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歷史 2019年11期 | 鄭雲鵬
有明一代，北部邊防甚重。元亡而未亡，元順帝帶領幾乎完整無缺的中央中樞逃亡漠北。從洪武朝到永樂朝，明朝最雄才大略的兩位帝王強勢打擊北元殘餘勢力，北元朝廷崩潰，蒙古勢力又分為韃靼、瓦剌、兀良哈三衛。韃靼具有黃金家族血統，因此具有正統地位的優勢，所以，永樂一朝，對韃靼部實行了重點打擊。
在韃靼阿魯台被朱棣沉重打擊之時，瓦剌部卻在暗中積蓄髮展力量。韃靼被削弱之後，瓦剌漸漸顯現出野心。
永樂十一年（1413年），馬哈木率兵到達明朝邊境興和窺探明方動靜。朱棣敏銳地感覺到瓦剌實力已經不容小覷，三月間，朱棣親征瓦剌，一番大戰之後，瓦剌軍被殲滅上萬人，實力受到一定打擊。
這時韃靼又乘機重新積蓄力量，朱棣再次拉攏被沉重打擊的瓦刺，共同對付韃靼部。馬哈木之子脫歡繼承了父親順寧王的爵位，乘機向東南方發展勢力範圍，他率軍擊敗東察合台汗國歪思汗，迫使其遷都到了亦力把里。
明成祖朱棣此後的三次親征都是針對韃靼阿魯台，韃靼部損失巨大。脫歡又給阿魯台來了一個雪上加霜，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瓦剌軍在飲馬河打敗阿魯台。之後，脫歡又合併了不服從自己的土爾扈特部，瓦刺實力進一步增強。
如果朱棣能多活幾年，也許會對崛起的瓦剌再次實施打擊，可惜，天不假年，英雄最終謝世在榆木川。
瓦刺崛起
正統三年（1438年），瓦刺殺阿岱汗，一統漠北。脫脫不花成為了全蒙古大汗，而脫歡則成為太師。
次年，脫歡去世，其子也先繼承太師之位。也先繼續率領瓦剌強勢擴張。正統十二年（1447年），也先征服兀良哈三衛，蒙古各部全部臣服在也先麾下。
隨著勢力不斷增長，也先的野心也不斷膨脹。他脅迫脫脫不花可汗南侵明朝，聲稱能得到大城池即可，如果得不到，達到騷擾明邊境的目的也可。
從正統初年到正統末年，瓦剌通過四面征伐，勢力範圍已經西到巴爾喀什湖東南，北到安格拉河南邊、葉尼塞河上游，東邊到了克魯倫河下游和呼倫貝爾草原一帶。此時的瓦刺已經成為自北元崩潰以來，蒙古草原上最強大的一個政權。他們兵力雄厚，戰鬥力極強，已經具備了跟明朝一爭高下的實力。
蒙古瓦剌等部跟明朝經濟交流的主要方式就是通過朝貢貿易。瓦剌以朝貢為辭，派出大量人員進入明朝。明朝方面厚待來使，給他們賜宴，提供食宿、糧草，還要大量賞賜財物。
後人提及土木堡之變發生的原因，很多人都要歸咎到王振減損馬價事件。比如《北使錄》就提到因為王振減少瓦刺朝貢團的馬價，導致也先大怒，從而發兵扣留了英宗皇帝。王圻在《續文獻通考》中也將也先南下原因歸咎為王振裁減其馬價。
要說明事情的原委，先來看看每次瓦剌以朝貢為辭，來到北京給明廷造成了多少困擾。朝廷秉承厚往薄來的原則，對朝貢使團都是極其大方，高額的招待費用不說，使團來明後飛揚跋扈，而且還夾雜著特務人員，負責窺探明朝內地虛實。這一切都讓朝廷忍無可忍，儘管明廷一再下詔強調瓦剌部只需一年一貢即可，可是瓦剌卻裝傻充愣，對明朝皇帝的話充耳不聞，照樣一年之中頻繁來明朝貢。
明廷要求瓦刺朝貢使團限制為三百人，也先派來的人卻動輒上千。就拿正統十年那次來說，瓦剌使團一來就是兩千多人，明朝接待使團動用了牛羊三千多隻、酒三千多壇、麥一百多擔，至於雞鵝花果這些更是不計其數。官糧的供應已經不足，只好讓衛所來出銀兩完成供應。
正統十四年，也先又派遣使者來明朝進獻馬匹，這次使團一共兩千多人，詐稱三千人。王振驗看使團人員，發現瓦剌虛報人數，他大怒，命令將馬價減少。以往瓦剌使團也常常以劣等馬當成好馬賣給明朝，以往明朝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做了冤大頭，花了不少冤枉錢。沒有想到瓦剌人得寸進尺，把明朝當成了搖錢樹，變本加厲，這次不但送劣馬充好馬，更是虛報使團人數以期得到更多賞賜。
是可忍孰不可忍，王振這次忍無可忍了。他在減少馬價的同時，又下令按照瓦剌使團實際來明人數賞賜，並不許多給。
平心而論，在減損馬價這件事上，王振並沒有做錯。在外交上，明朝處理此事有理有節，並沒有因為瓦剌虛報人數而給予其他處罰，只是照實際人數賞賜，馬價也是按照實際劣等馬的價格給予。可以說，於情於理，王振的處理方式都無可置疑。
但在那些文人筆下，此事演變為王振無事找事惹怒了也先，從而導致了戰爭。那按照這些文人的邏輯，若是王振吃了啞巴虧，繼續認慫，任憑也先使團為所欲為，就能避免戰爭了？很可惜，這只是一廂情願的臆想而已，瓦剌挑動戰爭是遲早之事，王振減縮馬價之事只是戰爭的藉口罷了。
瓦剌勢力不斷膨脹，也先的經濟貪求不斷增長，他想的是通過軍事征伐以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如果有可能，還可以乘機攻占明朝的領土，這才是瓦刺發動戰爭的真正原因。
英宗親征
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兵分四路全面入侵明朝邊境。中西路由也先親自率軍侵入大同，東路脫脫不花大汗率軍進攻遼東，中東路阿剌知院入寇宣府，西路派人攻擊甘州。
七月十一日，也先親率的中西路軍大舉進攻大同城。鎮守大同的參將吳浩帶兵在貓兒莊與瓦剌軍血戰，最終失敗陣亡。同時，阿剌知院率瓦剌軍圍攻宣府東北的赤城堡。
當天，貓兒莊之敗報就傳到了北京，明英宗在這一天下詔親征。
朝會上英宗宣布親徵令之後，下面站立的文武官員各懷心事，多數人不贊成此意，可是看著眼中噴火的年輕皇帝，再看看英宗旁邊的那位「殺伐果斷」的王太監，大家選擇了集體沉默。
親徵令發布的次日，英宗開始給京軍將士們發放兵器、糧餉和賞銀。七月十四日，吏部尚書王直牽頭，帶領京官們聯合署名，上奏英宗勸諫親征。大家的理由很簡單：一是後勤保障困難，二是皇帝親征，國家事務不能及時處理，三是親征難保無虞，萬一失利，皇帝安危事大。兵部尚書鄺埜和兵部侍郎于謙又各自單獨上奏疏，請英宗以社稷為重，不要親征。
但是，群臣的勸諫都沒能夠阻止年輕的皇帝。
七月十五日，駙馬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都督石亨率大同軍又在陽和城與也先瓦剌軍激戰。結果明軍全軍覆滅，宋瑛和朱冕陣亡，石亨獨自一人逃脫。也就是這一天，明英宗朱祁鎮命弟弟鄖王朱祁鈺留守北京，帶著25萬京軍加私屬浩浩蕩蕩，踏上了北征瓦剌的征途。
朱祁鎮親征瓦剌之事，一向被文人士大夫們認為是王振最大的罪過。一句「挾帝親征」就給王振定了性，如果沒有這個死太監，英宗陛下豈能親征，若不是親征，又豈能落入敵手，成為瓦刺俘虜？
清修《明史》中就言之鑿鑿地認為正是王振逼迫皇帝親征，才導致了土木之難。
王振脅迫皇帝親征的目的是什麼？事後，明廷眾臣認為王振是山西人，他看到瓦剌軍鋒直逼大同，擔心故鄉被攻擊，為了保護故鄉，同時又想帶著皇帝到自己老家炫耀一番，才想出了親征的主意。
只不過，這種挾帝親征說是站不住腳的。
其一，英宗朱祁鎮當年已經24歲，是獨立處理國政的皇帝，而不是大權旁落的傀儡皇帝，親征決策不是他自己提出，王振又怎麼能挾持？
其二，英宗正是在明軍貓兒莊大敗之日，收到消息，做出了御駕親征的決策。以英宗和王振判斷，精銳的大同邊軍竟然慘敗給了瓦剌，局勢之嚴峻也到了必須御駕親征的地步。
其三，永樂朝京軍設置了三大營之後，皇帝處在軍隊最高統帥的地位。武將只能統帥部分軍隊，或者擔任偏將，率領全部京軍出征之最高統帥必須是皇帝本人。這就是朱棣之所以五次親征漠北的重要原因，也是明英宗在意識到局勢危機之後，帶領幾乎全部精銳京軍，親征瓦刺的原因。
其四，御駕親征在明初一直是傳統。從明太祖朱元璋身冒鏑鋒，打下江山到明成祖朱棣五征漠北，再到明宣宗朱瞻基平定漢王之亂和巡邊兀良哈，歷代皇帝都建立了赫赫武功。朱祁鎮羨慕歷代先帝的武功，想模仿他們，御駕親征，再次創造屬於自己的輝煌。
其五，三征麓川的大勝和東南三方民變的平定，也讓英宗朱祁鎮信心滿滿，覺得瓦剌軍在他面前也會迎刃而解，大敗而逃。
總之，英宗朱祁鎮自己做出了親征的決定，並不存在什麼王振脅迫的可能。他只是高估了明軍實力從而做出了這個錯誤的決定。
當然，另一方面來說，親征的決定又不能說完全跟王振沒有一點關係。王振在正統年間，一直提醒小皇帝不要忘記戰事，從明英宗初年兩次檢閱京軍到力主用兵麓川，王振的這種思想對英宗影響不可謂不大。
這次明英宗提出御駕親征之決定，王振也屬於堅定的擁護派，也許在他心中，還有個理想，想協助英宗皇帝御駕親征，大敗瓦剌軍，從而進一步提高皇帝的威望，建立不世之功。
從英宗下達親征之命到七月十六日正式出征，皇帝僅僅給了出征大軍5天準備時間。當然，當時軍情緊急，明廷確實也沒有更多的時間來準備親征了。
25萬京軍和私屬倉促就道，大軍8日之後，抵達宣府。到了宣府，天氣忽然變壞，大風大雨。跟隨皇帝親征的文武官員紛紛請求皇帝在宣府駐紮，不要繼續前行，以免出現差池。
面對這種畏戰情緒，英宗大怒，命王振將勸說駐軍的大臣們遣送到軍隊裡面，跟著大頭兵們一起行軍，讓他們感受到戰爭的氣氛。
第二天，親征大軍繼續西行，到達雞鳴山。這時候軍中的畏敵情緒更加嚴重。為了壓制此風，在英宗授意和默許下，王振故意凌辱群臣，命成國公朱勇覲見時膝行向前。管理大營的戶部尚書王佐和兵部尚書鄺埜無故擅離職守，王振罰令二人跪在草地之中，夜晚才讓他們回去。軍情緊急，王振身邊的親信，欽天監監正彭德清勸說他：「敵人強大，不可繼續前進，萬一皇帝失利被俘就壞了。」內閣學士曹鼐也以皇帝之命關係社稷安危相勸，要求退軍。結果，都被王振拒絕了。
王振明白，年輕氣盛的天子朱祁鎮不可能同意回師。他滿懷信心地要建立不朽功績，25萬大軍沒有跟敵軍交手就退師，豈不成為了天下的笑柄！
明軍繼續前進，到達前線大同。大同鎮守太監郭敬秘密告訴王振，若大軍繼續出戰，將正中也先下懷。郭敬顯然是得到了某些軍事情報，才稟告了王振。因為就在明英宗進軍時，以往戰無不勝的瓦刺軍竟然悄無聲息地退到了塞外。
說來也巧，親征大軍到達大同當天的夜裡，一向晴朗的天空風雨大作，令人膽寒。
在群臣和王振的極力勸說下，明英宗極不情願地同意大軍班師。
班師回朝
針對回師的路線，親征大軍的文武官員又產生了極大的分歧。鎮守大同的都督僉事郭登建議大軍從紫荊關回師。但是明英宗卻沒有同意這個建議，他的路線是向東，從居庸關回師北京。
關於回師路線，《明英宗實錄》給出的說法是王振想邀請英宗親自駕臨其蔚州故鄉，才決定親征大軍從紫荊關回師。但是，王振又考慮到親征大軍會踩壞了故鄉的莊稼，給鄉親們造成重大損失，才又建議英宗改道宣府經居庸關回京。也就是他這一建議，才導致了英宗在土木堡中了瓦剌埋伏，全軍覆滅。
如果真是這樣，王振對土木堡之變可要承擔重要責任了。可是，事實並非如此。
明英宗自己不想從紫荊關返回京城，而是執意要從居庸關回師。
王振跟郭登意見一致，也請求英宗從紫荊關回師，這樣更遠離敵軍，相對更安全一些。《明英宗實錄》刻意將這個決定的責任推到王振身上，就是為了給明英宗推脫責任，從而坐實了宦官誤國這一說法。
明英宗不選擇紫荊關回師是有他自己的想法。首先，回師就是他極不情願的決定，如果走居庸關東北一線，在山川眾多、地形不利於敵方騎兵展開的情況下，還有可能遭遇瓦剌軍，打上一場勝仗，給自己的班師挽回些面子。年輕氣盛的皇帝是不甘心一戰不打，就這樣灰溜溜退軍的。
其次，即使選擇走紫荊關一線也並不能保證萬全。正統十四年之前，明朝從大同到蔚州的路途中，並非後世人們想像中那種城堡眾多，貫通聯結為一體，密不通風的防守工事。當時的邊牆只是斷斷續續，在正統年間之前，據《明實錄》記載，明朝只在永樂十年有過一次修築邊牆的行為。明朝大規模修建長城是嘉靖朝的事情。土木堡之變時的宣府邊牆長度只有嘉靖時的十八分之一長，沒有墩台、城堡、關隘，大小城堡之間各自為戰，難以相互救援，也無法形成合力阻擊敵軍，宣府等邊鎮猶如一個到處漏風的籬笆院，瓦剌騎兵可以隨意進入內地，防不勝防。
在這種情況下，明軍即使選擇走偏南的紫荊關一線，也充滿了危險。萬一，瓦剌騎兵深入內地，就可能在南線一帶平原地區追擊上明軍，發揮騎兵優勢，將明軍全殲。
經過7日行軍，英宗大軍回師於八月初十日到達宣府。
前面我們說過，英宗在拒絕了郭登和王振從蔚州回師建議之後，沿著北線行軍以便尋找瓦剌主力決戰。初七日，親征大軍到達了白登後，大軍又轉向東南，向著蔚州方向前進40里。為何英宗又走了一段被自己否定的路線？
這就跟英宗內心的反覆不定有關係了。在陽和城外見識到了屍橫遍野的場面，一心要尋找瓦剌軍決戰的英宗內心也有所觸動，畢竟是第一次親征，眾多文武還有王振出於對皇帝安全的考慮，也在旁一直勸說皇帝走蔚州方向，英宗也考慮到蔚州一線雖然平川無險，但是畢竟遠離邊塞，瓦剌騎兵到來的可能性不大。於是在眾人壓力之下，才有了這繞道40里的行程。
在洪州方城堡休息了一夜之後，英宗不甘心就這樣回師，又改變了主意，不顧文武官員的極力勸說，繼續執意前往宣府，以便於尋找瓦剌軍決戰。王振見英宗陷入巨大輿論壓力下，主動站出來替皇帝圓場，說英宗皇帝不去蔚州，是擔心大軍踐踏了家鄉莊稼。這才有了之後實錄裡面的記載，將繞道之罪歸於王振。
其實，仲秋之時節，地處塞北的蔚州並沒有莊稼可以供大軍踐踏，王振此說辭只是為皇帝解圍隨口一言。
清修《明史》裡面抓住了這繞道四十里之事，說繞道導致了親征大軍疲倦不堪，從而耽誤英宗安全返回。可是，繞道四十里之後，接下來連續3天，大軍都在夜間休息駐紮，充分休整應無大礙，而且一路順風的，沒有遇到什麼瓦剌軍隊。
不過，八月十三日這天，駐紮在雷家站的大軍正要啟程，警報終於拉響了。明軍得到諜報，也先親率瓦剌軍，準備襲擊親征大軍後部。此時明英宗不但沒有加速回師速度，反而還按兵不動，並派出斷後部隊截擊瓦剌軍。
雷家站地勢開闊，北臨八寶山，南邊是一望無垠的廣闊平川。這是非常有利於大軍團展開作戰的地形，正是跟瓦剌對戰的好地界。
一路上一心要尋瓦刺主力決戰的朱祁鎮，終於等到了跟敵軍對戰的機會。聽說敵人追擊的消息，他一點都不害怕，反而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期待與瓦剌軍面對面決戰。
那此時也先參加追擊戰的軍隊有多少人？瓦剌統一蒙古草原之後，可動員的兵力至少不少於20萬。這一次四路入侵明朝，可謂是傾巢而出。北京保衛戰中，也先帶領九萬多軍隊圍攻北京。根據這一人數逆向推算，土木堡之戰中，也先應該至少動用了十萬多兵力參戰，而非常見史籍中所言的兩三萬人。
不得不承認，也先是卓越的軍事指揮家。他得知明英宗御駕親征的消息後，故意示弱退卻，然後在漠北設下埋伏，引誘明軍進入包圍圈，一舉圍殲。若明軍沒有上當，他就攻擊大同，阿剌知院進攻宣府，這兩地都是明朝親征大軍必經之路。
兩路瓦刺軍隊在圍攻的同時，通過探報傳遞消息，一旦親征大軍到了有利於他們圍攻的地區，他們兩部就迅速合兵一處，將親征大軍圍而殲之！
更加糟糕的是，早在七月十二日，瓦剌大軍已經開始圍攻馬營。這就意味著宣府北邊的獨石城已經落入敵手。獨石城的城防能力在整個宣府地區僅次於鎮城，此地不守，意味著其他更小些的城堡更加無力抵抗瓦剌軍的猛攻。
獨石城失守後，馬營城守將楊俊不戰而逃。他這一逃，帶來的惡劣影響，就是懷來、永寧等地的守軍紛紛效仿，棄城逃跑。這樣一來，有十一處城池落入敵手，整個宣府北路和東路的防守全線崩潰。永寧衛的丟失，又使得瓦刺軍可以來去自由，長驅直入，切斷了明軍可能取水的水源地桑乾河，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正是明軍慘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獨石、懷來、永寧等城池的成功攻占，使得瓦剌大軍已經具備了合圍明朝親征大軍的可能。而明軍的探報系統卻根本沒有探測到如此重要的情報。
二十多萬親征大軍絲毫沒有意識到，正是從踏入雷家站開始，他們已經一步步走進了也先設計好的包圍圈口袋。
土木被困
八月十三日，明英宗朱祁鎮正信心滿滿準備在雷家站痛擊瓦剌主力，這時他突然接到探馬回報，驚得差點從馬上掉下來。原來，瓦剌軍已經襲擊了親征大軍的斷後部隊，勇將恭順侯吳克忠、其弟都督吳克勤所部3萬人陷入敵軍埋伏，幾乎全軍覆滅！吳克忠兄弟英勇戰死殉國。
得知消息後的明英宗立刻派出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率領精銳京軍四萬人迎戰敵軍。
結果大軍進入鷂兒嶺，又被瓦剌軍伏擊，4萬人全部覆滅，主將朱勇、薛綬陣亡。
至此，親征大軍已經損失了7萬兵力。明英宗朱祁鎮在這一刻，才真正見識到了瓦剌軍令人恐怖的戰鬥力。
而且更加糟糕的是，瓦剌10萬大軍已經切斷了宣府鎮和親征大軍之間的聯繫，宣府鎮的楊洪就是有心救援，也無力出城了。
八月十四日，十八萬明軍進入了土木堡，他們的士氣，已經被前面兩次慘敗打擊得蕩然無存。恐懼占據了每一個士兵的心頭，馬上就是八月十五中秋團圓之日了，可是彪悍的瓦刺騎兵卻要用手中的利刃收割他們的生命！沒有人能預測到，自己能否活著回到京城，再見到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
親征大軍這一日行進了33里後，在土木堡駐紮休整。
土木堡20里處有一處城池，就是懷來城。
明末清初的谷應泰，在他的《明史紀事本末》中悲憤地寫下這樣的語句：「王振讓親征大軍停下，等待一千多輛車的輜重，那些都是他的私人財物，落在了後面。因為這一等待，才錯過了大軍進入懷來城的時機。從而最終導致了車駕陷落土木堡。」
而《明英宗實錄》提出了另外一種說法：親征大軍每當到達一地駐蹕，英宗都要派遣司設監太監吳亮勘察地勢，選擇營盤所在地。王振因為大軍屢屢失利，心中憤懣，心不在焉，也沒有讓吳亮勘察地形，就選擇了在土木堡地勢較高之處駐營。
這高地是大大選錯了，大軍又餓又渴，掘地二丈，都沒有發現一滴水。駐營的高地南邊15里處，有一河流，已經被瓦剌占據。實錄由此提出，正是王振選擇駐蹕土木堡的重大失誤，最終導致了大軍的崩潰。
其實，谷應泰和明實錄的說法都站不住腳。首先，瓦剌設伏鷂兒嶺的軍事行動，是在親征大軍到達雷家站之前就已經完成的。千餘輛輜重應該是在成國公朱勇和恭順侯吳克忠的斷後大軍中，兩路大軍被瓦剌擊敗，那千餘輛車的輜重豈能完好無缺？必然已經是落入瓦刺之手。
再說王振行軍為何要將自己大量私財帶入軍中，哪裡有打仗還要帶著自己的財產四處炫耀的道理。退一萬步講，如果那些真的都是王振重要的財物，何不隨身帶著，讓輜重車跟隨自己和英宗左右。在明明得到探報，瓦剌追擊的情況下，還要放在後續部隊，這在情理上也講不通。由此可見，谷應泰說法之錯謬。
其次，懷來城早在親征大軍到來之前，就已經被守軍放棄，從而被瓦剌軍進占。駐蹕土木堡，正是明軍在瓦剌大軍緊逼下，無奈中的選擇而已。而非王振一時憤懣，做出的錯誤決定。由此可見，實錄記載之不確。
八月十四日晚，瓦剌軍連夜攻擊土木堡北面的麻峪口，守衛此處的明軍都指揮郭懋拚命抵抗了一夜，最終不支，敗下陣來。
八月十五日，中秋萬家團圓之日，土木堡的明軍已經陷入了絕境。
當然，此刻的明軍並沒有放棄最後的努力，他們築造塹壕工事，對抗瓦刺軍，使得瓦剌軍一時間難以靠近。
也先計上心來，他派出使者到明軍陣前議和。明英宗朱祁鎮派出內閣曹鼐跟瓦剌使者會晤。然後又派出兩人護送瓦剌使者回去。也先假意同意撤軍，饑渴難耐的明軍將士們看到瓦剌軍後撤，在這一刻他們的緊繃的弦終於放鬆了。他們的意志已經到了臨界點，乾涸的嘴唇已經滲出了鮮血，明軍紛紛跳出塹壕，尋找水源。
就在明軍陣形大亂之時，佯裝撤軍的瓦剌軍殺了一個回馬槍，衝殺向前，將明軍將士們打了一個措手不及。
接下來的戰鬥，簡直可以用殺戮來形容了，很多失去抵抗意志的明軍坐等敵軍殺戮，仿佛成了待宰的羔羊。
血色夕陽，一場大戰之後，土木堡伏屍遍野。無定河邊骨，猶然是春閨夢中人。月明團圓夜，六萬多明軍將士卻已經長眠他鄉。
土木堡之戰時，明軍尚且有18萬人。根據親歷者李賢的記載，死者居三分之一，傷者過半，騾馬損失了20多萬。瓦剌軍在砍殺明軍的同時，不忘記強奪輜重兵器。一名瓦剌兵看到一個盔甲鮮明的年輕人坐在地上，仿佛這殺戮的修羅戰場跟他無關似的。
他伸手強奪年輕人的甲冑，將其俘虜。後來經過瓦剌將領辨認，才知道此人正是大明皇帝朱祁鎮。
讓我們再看看王振最後的結局吧。關於王振之死，也有三種說法：一是為瓦剌軍所殺。傅維鱗《明書》和小說《醒世姻緣傳》中皆持此說。
二是為護衛將軍樊忠所殺。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中的記載頗具英雄悲劇情懷：土木堡之戰，明軍崩潰，護衛將軍樊忠睚眥俱裂，他痛恨奸臣王振，揮舞著手中大錘，大聲喊道：「我要為天下誅殺此賊！」說完，他一錘下去，將王振砸了個腦漿進裂，死於當場。最終樊忠也死於瓦剌軍中。
三是北京智化寺中留存的《英宗諭祭王振碑》中提到：英宗朱祁鎮親眼目睹，王振揮刀自刎，自殺殉國。
筆者認為，第二種說法是最不靠譜的。這種頗具小說色彩的描述，顯然是作者一種情懷的寄託。禍國太監死於忠臣之手，這符合文人們羅曼蒂克式的幻想結局。真可惜，這只是個傳說。
應該說，王振自殺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因為王振和英宗情感之深厚是無可置疑的。眼看得明軍全軍覆沒，英宗又被俘虜，自己沒有盡到保護責任，愧對英宗對自己的恩遇，又辜負了歷代先帝對自己的囑託和厚待。王振感覺無顏活在世上，遂揮刀自殺。
功過之爭
土木堡之變對明朝的打擊，是開國以來最慘痛的軍事失敗。首先，精銳的京軍損失慘重，25萬京軍死於鷂兒嶺和土木堡之戰的總共有13萬人之多，隨軍的軍械輜重被瓦剌掠奪一空。
其次，皇帝朱祁鎮成為了瓦刺軍的俘虜，這也是明朝的最大國恥，對明朝軍心士氣打擊沉重。
最後，隨行的五十多名文武重臣死於土木堡，這摧毀了幾乎明朝半個朝廷。死於土木之難的張輔為首的勛貴為數不少，勛貴集團遭受了沉重打擊。這也直接導致了明朝權力中心的重新洗盤。
作為一場慘痛的軍事失敗，土木堡之變在當時和後世，都一直被研究和探討，為何明朝在開國不到百年之際，就遭受了如此慘重的失敗？要知道，此時距明成祖朱棣對蒙古各部「犁庭掃穴」也不過25年時間。
土木堡之敗原因眾多，歸結起來不外乎以下幾點：首先，自永樂朝以來，北部邊防線的全面收縮，導致了北部邊防態勢的惡化。永樂大帝將東勝、大寧遷徙到內地，對蒙古的防線開始大範圍南移。正統年間，北部邊防已經形成了這樣的態勢，塞外一有風吹草動，蒙古人就很快能殺到宣府、大同城下，這使得明朝邊防情況日益嚴峻。
其次，瓦剌軍力強大，加之宣府鎮附近的防守脆弱，導致了宣府北路東路各城堡紛紛落入敵手。宣府鎮遂成孤城，無法援救親征大軍，坐視土木堡之敗的發生。
再次，明英宗年輕氣盛，在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貿然親征。在回師途中，進退失據，缺乏對敵軍的正確判斷，這些指揮失誤也是導致戰敗的重要原因。
最後，對手的強大和也先卓越的軍事才能也是明軍失利的原因。
土木堡之變被後世史家認定為明朝中衰的標誌。這並不確切，這是很多偶發因素導致的軍事失敗，並沒有動搖明朝根本，更何況，在土木堡之變之後，大明王朝依然存在了近二百年。期間，也多次出現了經濟繁榮的大幅度發展期，並沒有什麼衰世之徵。
通過前文的詳細分析，我們也看到文人士大夫們筆下的歷史書寫中，王振是作為罪魁禍首成為了替罪羊。古人為君者諱，失敗的責任當然不能明指是明英宗本人，更何況，明英宗雖然成為瓦剌俘虜，後來卻又成功復辟，再次登基，而且之後歷代明朝皇帝都是英宗之後人，不管是皇帝和臣下，都不可能將責任諉過於英宗。
既然王振專權已經對文官士大夫權力造成了影響，而王振已死，永遠不能開口，秉承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文官士大夫自然不會放過這麼好的機會：好，就讓你個死太監再來當個土木堡之敗的罪魁禍首，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