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一民族?日本一直活在歷史神話中

觀察者網 發佈 2020-01-21T10:28:39+00:00

值得注意的是,這話他也不是第一次說,早在其2005年擔任總務大臣時,就曾經提過「一種文化、一個文明、一個民族、一種語言的國家,就只有日本」,北海道阿伊努協會當時就提出抗議。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曾堰傑】

麻生太郎又說大話了。

作為政壇出了名的大嘴,麻生太郎的發言經常是各種吸引他人眼球。本月13日,他在福岡縣直方市舉行個人新春國政報告會時表示:「歷經2000年,一個國家、一個地方、一個民族、一種語言、一個王朝延續126代天皇至今。這樣的國家只有日本。」此番言論當即引來多方職指責,而他也是迅速致歉。值得注意的是,這話他也不是第一次說,早在其2005年擔任總務大臣時,就曾經提過「一種文化、一個文明、一個民族、一種語言的國家,就只有日本」,北海道阿伊努協會當時就提出抗議。而且,不只是麻生太郎,不少政要都曾提出過日本的「單一民族問題」。可見這種單一民族思想,在日本一直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

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當天在福岡縣直方市舉行個人新春國政報告會:日本歷經2000年,只有一個民族(ANN新聞網 截圖)

不可否認的是,日本的主體民族大和族占人口比率非常之高。在外人看來,確實也很少聽說日本有什麼「民族問題」。然而,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日本並非是「自古以來」的「單一民族國家」,這個島國兩千年來的歷史,不只是「一個民族,一種語言,一個王朝」的獨角戲,它也和世界上國家一樣,充滿了征服、戰爭,以及同化。其中最為著名的,當然是日本在近代才徹底吞併政府的南方群島國家——琉球。但是,古代日本對本島內的諸少數族群進行的征服與同化,長期以來卻很少為國人所知。那麼,在古代國家的形成過程中,日本究竟是如何征服和同化列島上的各種不同文化的呢?

一. 小國林立——日本列島的古代社會

日本列島上的原始居民,基本都是於日本列島與大陸相連時,自大陸方向遷移而來。其中最主要的兩支,便是繩文人與彌生人。前者於舊石器時代進入日本列島,為列島帶來了文明的曙光。而彌生人則基本是來自於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的移民集團,於公元前十世紀左右開始登陸列島,為日本帶去了水稻種植等來自大陸的先進技術,逐漸壓縮了繩文人的生存空間。一部分繩文人與彌生人相互融合,另一部分則被迫往東部遷移,成為了後來的蝦夷人以及阿伊努人。

就目前的史籍記載與考古發現看來,日本列島至少到公元3-4世紀前後,還處在小國林立,互有征伐的戰亂時代。陳壽的《三國志·魏志·東夷傳》中,記載了日本列島上最為原初的國家狀態:「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而這些小國又歸於邪馬台女王卑彌呼所管轄,另外在女王所轄諸小國之外,尚有「不屬女王」的狗奴國,而雙方關係也是劍拔弩張。這時候的列島,處於一種包括漁獵捕撈、稻作農耕在內的各種生業俱備,並由巫術支配著的巫魅色彩強烈的社會。

邪馬台女王卑彌呼在遊戲中的形象

倭國的王對各個「國」有統轄監察權,但相對獨立性仍相當嚴重,統治核心一旦出現問題,各國之間便會「相攻伐」。在這種不穩定狀態之下,集團首領權威反而進一步加強,出現了一系列有計劃,規模宏大的前方後圓墳,列島逐漸踏入了由首領聯合統治的古墳時代。

自魏晉以後,日本列島便在中國的史書中消失了一個多世紀。而正是在這所謂「空白」的一個世紀中,小國間的無序互毆開始逐漸向一個統一權威過渡。這一趨勢,實際上集中反映在了日本成書最早的史書《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中的神話部分。具體來說,便是「葦原中國平定」這一部分。這段記載一直以來,多被認為是天皇朝廷為加強其神聖性而創造的「受命於天」型傳說。但考古發現以及人類學研究使得學者對文本的解讀更上了一個台階,現在一般認為這一段神話背後體現了「高天原系族群」對諸方小族群的平定以及融合,日本神話中不同神明的出現及傳承,實際上反映了諸族群被融合之後,舊有的記載體系被納入高天原系神話中。諸臣在神話體系中作為神之後代進行傳承,也代表著舊有氏族也在政權之中找到定位,各司其職。

倭國在中國史書中再次出現時,已是在劉裕篡位前夕的東晉義熙九年(413)。此年,倭王贊遣使入貢,自此開始了倭五王前後六十餘年,遣使十一次的朝貢時代。值得關注的是,劉宋順帝昇明二年(478),倭王武遣使上表求封,這也是倭五王時代最後一次有記載的交流記錄。此封上表中,倭王武自言「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從卑彌呼時代的「自相攻殺」,到倭王武的「東征西服」,這說明當時的倭國統治者已然有了一個統一的統治核心,產生了統治者的天下意識。

《日本書紀》的內容

而這裡的「毛人」和「眾夷」之語,固是北方蝦夷和南方隼人等民族在史書中的初見,同時也代表著當時以倭五王為核心的統治核心,初步萌發了將對立勢力視為蠻夷的民族意識。而整個古代時期,與列島中央政權相對立的主要異族,便是位於南方九州地區的的熊襲和隼人,以及北方的蝦夷。

二、西服眾夷——熊襲與隼人的歸化之路

九州南部的鹿兒島縣自古以來便以武德充沛著稱,彼處的居民自豪地稱自己為「薩摩隼人」。而隼人(はやと),即是居住在這片大地上的古代民族。

在《日本書紀》中,這片土地上的主人被稱作熊襲(くまそう)。按照《書紀》的記載,熊襲最開始也是向中央政權稱臣納貢的藩屬。景行天皇在位時,熊襲反抗朝廷,拒不朝貢。其中熊襲的首領熊襲梟帥驍勇善戰,難以正面作戰,景行天皇與群臣計議,納梟帥之女市乾鹿文與市鹿文為妃,伺機探查敵方消息,出其不意進行奇襲。而姐姐市乾鹿文因為得到景行天皇寵愛而心生一計,直接帶了兩名士兵回家,灌醉父親後將其謀害。

景行天皇沒想到這女人居然這麼心狠手辣,以不孝之罪名將其處死,並將妹妹市鹿文賜予下屬,失去了梟帥的熊襲也暫時降伏。過了幾年,熊襲再次反叛,首領名為川上梟帥。這次景行天皇派遣其子小碓尊前往平叛,小碓尊學習了此前的成功經驗,親自女裝,以童女之姿潛入。待川上梟帥設宴時,將其灌醉殺之。傳說川上梟帥中一刀而未死,親為小碓尊奉上尊號「日本武尊」後被殺。

景行天皇征熊襲之傳說,可以說是列島中央政權西征的一大縮影,同時也是《日本書紀》中「國家平定傳說」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在景行天皇祖父崇神天皇在位時,便設立了四道將軍,前往平定四方,後崇神天皇又命皇子豐城入彥命入主關東,進行統治。而根據考古調查,這一時期《書紀》記載的擴張與4世紀的前方後圓古墳的傳播路線基本重合。這足以說明,神話背後隱藏的是中央王權的支配權向地方伸展的趨勢。

熊襲·隼人的地理位置

當然,在王權「伸展」的過程中,自然不會充滿著溫良恭儉讓。如在「日本武尊討熊襲」這一神話時代的敘述中,出現了「悉斬其黨類無餘噍」的殘酷記載,而這在此後朝廷針對隼人的征伐中,更是可見一斑。

作為同樣生活於九州島南部的族群,隼人被認為與熊襲有一定聯繫,部分學者認為隼人與熊襲是同一族群,也有認為隼人是熊襲後裔,但可以確定的是,隼人擁有自己的獨自的語言及文化。在《日本書紀》中,隼人被設定為天孫瓊瓊杵尊之長子火闌降命(海幸彥)之後代。

火闌降命與其弟彥火火出見尊(山幸彥)之間結怨並最終降服於弟的故事,現在多被解讀為出自天孫一族的大和王權與隼人族鬥爭的神話化。在這場爭鬥中,隼人一族暫時處於了下風,臣服於大和王權。這在附註於《書紀》後的其他文本中有所反映:「於是兄知弟有神徳,遂以伏事其弟。是以火酢芹命(火闌降命)苗裔諸隼人等,至今不離天皇宮牆之傍,代吠狗而奉事者也。」隼人以其武勇,多有充當王族近衛者。

如履中天皇之弟住吉仲皇子的近侍隼人刺領巾殺主求榮;雄略天皇去世後,有近習隼人晝夜於陵旁哀嚎,絕食而死等等事例,可見當時的隼人已經廣泛充當上層貴族的侍衛等職務。

大和政權在選拔隼人充當侍衛的同時,也允許他們在畿內生活居住,但這一時期,隼人依舊被看做是不服王化的的夷狄。《書紀》中數見「隼人」內附及朝貢的紀錄,而朝廷也對之進行饗宴,觀賞隼人間的相撲表演。來自隼人文化的隼人舞表演,更是成為了大和朝廷節會、祭祀的保留節目。

但進入律令制社會之後,因為南九州位處日本前往大陸之航道上,大和政權意圖加強對其的直接控制。但中央對地方控制的強化勢必會引起反彈,元正天皇養老四年(720)二月,大隅國隼人掀起反旗,殺國守陽侯史麻呂,史稱「隼人大反亂」。同年三月,朝廷以中納言大伴旅人為征隼人持節大將軍,率軍平叛。次年七月,叛亂最終被平定,隼人方被斬首俘虜共計一千四百餘,至今在鹿兒島縣尚留有名為「隼人冢」的遺蹟。

日本史書對「隼人大反亂」的記載

在血腥鎮壓之後,隼人的反抗被撲滅,朝廷也對隼人進行懷柔。在日本頒行的《養老律令》中,設置了「隼人司」這一部門,主管「檢校隼人及名帳,教習歌舞造作竹笠事。」桓武天皇延曆十八年(800),中央開始在隼人居住的九州南部進行班田,之後又陸續停止隼人的進貢與朝貢,這標誌著朝廷正式將隼人視為與內地和人一般的「百姓」和「公民」。自此,隼人逐漸與主體民族融合,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之中,只剩下徒有其名的「隼人司」,充當著朝廷顯示自身王化、威服諸夷的一個標本罷了。

三、渡平海北——「蝦夷」與「大和」的千年恩怨

2008年,日本的眾參兩院一致決議,敦促政府承認居住於北海道的阿伊努族為日本的原住民。這宣告了阿伊努人對自己族群身份的抗爭獲得了階段性的成果。相較於大部分時間比較「溫順」的隼人而言,這個曾經被稱作「蝦夷」(えみし)的民族,充當了大和朝廷一千多年的心頭之患。

就目前的考古和人類學研究看來,蝦夷與今天的阿伊努人有著直接的親緣聯繫。在古墳時代,他們一直盤踞於今天的關東地區以東的廣袤土地之上,從前方後圓古墳的分布看來,大和朝廷在古墳時代的影響邊界最遠抵達了今新潟中部、福島、岩手一線。而揆諸文獻,在《書紀》當中的神武東征部分中,神武天皇吟詠的一首和歌中出現了「愛彌詩」(えみし)的字眼,被認為是蝦夷在日本史書中的首次出現。

而《宋書》中記載的「東征毛人五十五國」,也是雙方之間早有攻伐的旁證。《書紀》曾記載,景行天皇在位時,派遣大臣武內宿禰前往探查關東及東北,武內宿禰回來上奏說:「東夷之中,有日高見國。其國人男女並椎結文身,為人勇悍,是總曰蝦夷。亦土地沃壞而曠之,擊可取也。」

但因當時南方熊襲出現叛亂,天皇未即時發兵。平定熊襲之後,天皇始遣皇子日本武尊(小碓尊)前往攻略東國。日本武尊東征的半神話敘事,側面反映了在編纂《書紀》的當時,大和朝廷所萌發的征伐四方蠻夷的王化思想。而《書紀》中屢見蝦夷朝貢、內附及降而復叛的記載,也是當時大和朝廷與蝦夷之間的激烈交鋒之縮影。

蝦夷是古代日本倭朝廷對其東北方族群的鄙稱,在當時大和人的認知里:阿伊努人=蝦夷人=蠻族低等人(向王子行禮的蝦夷族人 圖片來自:Wikipedia)

大化改新後,大和朝廷開始採用修築城寨的方式蠶食蝦夷領土,穩紮穩打。大化三年(647),朝廷于越國北部(今新潟縣新潟市)造渟足柵,置柵戶(負責守衛城寨的移民),翌年又置磐舟柵,「選越與信濃之民,始置柵戶」,是為朝廷城寨攻略之濫觴。這一時期,由於中央朝廷剛剛在白村江之戰中失利,迫切需要重新整備國內軍事防務,加之壬申之亂後中央政局不穩。故這一階段朝廷主要採取守勢,與蝦夷之間大致維持和平,偶有小型衝突。

但寶龜元年(770),光仁天皇即位後,一改此前的保守之風,開始對東北的蝦夷全面開戰,史稱「三十八年戰爭」。桓武天皇即位後,完善了在陸奧和出羽的防禦體系,選任名將坂上田村麻呂擔任征夷大將軍,遠征蝦夷腹地。

蝦夷一方的卓越領袖阿弖流與盤具公母禮雖然在抵擋朝廷方的征伐中獲得了不少勝利,但因實力差距過大,最終還是選擇與田村麻呂約定投降。然而朝廷公卿不願放虎歸山,無視了坂上與二人的約定,將兩名首領處死。經過了不斷地推進戰線,剿撫並用。最終,朝廷於弘仁二年(811)宣布蝦夷征討獲得了初步勝利,史稱「薄伐幽遠,破覆巢穴。遂絕其種族,復無遺一二,解卻邊戎,停廢轉餉。」此後,朝廷停止了對蝦夷的官方征伐,將臣服於朝廷的蝦夷成為「俘囚」,並設置俘囚長進行管理,從而象徵性地對本州島北部建立起了直接統治。

雖然如此,俘囚卻時常不服從中央管理,三年一小叛,五年一大叛,以俘囚為主要組成的「盜賊」也在關東平原上肆意馳騁。進入平安時代後,朝廷對關東乃至東北地區的掌控能力迅速跌落,這導致俘囚長的權力迅速增大。平安時代著名的俘囚長包括陸奧安倍氏以及出羽的清原氏,俘囚長的勢力逐漸增大引起了朝廷的恐慌,但他們已無力組織國家武力進行鎮壓,只能依靠居於新興的地方武裝集團。如關東的武裝集團頭領源賴義和源義家便曾經受朝廷之命前往剿滅安倍氏(前九年之役與後三年之役)。

這兩戰之後,整個陸奧出羽地區被新興的陸奧藤原氏納入掌中,藤原氏以平泉為中心,與蝦夷和大陸進行貿易,締造了繁華的平泉文化。名義上,藤原氏接受京都朝廷的管轄,世襲陸奧押領使,保持對東北的軍事管控。但從藤原氏的自我意識上看來,他們自稱為是「東夷之遠酋,俘囚之上頭」,呈現出了一種「蝦夷化」的趨勢。中尊寺金色堂中保存有藤原氏四代乾屍,上個世紀,學者對其進行了人類學研究。發現藤原氏四代首領的人類學特徵跟現代日本人基本毫無二致,但乾屍的製作與保存手法與阿伊努人類似。應該說,經過數代之後,日本東北的「蝦夷」實際上從人類學角度已經被日本人同化,只是保存著部分習俗以示與主體民族的區別而已。

前九年後三年之役對日本的影響不僅限於奧州藤原氏的崛起,關東的武士集團經此一役也迅速壯大力量,12世紀末,源義家之玄孫源賴朝先後擊敗了攫取中央政權的武士桓武平氏以及盤踞東北的奧州藤原氏。最終在關東地區建立起了武家政權,也就是鎌倉幕府,日本進入了武家掌權的中世時代。

阿伊努人村的糧倉(圖片來自:Samut Tungsaleekased / Shutterstock)

中世時代的蝦夷被逐出了本州島,在北海道勉力生存,這便是阿伊努人的來源。與之前同樣,鎌倉幕府委任當地豪族安藤氏為「蝦夷代官」,負責與阿伊努人進行交流貿易,管理津輕半島和下北半島一帶。進入室町幕府後,本州島北部的和人領主陸續跨越津輕海峽,在北海道南部修築了「道南十二館」,成為了日本與阿伊努人通商的重要口岸。長祿元年(1457),北海道南端的阿伊努首領胡奢魔犬因與商人產生摩擦,率眾與日本人開戰,攻陷了道南十二館中的十處,最終本次戰亂被武士武田信廣所平定。

信廣的後代以此為契機,在北海道南部發展勢力,在江戶幕府建立後,信廣之子孫受封此地,是為松前藩。整個江戶時代,松前藩都作為與阿伊努人的直接交流窗口,受到幕府重視。但由於松前藩管理不善,多次釀起阿伊努人反亂,加之俄國人有南下滲透的趨勢,最終幕府於19世紀初將北海道北部的「蝦夷地」收為天領,設置代官進行管理。在幕府管理期間,推行同化政策,至明治維新為止,松前藩轄區內的阿伊努人數量甚至減少了近1/3。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政府正式實施北部開拓殖民計劃,並於1869年將「蝦夷地」更名為「北海道」,設置了「北海道開拓使」。與此同時,明治政府還採取了一系列更加嚴厲的強制教化、同化的措施,以圖徹底地改變阿伊努人的社會與文化。在一系列打擊之下,阿伊努人社會逐漸趨於解體,並造成其生存環境不斷惡化,人口數量急劇減少。直到二戰以後,受人權與民主思想的影響,阿伊努人積極地開始了關於「文化自覺」的各種實踐活動。在阿伊努人的爭取與國內有識之士的呼聲下,1997年5月14日,日本國會通過了《阿伊努文化振興法》,這標誌著阿伊努人作為原住民族,作為一個異於本土的文化實體,受到了政府的正式承認。

阿伊努人民族傳統服飾和個人形象,完全是極度寒冷的環境下和生產方式決定的(圖片來自:Wikipedia@ AleksandrGertsen )

不可否認,日本悠久的歷史以及傳承有序的單一種族,是不少日本人賴以自豪的文化積澱。長期以來,日本國內不願意承認阿伊努民族為原住民的政治家為數眾多,政府在官方口徑上也一直是不願承認國內有少數民族存在。然而歷史上,作為主體民族的日本人確實是經由不斷地征服和同化,才逐漸形成。在這層意義上,政客對於「一種文化、一個文明、一個民族、一種語言」的強調,自然是脫離事實的大嘴之語,也有悖於日本對於文化多元的標榜以及對舊有歷史的認識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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