒轍。」（網絡圖片/圖）
托林頓廣場的居住環境差勁，老舍因此害了胃病。因為周末留在公寓吃飯，他屢遭飯廳服務員奚落。在英期間，老舍幾乎從未擺脫孤獨。
《二馬》結構與文字都進步了，但立意太淺，動機只是比較國民性，「至多不過是種報告，能夠有趣，可很難偉大」。老舍謙遜地總結：「我的好處——據我自己看——比壞處少。」
老舍逝世50年後，他的《四世同堂》要更新了。
幾年前，在哈佛大學施萊辛格圖書館，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社長趙武平發現了《四世同堂》的英文譯稿。譯稿主人是譯者浦愛德。趙武平對英文譯稿進行回譯，譯文十餘萬字，將刊登在《收穫》雜誌2017年第一期。
這一版本，比1982年馬小彌的譯本更全，也更接近老舍。不過《四世同堂》中文版從未全數發表，手稿部分散佚，英譯本又略去許多內容，想找到最本真的《四世同堂》幾無可能。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幾方消息表明，有多家機構爭取出版結合新譯部分的全本《四世同堂》，目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及中華書局最有希望。
譯稿面世處於一個微妙的時間段——2016年是老舍逝世50周年，按照著作權法，2017年1月1日，老舍所有作品都將轉為公版。出版社出版老舍作品，不再需要支付版稅。
在《四世同堂》掀起波瀾的同時，方旭排演的話劇《二馬》也在北京上演。過去十年里，「老北京」方旭排演或參與了六部與老舍有關的作品。
1946年，老舍應邀訪美，待了三年多，《四世同堂》在那裡完稿，並完成英譯。往前二十多年，1924年，老舍第一次旅居海外。在英國，他開始寫作生涯，完成了頭三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
《二馬》講述老馬、小馬兩個華人在倫敦的境遇。老舍想用這個故事來比較「兩國國民的民族性」。但在某種程度上，《二馬》也可以視為老舍在倫敦見聞的投射。
了解1920年代老舍在倫敦的境遇，對理解老舍顯然必要。1930年代的一次演講中，他曾坦陳：「設若我始終在國內，我不會成了個小說家——雖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說家。」
老舍與夫人胡絜青、小女兒舒立。（東方IC/圖）
「這不是個農業國！」
1924年9月14日，在海上晃蕩幾十天後，舒慶春終於抵達英國。「德萬哈」號客輪停靠在蒂伯里港，乘客們趕著下船，以便儘快奔前程。
外國乘客需要檢驗護照，舒慶春等待了一個半小時。一同從上海過來的乘客，眼疾手快，早已走得零零落落。碼頭到倫敦市區二十多英里，通關後，他還得再坐半小時火車。
車上，他好奇地眺望外頭的英國田園：烏雲稠密，底下地形起伏，綠意延綿不絕，偶爾閃過鄉村房舍，間或有牛搖尾巴吃草，並不見莊稼。他暗自感嘆：「這不是個農業國！」
離倫敦越近，鄉村景致越稀薄，房屋變得密集，牆面掛著煙塵，好像被熏過。在坎農街一下火車，他就看見了接站的易文思教授。兩人坐地鐵到利物浦街，把行李交給轉運處，就找地方喝啤酒、吃點心。去了幾個地方，倫敦給他留下最初印象：外面烏黑不起眼，可裡面清潔、有秩序。
易文思告訴舒慶春，住處已給他找好，就在自己居住的巴尼特——倫敦北郊的幽靜市鎮，合租者是舒慶春好友，作家許地山。舒慶春樂了：「見了他還有什麼事做呢，除了說笑話?」
兩年前，在正直的滿族牧師寶廣林影響下，老舍於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鄭重啟用表字「舍予」，取「舍己」之意。一度，他常徵引宗教故事，來表剷除社會積弊等道理。
在教堂，老舍結識了許地山，一見面就覺得「這是個朋友」，同時結識了擔任牧師的羅伯特·易文思。易文思在燕京大學教書，不久因精神崩潰回國，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教。在為擔任該校中文系主任的岳父物色中文講師時，他想到了舒慶春。
舒慶春到達公寓時，許地山就在屋裡，正用鋼筆在雜貨鋪帳本上寫字，原來是創作小說。他從美國拿了碩士，剛到倫敦，準備過段時間去牛津大學繼續研究宗教。
接下來近五年，舒慶春要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擔任中文講師，年薪250英鎊。9月16日，舒慶春收到院長來函，其中列明工作細節，諸如每周最多20小時課程，並應允他可以使用「Colin C. Shu」這個名字。據日本學者日下恆夫考證，Colin是舒慶春的洗禮名，意思是「人民的勝利」。
在倫敦，舒慶春開始了長篇小說創作。過了快兩年，連載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期間，他開始使用筆名老舍。「老舍」和「人民的勝利」，未來會成為這個北京青年的生命關鍵詞，就像這次跨海旅程，艱難顛簸，含笑帶淚。
「可以，往下寫吧！」
老舍，也就是舒慶春、舒柯林，雖做過小學校長、勸學員，但毫不寬裕。他從北京到上海的路費和二等艙船票，都由倫敦傳教會預付。
「有點像咱們八九十年代的出國熱，所有人能走就儘量走，到外面去看看。」方旭揣度。
初到倫敦，老舍與校方和房東都相處得和平，但許地山很快離開，使他的鄉愁愈發濃烈。住了一冬，到1925年開春，老舍搬去城市西部的聖詹姆斯廣場，那兒離著名的諾丁山和海德公園不遠。
1925年，易文思教授英年早逝；「德萬哈」號客輪退役，廢鐵賣了2萬英鎊出頭；滿是殖民地豐饒物產的英帝國展覽，繼續於溫布利公園舉行；倫敦市區車水馬龍，銀行、企業總部等高樓大廈集中出現，報業、郵局等公共機構增長迅速。大戰後世道總體和平，但殖民體系逐漸力不從心，經濟持續疲軟，失業率走高。
老舍與英國人克萊門特·埃支頓同租一樓，後者正在東方學院學中文。他和埃支頓互相輔導語言，還幫對方翻譯了《金瓶梅》。埃支頓是牧師的兒子，「一戰」時做到中校，年近四十，以做業餘教員為生，聰明、豪爽、多情。這個譯本，因把露骨的性描寫譯為拉丁文而聞名。
初版扉頁上，埃支頓寫道：「獻給我的朋友舒慶春！」但老舍對這段經歷長期緘默。據老舍之子舒乙考證，他僅在一次於美國發表的演講中提過這個英譯本，並稱讚《金瓶梅》是「明代最傑出的白話小說」。1954年，老舍更否認自己曾從事過翻譯工作，即便他的譯作有二十五六萬字。
埃支頓交遊廣闊，令老舍窺見倫敦底層社會。一位年輕工人，談吐很好，卻時常失業，是個社會主義者。有個可愛的小老頭，通曉好幾門語言，但找不到工作。有位老者，念了博士，常跟他們討論東西方哲學，卻只能幫人擦玻璃。老舍看到了「工商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崩潰與罪惡」。
在樓梯邊的小房間裡，老舍真正開始了創作。初寫小說時，他沒信心，給許地山念了幾段。許地山回應：「可以，往下寫吧！」三年間，老舍寫出了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以及部分《二馬》。三部小說，均獲著名的《小說月報》刊載。
1941年，許地山去世，老舍哀痛寫道：「我總感到他必能活到八九十歲，而且相信若活到八九十歲，他必定還能像年輕時那樣有說有笑，還能那樣說幹什麼就幹什麼，永不駁回朋友的要求，或給朋友一點難堪。」25年後，老舍逝世，不知又換來多少同感。
究竟也算上了種族主義的當
1928年，老舍搬進倫敦市區的托林頓廣場14號，寫完了《二馬》。1927年9月底，老舍見到了主編《小說月報》的鄭振鐸。
作家張愛玲曾回憶母親朗讀《二馬》的情景：「雜誌每月寄到了，我母親坐在抽水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讀出來，我靠在門框上笑。到現在我還是喜歡《二馬》，雖然老舍後來的《離婚》《火車》全比《二馬》好得多。」
《二馬》寫馬氏父子一年的倫敦生活。老舍本意，是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更注意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性」。
小馬名叫馬威，被老舍當做理想人物寫，還嫌不夠，又添上留學生李子榮，贊其為「心神健全的英雄」。兩人合起來，善於學習，自尊自強，大概是中國的未來希望。
馬威的父親馬則仁是官迷，好面子，總覺得西方「俗氣」。他一出船艙就摔了跟頭,舉止頗有點滑稽，似乎落後於時代，但並不像前兩部小說的主人公那樣，唯利是圖或渾渾噩噩。
「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與有所依靠；若沒有自己的子孫，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後有幾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個兒子。他不大愛思想，因為事事已有了準則。這使他很可愛，也很可恨；很安詳，也很無聊。」老舍在《我怎樣寫〈二馬〉》中寫道。
父子倆遇到許多文化衝擊，還分頭愛上了房東溫都母女。朝夕相處中，溫都母女也發現，馬氏父子沒殺人放火吃老鼠，還頗惹人喜愛。不消說，愛情終因種族主義成了悲劇。
當時，描寫華人惡棍傅滿洲的小說，已在英美流行多時，續作還不斷誕生。這類誇張角色，在英國文化中並不少見，更加深公眾偏見。
創作談里，老舍寫及英國人對中國的臆斷：「臉黃的就是野蠻，與頭髮卷著的便文明，都是很容易說出而且說著怪高興的；越是在北平住過一半天的越敢給北平下考語，許多污辱中國的電影、戲劇與小說，差不多都是僅就表面的觀察而後加以主觀的判斷。」
老舍反省，自己做得「雖沒這樣壞，可究竟也算上了這個當」。他描寫的英國人，平素照章辦事，但無端心生惡毒。也寫到不爭氣的同胞，像當眾侮辱小馬的留學生，砸馬家鋪子的群氓。
早期作品中，老舍習慣直接利用人物表達觀點。雖然讀了很多英文小說，並自覺學習英國小說的結構與敘述，他在《二馬》里仍拋開故事疾呼：「二十世紀的『人』是與『國家』相對等的：強國的人是『人』，弱國的呢？狗！」「中國人！你們該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時候了！——除非你們願意永遠當狗！」
考慮到老舍在英國的生活，《二馬》或許離他很近。托林頓廣場的居住環境差勁，他因此害了胃病。他幾次跟朋友寧恩承講起，自己因周末留在公寓吃飯，而遭飯廳服務員奚落。在英期間，除了埃支頓，他只與幾位華人交好，幾乎從未擺脫孤獨。
在小說里，他描摹過小馬的孤寂：「聽著街上的車聲，聖保羅教堂的鐘聲，他知道還身在最繁華熱鬧的倫敦，可是他寂寞，孤苦，好像他在戈壁沙漠裡獨身遊蕩，好像在荒島上和一群野鳥同居。」
小說寄出不久，老舍與倫敦大學合約期滿，起身赴歐陸遊歷。
臨行前，老捨去了趟巴尼特，看望房東姊妹。妹妹正直勤勉，生活負擔重，還要照顧有些精神障礙的姐姐，當時「背已很彎，發也有些白的了」。
老舍拿著校方發的80英鎊路費，在歐洲週遊三月，在新加坡執教半年，攢足路費，終於回到故鄉北京——當時已改名北平了。
當南方周末記者問起那段英國時光對老舍的影響時，老舍長女舒濟乾脆地回答：「造就了一個文學家。」舒濟記得，老舍非常喜歡莎士比亞和但丁。1970年代末，她調入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整理老舍作品。 老舍曾批評自己的許多作品。《老張的哲學》文字「還沒有脫開舊文藝的拘束」；《趙子曰》結構強了，「可文字的討厭與敘述的誇張還是那樣」。《二馬》更豐富，結構與文字都進步了，但沒寫完——原本可能有發生在巴黎的後傳，且立意太淺，動機只是比較國民性，「至多不過是種報告，能夠有趣，可很難偉大」。而且人物狹窄，大多是「中等階級」的。
他謙遜地總結：「我的好處——據我自己看——比壞處少，所以我很願意看人家批評我。」
「你們美軍應該趕快退出中國」
1946年秋天，在紐約附近的藝術家營地雅斗，日本作家石垣綾子見到了老舍。老捨身著西服，繫著一條顏色素樸的領帶，「與其說是個作家，不如說更像個教師」。在她眼中，老舍向大家打招呼很謹慎，「不是那種在眾人面前喜歡多嘴多舌的人」。
三十多年後，石垣綾子聽說，老舍被恢復名譽後，話劇重新在北京演出，六天的戲票一小時就賣了精光。
1946年3月，老舍與戲劇家曹禺結伴抵達美國。這次旅程由費正清夫婦促成，美國國務院出面邀請。一年裡，他們結伴遊歷美國和加拿大，邊走邊講課。兩人關係很好，經費緊張時合租一塊錢一天的屋子。周六，他們拎一瓶酒回去，喝一會兒就唱京劇。老舍拿手的是老旦和鬚生。
因為1945年《駱駝祥子》英譯本出版，成了暢銷書，老舍受到熱烈歡迎。曹禺說，美國人其實普遍不了解中國，從前只知道個孔夫子。
他們體會到美國的先進，也發現它的另一面。他們去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保留地，下車就被一群貧困的印第安孩子圍攏，兜售自製陶器。兩人想在華盛頓請黑人作家吃飯，卻被飯店門上的告示「禁止黑人進餐」擋駕。
有次集會，一個美國人問他們，希望美國政府如何幫助中國。老舍一反常態正色回應：「你們美國軍隊應該趕快從中國退出！」曹禺也驚訝。
旅途中，老舍抽空去雅斗待了大約三周。每天早晨不到六點半，他就起床打太極拳，過半小時，就去森林中的平房悶頭工作。
他在美國讀了很多書，尤其著迷於描寫美國南方的威廉·福克納。曹禺在一年訪問期滿後回了國，老舍則留在美國寫作，最重要的是寫了《四世同堂》的剩餘部分，以及中文手稿散佚的長篇小說《鼓書藝人》。
諾貝爾獎得主賽珍珠為《四世同堂》寫過書評，還推薦自己的文學經紀人戴維·勞埃德給老舍，兢兢業業地為他代理了十年著作權事務。在美國，老舍曾與《駱駝祥子》《離婚》的英譯者伊萬·金打過官司，後者實在喜歡給原作增刪情節。
最新發現的那部分《四世同堂》，就出自這段時光。有陣子，老舍白天與華人譯者郭鏡秋一起重譯《離婚》，晚上與浦愛德一起譯《四世同堂》。浦愛德是傳教士的女兒，在中國出生長大，中文聽說俱佳，卻看不懂。老舍就把小說念給她，由她譯成英文。
問題在於，老舍念小說時，時常隔過幾段。浦愛德的譯稿實際與《四世同堂》原作仍有差異。但在第三部《饑荒》沒有出版單行本，手稿又於「文革」遺失的情況下，由浦愛德譯稿回譯的《饑荒》，可能最為接近原作。
離開雅斗，老舍還常招呼大家去吃中國菜，並親自下廚。石垣綾子記得，1949年6月，天氣很熱，上海剛解放不久。老舍難得地情緒高漲，激動地告訴大家：「中國不久將獲得新生了。」屋裡掛著郭沫若手寫的殷墟文字，他就著郭沫若的故事，講述起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命運。
1948年，周恩來曾指示郭沫若、茅盾等一二十位文藝界人士，聯名寫信邀老舍回國。國民黨方面也勸他赴台。1949年11月，他回到大陸，在燈市口西大街的丹柿小院住了下來。
老舍的大女兒舒濟。在方旭的話劇經費產生困難時，舒濟與舒乙解囊相助。（劇組供圖/圖）
筆下凈是「老中國的兒女」
1966年「八二三毆鬥」轉天，老舍自沉太平湖。沉湖細節眾說紛紜，有說老舍懷抱《駱駝祥子》或《茶館》手稿，但他的家人否認。
作家汪曾祺與老舍素有往來。在1986年創作的短篇小說《八月驕陽》中，他想像了老舍的最後時光。
「園門口進來一個人。六十七八歲，戴著眼鏡，一身乾乾淨淨的藏青制服，禮服呢千層底布鞋，拄著一根角把棕竹手杖，一看是個有身份的人……這人眼神有點直勾勾的，臉上氣色也不大好。不過這年頭，兩眼發直的人多的是。這人走到靠近後湖的一張長椅旁邊，坐下來，望著湖水。」
十二年後，老舍骨灰安放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鄧小平、李先念等領導人送去花圈，致悼詞的是老舍的朋友茅盾。不過，火葬場當年直接遺棄了老舍的骨灰，骨灰盒中，據說是鋼筆和眼鏡等遺物。延續老捨生命的，是那些長久流傳的作品。
1980年，經導演陳達介紹，年輕演員斯琴高娃認識了導演凌子風。那時，她剛因處女作《歸心似箭》出名。「你那小媳婦演得不錯，這麼著，你就演我的《駱駝祥子》吧。」沒說幾句，凌子風直接邀約。「幹嘛逗我玩兒？」斯琴高娃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自己嚇得說不出話，只當對方說笑。
沒多久，斯琴高娃去吐魯番拍戲，凌子風電話追到片場：「不能撂挑子，就是你了！」電影《駱駝祥子》反響熱烈。片中潑辣的虎妞，成了斯琴高娃最深入人心的銀幕形象。回頭看，她覺得自己與老舍有緣：「天意，沒轍。」
凌子風本想同時拍攝老舍描寫女性悲慘命運的中篇《月牙兒》，但上級不鬆口：「別學日本的《望鄉》，讓年輕人學壞。」1986年上映的電影《月牙兒》中，凌子風擔任了藝術顧問。
到方旭排「老舍三部曲」（《我這一輩子》《貓城記》《離婚》），斯琴高娃成了藝術顧問。合作持續到《二馬》。
方旭和老舍結緣是在2007年。那年，方旭演了《駱駝祥子》片段。當時執導的人藝老導演蘇民，已在2016年8月去世。此後近十年，方旭陸續改編、參與了老舍的五部作品。
演《我這一輩子》時，方旭遇到一樁奇事。頭輪演出，在北京蓬蒿劇場，演到張勳復辟，方旭得躺在地上打滾，把鋪地的那一大塊漿布捲起來，再從中鑽出來。未承想，他發現自己鑽不出去，空氣越來越稀薄。他嚇壞了，唯恐出「舞台事故」。
最後，他掙扎出去，換身黑警服回到台上，張口一句「中華民國」。也不知道自己的聲音是從哪出來的，又嚇到了。一瞬間，他有了「角色上身」的感覺，那是演員們期待的體驗。往後，方旭不再有如此刺激的經歷。
《我這一輩子》是出獨角戲，100分鐘全由方旭自己撐。六年里，方旭體驗了60場生死，演得「掏心掏肺」。2016年之後，他不演了，「演不動了」。
最新排的是《二馬》。《二馬》的故事沒那麼精彩；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又不復當年那麼激烈。方旭無從下手，糾結三個月，直至突然想起香港市民與內地遊客的爭端。互不溝通造成的矛盾，近百年後仍在重演。
全劇開始是一陣進行曲，幾個英國人讀報：礦業罷工、倫敦地鐵停運、球員性醜聞……話題突然轉到中國人：「把中國人驅逐出境，還倫敦清凈！」理由似曾相識：中國人出了國什麼都搶，箱包、手錶、電飯煲、奶粉……後來，有觀眾反映：若不是中國人在演，他們就要直接往台上扔東西。
「泰晤士河裡漂的都是死魚，走在街上我們看不見彼此。我懷念北平，那裡天是藍的，空氣清新。」回憶童年的中國生活時，牧師女兒凱薩琳說道。台詞聽來不免諷刺。
「這不是老舍原話，但我覺得放在這兒太合適不過，當年英國工業發展中遇到的所有問題，中國人早就看到了，應該有能力迴避掉。依然沒有，還是奔那兒去了。」方旭感慨。
在學者趙園看來，《二馬》是老舍「批判市民性格、批判造成這種性格的市民傳統」的發端，這一「老舍主題」，在《離婚》中達到成熟。
趙園的碩士論文《老舍：北京市民社會的表現者與批判者———老舍小說初探》，是老舍研究的經典之作。「他們的生活目的，不在取得沒得到的，而在小心翼翼保守住已有的：無論智愚賢不肖，他們多半沒有『非分之想』，不願也不敢苟取苟得，他們聊以自慰的，是自己的知足，與世無爭，是個本本分分的老百姓。」趙園形容老舍筆下那些「老中國的兒女」。
2001年，老舍遺孀胡絜青去世。老舍大女兒舒濟和兒子舒乙，都多年從事老舍作品的研究、整理工作。舒乙曾任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
而今，倫敦聖詹姆斯廣場的那處房屋，已被鑲上示意「名人故居」的藍色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