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一生中最重要的那十年

終南山故事 發佈 2020-01-20T02:05:36+00:00

一許多年前的一天下午,我沿著少陵原半原西行。那是九月下旬,天氣已經開始變的涼爽,將要到深秋,而周圍的草木還如夏日裡一樣茂盛。

許多年前的一天下午,我沿著少陵原半原西行。

那是九月下旬,天氣已經開始變的涼爽,將要到深秋,而周圍的草木還如夏日裡一樣茂盛。少陵原前是寬闊的樊川,更遠處是終南山,那逶迤起伏的雄姿勾了出天邊的輪廓。半原上小徑邊長滿了雜草,路邊有廢棄的窯洞、零散的幾家磚瓦房和關中村落中常見的椿樹。與樊川路上公路上喧囂相比,這條路很安靜。

樊川

走了大約三里路,拐一個彎,一片挺拔松柏突然出現在眼前,松柏掩映著一處僻靜的院落。房屋都是明清時候的樣子,藍灰色的瓦和低低的房子,院子背靠高高的土崖,整個院子面南。院子的大門對著台階。

灰磚砌成的台階布滿翠綠的青苔,這些痕跡告訴我們這裡很少有人來。踏著台階向上走,拐一個九十度的彎,還是一樣的台階。朱紅的大門緊閉,門不大,僅僅容的下兩個人並肩走進去。抬頭看,門額上三個字「杜公祠」。

這是長安人為了紀念杜甫修建的祠廟。

很多人來西安旅遊,都想凝視一下兵馬俑的嚴正,仰望一下武則天乾陵的氣勢,去感受一番千古一帝為自己營造的輝煌。沒有人會以杜公祠為旅遊目的地,更沒有多少人知道在長安的少陵原的半原上有這樣一個地方。

杜公祠

曾讀到了宋代人寫的《游城南》,那裡沒有講到杜公祠,而來的那條路上的那道土坡似乎是有記載的,名叫勛陰坡。後來讀到明代文人的一篇遊記短文,也只講到了杜公祠旁邊的牛頭寺,還是沒有提到杜公祠。

杜公祠修建於明代,後來毀於大火,之後在此處重建,就是現在的杜公祠。

曾經在成都尋訪過杜甫草堂。那裡很熱鬧,古木蒼天,杜甫的塑像也在寬闊明亮高大的殿堂之內,比這裡氣派多了。杜甫草堂還特意建了一個茅草屋,讓遊人去遐想杜甫當年在成都的生活。與成都的杜甫草堂比起來,少陵塬畔的杜公祠太寂寞。

長安的鄉黨似乎很不慷慨,巍巍的詩聖,竟然只有用這麼簡陋的場所來紀念。不是他們吝嗇,而是太挑剔了。

中國歷史上,能寫進二十四史的本就有限,而那些寫進中國最輝煌時期的漢唐的歷史人物,有太多的人在傳記的人名後寫著同樣的這三個字:杜陵人。杜陵就是如今的長安。

僅僅就詩歌來說,在中國詩歌史上,繞不過的是漢唐,繞不過的還有杜牧、韋莊、韋應物,還有杜甫的祖父杜審言,他們都長安人,但都沒有祠廟。

樊川曾經作為一位詩人的文集的名字——《樊川文集》,作者是杜牧。這位唐代詩歌的另一個高峰式的人物,在這裡似乎被忘卻。聽說某些地方為了爭「杏花村」所作而打筆仗,造聲勢,難解難分,這裡的人似乎全然不知。他在詩文中一再提起的家鄉村落——朱坡,還是只是杜公祠東面的原頭上不足百戶普通的村子。樊川依舊,朱坡依舊,只存在《樊川文集》里。杜牧也沒有祠廟,唯獨杜甫有。

李白在長安,大唐的宮殿是他歇腳的地方,皇帝、貴妃、宦官成了表演詩歌才華的配角。李白的長安之行是失意的,離開長安後遇到了年少他十多歲,對未來充滿想像的杜甫。他告訴杜甫長安已非建功立業之處,杜甫不以為然。

對於李白來說,長安是陌生的舞台,是他鄉。在杜甫心裡,長安是不一樣,這裡有杜陵,有少陵原,有杜曲,有他祖輩曾經生活過的家園,也有他從祖輩那裡繼承的桑麻田產。沒有長安之行,李白依然是李白,長安之行無損也無補於詩仙。然而,杜甫若沒有長安十年,則只是一個普通的唐代詩人。如果是這樣,憑藉杜甫的才華,我們或許會在詩歌選集中讀到他的詩作,但不會因此而震撼。

杜甫


在杜甫所處的年代,孔子、孟子已是10多個世紀以前的人物,離獨尊儒術的漢武帝時代已過去6個世紀。儒家的學問已經沒有了濟世的那份真誠,往日經書中慷慨陳已僵化,蛻變為在熱誠的外衣包裹下的進身的階梯。當彈冠相慶之後,受難的大眾被遺忘。

任何時代,當崇高的理想成為口號,當口號成為當權者自我標榜,再動人的學問也失卻了悲天憫人的情懷,失去了為了弱者吶喊的衝動,失去了進行真正思想的動力。

杜甫本也該如此的走一遭,如他的祖父杜審言那樣,科舉高中,入仕為官,在宦海中沉浮,拿俸祿養尊處優,去「瀟洒送日月」,偶爾俯視一下卑微的眾生。但時代沒有給他這樣的機會。

在長安十年,杜甫由一個官員的兒子,一個在泰山上寫下了「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豪氣青年,淪落為「到處潛悲辛」的失意者。他那「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的追求逐漸被無望的仕途壓塌了。杜甫被時代所放逐,放逐在民間。

他不是生兒完美,只是在不斷地磨練中去升華。

杜公祠

人類世界偉大的心靈往往要經歷放逐的歲月。如果古希臘的蘇格拉底能夠安享晚年而不被處死,那麼年輕英俊且有高邁才華的柏拉圖將與眾多弟子肯定陪伴他走完最後的人生歲月,那麼柏拉圖也就不會將自己放逐在海外。

沒有漫長的放逐就沒有思想的升華,柏拉圖可能永遠只是對蘇格拉底的思念,古希臘的歷史上多了一顆耀眼的明星,少了一位光照後世的日月般的人物,也就沒有了之後奠定整個西方世界思想方向的煌煌的巨著。

在民間多年,杜甫沒有消沉,沒有停止詩歌藝術的追求。他將不懈的追求與天才的詩情融會唯一,在時代的悲劇中奏出民族心靈史上的最強音。

在獻了三大禮賦後,他終於謀得到了一個還算稍微滿意一點的一個看守兵器的小官,得到了少許的俸祿。冬日的凌晨,很早他就踏上了征途,穿著單薄破舊的衣衫,從少陵原上出發,前往今天的蒲城去接妻兒。一路的所見,一路的感嘆,一路的心酸,少陵原上的寒風,驪山上森嚴的皇家宮殿,渭河橋的窸窣作響,骨肉的永別,他徹底的完成了人生的重生,寫就了《自京至奉先詠懷五百字》,這其中就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杜甫仕途的理想塌掉了,然而,一個本該在盛世中庸庸碌碌的靈魂在此涅槃,一個世界級的詩人挺立起來了。杜甫從少陵原上起步,他真正開始了自己的人生,這個經常食不果腹,破衣藍衫的人的行囊中有一首首寫就的民族史詩。

當杜甫以罪犯的身份站在判官顏真卿面前時,這位磊落巍峨的書法名家心裡可能會想:這位瘦骨嶙峋的迂腐的諫官著實讓人敬佩,他能孤身從落入叛軍的長安城獨自涉險脫身。但顏真卿可能不會想到,在如此天下大亂,黎民塗炭的歲月中,只有眼前這位孤獨的詩人記錄了整個時代。

在中國歷史上,並不乏戰亂,也不缺少文人,缺乏的是這樣偉大的悲天憫人情懷的詩人。沒有杜甫的時代,雖有更慘痛的災禍,更疼痛的傷口,更難以撫平的傷疤,往往只留下空洞的怒吼與悲憤的回憶。這不能不說是民族的光榮,亦或是悲哀。

後世的詩人沒有人能超過杜甫,即便宋元明的詩詞有很厚實的本子,也無法超越他的精神。孤寒的高峰聳立在那裡,沒有成為後來者攀登和超越的目標,而是成為遠遠的仰望。有仰望也好,至少杜甫以後的人們在杜甫的詩作中體味到了偉大,滋養了後世人中有那些責任感的人,不使他們太過孤獨。

杜公祠之下,緊挨著就是楊虎城陵園。那是一位從唐代稱作奉先的地方走出來的關中人,這裡是他最後的歸宿。一處是陵園,一處是祠廟,這兩處緊挨在一起的地方神奇般的聚合在一起。他們都遙望著遠處連綿的終南山。他們都處在歷史轉折的前沿,都被歷史的洪流席捲。然而,他們都沒有屈服於現實,那段歷史屬於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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