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全球紡織品和服裝貿易額達到驚人的4250億美元，印度和中國成為新興的世界製造強國。在工業革命之前，亞洲就曾製造出大量色彩豐富的棉紡織品。棉紡織品開闢了早期的全球化經濟，1750年之後，隨著棉紡織品引領歐洲的工業化進程，它也開啟了全球化經濟的轉型。棉的故事展示的，是紡織產業在現代化之後，「現在又重新回歸亞洲」，而中國再次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製造經濟體。
上海的市花，眾所周知是白玉蘭；但不為人知的是，1929年上海特別市評選市花時，獲得票數最高的卻是棉花。確實，如果就歷史淵源而言，棉花可說是上海這座城市當之無愧的象徵——從1291年建城起，上海在七百多年的時間裡能由濱海小城發展為國際大都市，棉紡織業極有可能是起到最關鍵作用的一個產業。上海最初就是因黃道婆在烏泥涇傳授棉紡織技藝而逐步繁榮起來，因而明清兩代每年都要在先棉祠祭祀黃道婆，到了近代，上海又是國內發展近現代棉紡織產業最大最先進的城市。正如英國工業革命所證實的，棉紡織業在很大程度上可說是現代工業的母體，孕育、催生、帶動了無數相關技術和產業發展。
「棉的全球史」之所以重要，原因不外如此：不誇張地說，我們整個現代世界，都依賴於棉紡織產業驅動的工業化進程，這是第一個進入機械化的產業，而生產之後的貿易、流通又極大地影響並重塑了一個「新全球體系」。不過，《棉的全球史》一書作者喬吉奧·列略的用意並不是為了書寫棉花的傳奇故事，而旨在回答一系列問題：為什麼現代工業的發展由棉花發端？為什麼工業革命不是誕生在棉紡織業早先的中心亞洲（尤其是印度），而這些亞洲技術、知識和原料進入歐洲後，卻催生了工業革命？換言之，是棉花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棉花？
顯然，這些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棉花本身，而在工業革命和現代社會的起源。多少年來，無數學者都在爭論這個問題：究竟是什麼特殊因素，讓工業革命誕生在西方（更特定地說是英國）？美國加州學派的歷史學者彭慕蘭在《大分流》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直至1750年左右，身處工業革命核心區的英格蘭仍然與同時期的中國江南地區在社會發展水平上相差無幾，但之後就出現了「大分流」，彼此走上了全然不同的道路。實際上，此後的兩百多年裡，西方與非西方社會之間在技術、社會發展水平等各方面的鴻溝，也都是那時候奠定的。喬吉奧·列略也注意到，那一切的變化正是隨著棉紡織業的工業化進程開始的：1750年後，紡紗機在西歐的普及應用，使得18世紀末一名歐洲婦女紡出的紗線達到一名印度婦女的300倍。古老的亞洲社會自此逐漸從全球的生產國淪為西方工業品的傾銷對象，在長達兩百年的時間裡都一直未能擺脫這種地位。
為何雙方的命運會出現這樣的反差，為何又是西方推動了全球化並在其中取得支配地位，這樣一個巨大的話題極難回答，但通過棉紡織業這「一滴水」卻可以折射出全景。要理解這一點，就要先回到「西方到來之前」的歷史，也就是說，在這一變革中，「英國是終點」，而「印度是起點」。棉紡織雖然在長達一千多年裡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產業，但在17世紀之前它所締造的世界卻迥然不同：那時棉紡織業的中心是印度，生產各種不同種類的棉布並行銷到印度洋以外的各地，但這卻是一個通過「中間者的網絡」進行貿易的體系，印度雖然是生產中心，但不能掌控各個貿易節點。列略著重指出：這是一個「離心體系」，以資源、技術、知識的擴散和利潤分享為基礎；而此後歐洲創設的卻是一種「向心體系」，其基礎是「中心」從它的生產和商業體系中剝削資源和利潤，「新的體系是競爭和排他的，而不是合作和共生的」。
更重要的是：軋棉、紡紗、織布這些一向都相對簡單，因而在亞洲各地，普遍都很容易融入到家庭生產中。這是一種「嵌入」在社會和文化中的生產活動，千百年來既沒有催生大機器生產，也極少有人去著手改進技術，因為人們從事棉紡織生產只是祖祖輩輩的生活方式，並不像西歐資本家那樣強烈地追求利潤。與別處不同的是：歐洲的商人不是滿足於成為一個貿易網絡上的「節點」，而是出資推動集中化生產和規模經濟，通過官僚性的管理，謀求掌控從生產到流通的整個體系，最終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但這並不是憑空掉下來的，事實上，歐洲的這一體系特徵早在希臘羅馬時代就已如此，應用於從糖料到棉紡織的各種不同生產體系，因此，真正重要的並非原材料和技術本身，而是其組織管理原則。
不可否認，在歐洲逐漸支配棉紡織業生產的過程中，來自亞洲的原材料、技術和知識都曾起到推動作用，但真正革命性的卻是資本主義對從生產到消費整個過程的重組。固然，本書強調了棉本身的重要性：如果沒有這樣具有極高供應彈性的原材料，那麼在棉紡織業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生產成本將會劇增，甚至導向生態崩潰而無法持續，只有原棉才是耗能低、成本低、單位利潤高、貿易量大的理想材料，因而具有非凡的全球貿易潛力。這乍看是棉花塑造了新的生產體系，但如果我們暫時把目光從棉紡織業上挪開，就會發現，在西方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第一種採用種植園、奴隸勞工和機器生產的產業是製糖業，而且在咖啡、可可等不同產業上都具有相似的模式，即資本來自歐洲、勞動力來自非洲，全部產品用於出口，以專業化生產和規模經濟追求利潤。這意味著，是資本主義生產「選擇」了棉花，發現棉花剛好是最能適應生產需要的理想原料，但如果沒有棉花，那它極有可能也會找到另一個產業進行投資。
那麼，為什麼是西歐？原因或許正在於經濟史學者伊斯特凡·洪特在《貿易的猜忌》中指出的一個特點，即歐洲的經濟發展是以「倒序」發生的：它始於在羅馬帝國時代就已相當繁榮的遠途貿易，國內貿易隨之逐漸發展起來，直到最後農業才變得商業化。在這樣的過程中，手握資本的城邦居民，很自然地就捲入異地的貿易交換，進而通過重新配置資源和替代生產的方式獲取利潤。沒有這種對國際市場的掌控，沒有貿易、分配、金融和保險的複雜組織，一種商品本身並不能自動創造出這樣一個市場結構來。工業革命誕生於第一個現代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英國，這並非偶然，因為只有英國這樣從世界各地充分獲取原料和勞動力，並有效控制市場的國家，才能為大規模生產提供充足的驅動力，否則它的生產是不可能維持的。至於這一產業與農耕活動、家庭勞動和手工業完全脫離，以及技術創新本身，都只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
這實際上遠不僅僅棉紡織行業如此。中國是茶的故鄉，但千百年來儘管也出現過一些著名的茶商，卻從未像英國那樣出現一些著名的茶葉品牌，進而實現標準化生產和規模經營；相反，中國的茶多是以「地方特產」的模糊面目出現的，你在杭州可能會發現無數不同作坊出產、不同品質和標價的綠茶都冠以「西湖龍井」的名目，它們的背後並沒有一個支配性的集中管理者。儘管標準化大生產造成了單一化的「品位趨同」問題，但在機械化生產的初期，它的確威力無窮，不僅可以批量化大規模生產、易於評估並優化，更重要的是憑藉規模優勢，哪怕利潤率不高，也能帶來相當可觀的收益。從這一點來說，西方的工業時代並不是為了「強制實施生產和消費的標準」，那不如說只是手段，這麼做最終只不過是順應資本增值的自然邏輯。
對於「為何首先是英國」這個棘手的問題，本書的答覆是「在歐洲其他地方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存在的特點中，英國並不是『例外的』，而是『極端的』」，這意味著，作者傾向於否定英國自發產生革命的特殊性，甚至不認為它是質變，僅僅強調它在程度上處於極點，因而一再強調西方崛起所賴以成立的一系列技術條件，都是西方從非西方國家那兒「學來的」。
如果是這樣，那麼西方可以向東方學習，東方也可以採取魯迅先生所說的「拿來主義」，取長補短。歐洲在向現代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其核心是創新生產過程中的資本與知識的投入，但就像很多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的，在中國、日本、印度等亞洲經濟體卻是沿著勞動密集型的道路走向現代化，因為大量高素質的勞動力是它們實現追趕時最重要的資源。這促使亞洲的工業化更大規模、更快速地實現轉身：1949年之前，中國棉紡織業絕大部分都是農戶手工生產，然而短短一代人的時間，到1969年中國就取代日本成為最大的棉布出口國，次年又迅速取代美國成為最大的棉紗生產國，再過一年，到1971年棉紡織總錠數躍居世界第一，1988年成為最大的服裝出口國，1999年則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紡織品出口國。
正如作者在結論部分所承認的，歷史並沒有到英國工業革命就結束了，而是在繼續延續，最終，棉的故事展示的，是紡織產業在現代化之後，「現在又重新回歸亞洲」，而中國再次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製造經濟體。以往的經濟史論述大多強調，17世紀後，中國和西歐走上了不同道路，即所謂「大分流」；但是現在，本書則強調：「棉紡織品兜了一圈再次在中國和印度的經濟中占據了統治地位，我們可稱之為亞洲經濟的『大合流』。」當然，不僅僅是棉紡織產業，在所有的經濟領域，現在東西方都站在了同一個賽道的同一個起點上，我們無法改變歷史，但可以改變未來。（維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