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齊互崇讓，棄國從所欽。」這是唐朝吳筠對商末隱士伯夷和叔齊的概述，可見我國早在商朝時期就存在。但這並非是隱士最早的記錄，正如美國作家比爾.波特所說：「從有文字記載起，中國就有了隱士。」這說得毫不誇張，據史書記載，在堯舜時代，道家最原始的代表人許由和巢父就是隱士。此後隱士逐漸增多，幾乎每朝每代多少都存之一二，如春秋范蠡、戰國列子、西漢張良、南朝陶弘景，在魏晉時期，隱士更是出現前所未有的興盛。

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到了明朝，真正的隱士開始縮水，至今也少有聽聞，這與「小隱於野、大隱於市」的道家思想有一定關係，受此思想影響，隱士開始不再盲目追求形式上的隱逸，而開始追求心靈的凈土。隱士為了追求自然與心靈的融合與升華，開始與詩書琴畫棋酒花結下不解之緣。

輕歌曼舞雖說向來是皇宮貴族、達官貴人的消遣方式，文人雅士作詩詞歌賦，自我娛樂的也不在少數。魏晉時期的隱士與音樂相伴，彈奏一曲心靈自由的千古絕唱。

一、魏晉隱士的不同歸隱方式

1.隱士的內涵

所謂隱士，簡而言之是歸隱的士人，具體解釋就是隱逸世俗之外的知識分子。士人歷來就受到音樂的影響，春秋時期的孔子提出「禮、樂、射、御、書、數」，音樂在這裡排在禮之後，後世時常把禮樂合併而用，國家對這方面所制定的律典稱為「禮樂制度」。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禮樂制度的推行關乎國家秩序和安定。因此在魏晉之前，國家把音樂與政治緊密結合，並且從音樂能一窺古之階級，直到魏晉時期，隨著隱士的繁盛，詩詞歌賦的創作，音樂才發展成為具有個人特徵的，抒發內心情懷的娛樂方式。

2.魏晉隱士的種類

魏晉時期隱士大略可分為以下幾種，一是歸隱山林的隱士，一是身在朝堂，心在山林的隱士，還有就是歸隱田園的隱士。山林之隱士像伯夷、叔齊之類，在魏晉則有結廬山野的焦先、隱居陸渾山的胡昭，在山林歸隱的隱士經濟條件極其艱苦，據《晉書》記載，隱士孫登在山洞居住，夏季編織雜草當作衣服穿身上，冬天披散頭髮覆蓋身體。可想而知在這種環境之下能夠堅忍隱逸實在是極其難能可貴，精神可嘉。

身在朝堂，心在世外的隱士如東漢的東方朔所言:陸沈於俗，宮殿中亦能避世，何必深山，蒿廬之中。向秀、郭象、謝安、鄧粲等等就是這種隱士代表，《晉書》記載，鄧粲以為人高潔著稱，與南郡劉尚公和南陽劉鱗之交好，荊州刺史以厚禮請鄧粲別駕，鄧粲覺得他敬惜賢德之人，就應允了。劉尚公和劉鱗之就說他:您道廣學深，怎麼現在失節了，真是太令我們失望了。

鄧粲粲然一笑說:您們有心歸隱卻不明白什麼是真正的隱，在朝廷也是一種隱的方式，在鬧市也可以隱，隱在於我的心，而不在於外界的環境。劉尚公兩人一聽，竟無言以對。由此可見，對於隱，每個人的觀點和採取的方式雖然不同，但是只要能於世獨立，鶴立雞群也是一種超然的選擇。

對於田園之隱而言，相對於山林之隱，在經濟生活上能寬裕許多，而且也不會摻和進朝堂之中的朋黨之爭，其代表人物如魏晉時期的石崇、謝靈運、孫綽和王羲之。但現在我們最了解的應該非陶淵明莫屬，他不為五斗米折腰，他「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他「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他的《桃花源記》、《歸園田居》和《歸去來兮辭》已經是我們幾乎耳熟能詳、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

二、魏晉多隱士的原因窺探

1.魏晉時期的社會背景

魏晉時期為何多習文弄筆彈作曲的隱士呢？從史書記載看與當時混亂的社會背景有一定關係。漢末時期，黃巾起義，董卓亂政，之後地方割據，人們背井離鄉、亡命天涯。據《晉書》記載: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當時曹氏和司馬氏黨爭異常殘酷激烈，在這種時局動盪之中，就算入仕為官，也不能確保萬無一失，所以很難在政治鬥爭中保全自己的性命。《晉書》中就時勢論言，士人只能歸隱，保持緘默不語。

魏晉著名隱士嵇康作《幽憤詩》:「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惠，今愧孫登。」從詩中可見詩人對霍亂朝廷之士的義憤填膺之情，也對他的歸隱之心略見一二。還有另一位著名隱士阮籍也作有相似文章《詠懷詩·其三》，他在詩中提到「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詩中表達了作者對時局的無奈和恐懼，以及恬淡自然、靜觀時變的心態。從這裡我們可以發覺隱士是被迫歸隱，遠離朝堂之上，可以說是一種消極的避世行為。朝堂政治鬥爭勝似戰場，山野琴瑟和諧無比淒涼，可以說隱士之所以以音樂消遣，以詩詞歌賦為樂，實乃無奈之舉，音樂能凈化心靈，讓人忘卻世俗紛爭，創造一方音樂樂土。所謂歌舞昇平，也許只有真正自得其樂，才能實現內心的寧靜與和平。

2.魏晉社會文化思想的影響
自古以來都以光宗耀祖，步入仕途，治理國家為儒士的生活目標，儒家思想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貫是儒士的行為規範，但是在魏晉時期的亂世，儒家思想已經不可能付諸於實際的情況下，儒士只能退而求其次，極力地關注修身和齊家，所以雖然歸隱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也一樣不落，音樂此時在其他各項中尤為突出。在禮樂制度傳統觀念下，比起其他娛樂方式要更具有政治和文藝意義。

許多學者認為，除了儒家思想，道佛思想也對士人的歸隱起著至關重要作用。道家清凈無為的思想結合時局，使隱士更加體會到人生苦短，所以隱士多以養生、清談、作詩和音樂為生活樂趣。另外魏晉玄學代表人物郭象，推崇的是日常生活事務與淡然心境相契合的一種歸隱方式，這對魏晉士人的歸隱有一定指導作用。

在魏晉時期還有個特點是我國本土文化與印度佛教的融合，這對魏晉的士人產生影響，由於僧侶皆多在山野僻靜處，與隱士相仿，因此當時士人又多與僧侶有往來，據《世說新語》就有關於士人與僧侶來往的記載，由此可見魏晉隱士的隱逸生活與僧道也存在一定影響。

三、魏晉隱士與音樂美學

據有學者認為，魏晉多好音樂之士，而且主要是對純音樂的理論研究，和對琴的演奏。在魏晉隱士中著名的主要有「竹林七賢」和「潯陽三隱」，其中以音樂著稱的主要有嵇康和阮籍，據《晉書》記載，嵇康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嵇康自己也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晉書》還說到阮籍，說他愛好《老子》、《莊子》，喜好喝酒，擅長彈琴。還有阮咸他解音律，擅長彈琵琶。由此可見魏晉隱士對音樂的擅長和喜愛之情。

嵇康之善琴，音樂著作以「嵇氏四弄」著稱的有《長側》、《短清》、《長清》和《短側》。另外還有《琴賦》和《聲無哀樂論》等音樂論著。在書中他提到「眾器之中，琴德最優。」在他被害之前，他還「顧視日影，索琴而彈」，在生命最後時刻，他面不改色，悠然彈奏了《廣陵散》，實在令人悲憤交加，感嘆世態炎涼。

阮籍之父是「建安七子」中最負盛名的彈琴大家，阮籍之侄阮咸及其子也善彈琴，而阮籍也是彈琴大家，著作有《樂論》。另外在阮籍的詩作中時常能看見古琴的影子，如《詠懷詩》其二十七「青雲蔽前庭，素琴淒我情」，還有《詠懷詩》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可見琴已經是他形影不離的慰藉工具。

另外流傳至今的《酒狂》，其中表達的心酸無奈的愛國情懷一覽無餘，也能看出作者一種遺世獨立的避世情懷。史冊上還記載他與孫登有過「飆高音」，所謂「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這裡的「嘯」就是指魏晉時期的吹口哨。孫登作為隱士也喜歡彈琴，而且他特立獨行，就彈一根弦的古琴，這是訴說一種哲理還是希求名聲，真是讓人丈二和尚。

音樂在魏晉隱士看來就是一種生活的內容和態度，也許只有琴和音樂最懂魏晉隱士的深邃的內心和悲哀的遭遇。每每遇事一曲琴聲能撫慰傷感，悠揚悅耳的聲音，亦如烈酒能暫時緩解憂愁，何以解憂兮，唯有彈琴，知己何在兮，悠悠竹林。這就是魏晉隱士與音樂的清談，讓我們深切體會亂世給時人造成的創傷，使我們更加明白並珍惜現在來之不易的幸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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