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醫生年輕階段所面臨的壓力是蠻大的。白天做臨床，晚上寫論文，半夜三更可能還要做實驗。但同時，這也是他們人生中另外一個重要階段，他們要成家立業，確實需要一種機制來呵護他們。
2020年1月20日14時許，北京市公安局110接報警，在朝陽醫院門診樓內一男子持菜刀傷人後逃離。朝陽分局民警在醫院安保人員的配合下迅速將該男子（崔某，36歲）抓獲。
目前，三名受傷醫護人員及一名受傷群眾正在醫院接受治療，暫無生命危險。犯罪嫌疑人已被朝陽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據報導，傷者之一是朝陽醫院眼科副主任陶勇。公開資料顯示，陶勇是眼科學博士，畢業於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微博、微信等自媒體平台上，不少接受過陶勇醫生治療的病人和病人親屬對其醫術、醫德大加讚賞，對兇手行為表示極大憤慨。
眼睛能看見所有的東西，但看不到它自己。給大家分享一篇刊登在《指尖上的光明》一書中，關於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眼科中心副主任，中華中醫藥學會眼科分會青年委員，中華老年醫學會眼科分會委員，上海市醫學會眼科學會青年委員劉堃醫師的經歷，讓大家了解培養一名醫生到底有多不容易。
「雞湯」行醫路
當醫生對我來說是一個偶然。上高一的時候，我被評選為學校的學習標兵，老師讓我做一個報告，報告的題目深深地刻著那個時代的烙印——《為了理想而讀書》。
當時，我們正好學到《紀念白求恩》這篇課文，課文里，毛主席評價白求恩大夫是一個純粹的人、高尚的人、脫離低級趣味的人、有益於人民的人。我讀完便覺得醫生很偉大，後來就寫了一篇報告：為理想而讀書，將來要成為白衣天使，要做白求恩那樣的人。我的報告是當著全校千餘師生的面做的，報告做完之後全場掌聲雷動。我也在心裡默默地將自己與醫生畫上了等號。
最終促使我走上行醫道路的人是我的外婆。從小我就和外婆最親，然而在我高考前夕，外婆生病了。現在我們知道杵狀指是肺部腫瘤的臨床表現之一，但由於當時診療水平有限，外婆被誤診為類風濕性關節炎，醫生採用了大量的激素治療，導致肺癌惡化，而等到確診是肺癌的時候，人基本上已經不行了。外婆當時對我說：「要是你能早點出生就好了，我就能等到你醫科大學畢業後來救我了。」外婆的這句話給了我很大的觸動。我至今仍然記得那一天是1992年的1月5日。六個月後，我毅然報考了上海醫科大學。
人們通常用「著作等身」來形容博學，而對於醫學生來說，「著作」幾乎沒有，要學的課本壘起來卻比人要高。上醫大的學習氛圍非常好，四下瀰漫著「比學趕幫超」的氛圍，大家經常都是通宵在教室里學習。也正是由於這五年的勤奮，大學畢業以後，我如願以償地進入了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後文簡稱「市一醫院」）眼科工作。還記得張皙主任當時對我說：「眼科非常累，三年以後，你看還能不能堅持下去？」
在市一醫院眼科，不管是上級醫生還是導師都是以教你知識，幫你成長作為出發點的。比如當時陳鳳娥主任帶我手術的時候，一開始坐在我旁邊：「你大膽地開好了，有問題我可以立刻接手幫你。」然後過一陣子她覺得我手術技術「過關」了，就對我說：「你放心地開刀，我就坐在門口，你不一定看得到我，但是你隨時可以叫得到我。」再後來，我考上了許迅教授的研究生，許老師總會在手術前對我說：「你放心，我就在電話機旁邊。你有問題隨時打電話，隨時可以找到我。」就這樣，導師離我越來越「遠」，我的手術技術卻進步得越來越快。我覺得人都是有「心魔」的，一個動作在你緊張的狀態下做不好，但在放鬆的狀況下，你就會把這個動作做得很標準、很完美。
在每個醫生的成長過程中，都會遇到兩種東西，一種叫經歷，一個叫經驗。在做小醫生的時候，我們會有很多的經歷，但只有當克服了「心魔」，再將這些經歷融會貫通，才能把這些經歷變為經驗。在行醫路上，能夠遇到許迅、張皙、陳鳳娥、葉紋等老師是我的幸運，他們是我步入眼科的良師，也是使我熱愛眼科的益友。
從1997年進入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這樣一個全國知名的眼科中心開始，21年來，我不斷在磨礪自己。39歲正高、41歲博導，現在我當上了眼科中心的副主任。在不少人看來，我這一路算是「順風順水」。不過，為了避免將我的故事寫成心靈雞湯，下面我決定換個角度，講講一名醫生光環背後的故事。
「醫鬧」三則
在醫患關係並不樂觀的今天，醫生在臨床工作中都或多或少地會遇到醫療糾紛。我是我們科遇到「糾紛」最多的人——因為我是負責處理眼科醫療糾紛的副主任。
在市一醫院，雖然醫務科有專職人員負責處理醫療糾紛，但由於醫務科工作人員不了解各科室專業上的一些具體情況，所以每個科都有一個副主任來專門負責處理醫療糾紛。當醫療糾紛發生時，這個崗位也可以作為一個「緩衝地帶」，避免患者與當事醫生產生激烈衝突。此外，包括去「打官司」，去醫療鑑定也是我的職責。幾年下來，感慨良多：一些醫療糾紛是由於患者胡攪蠻纏，而另外一些也確實是醫生做得不到位。但在一些涉及診療效果的糾紛中，我心中感到一種無奈。對於醫生來說，從走上手術台的那刻便已無法回頭，而在面對疑難病例時，何去何從就像是遇到了分岔路口：走A路有A的道理，走B路有B的道理，卻無法兩全。
我曾碰到過這樣一個病例，大概是在10年前，一個25歲左右的男孩子因玻璃體積血前來就診。我詳細問了病史，對他的側眼做了一個眼底血管造影（FFA），推測可能是靜脈周圍炎引起的玻璃體積血。這時患者玻璃體積血已經兩三個月了，必須通過手術治療。但這個患者有比較嚴重的肺結核病史，剛剛結束了一年的抗癆治療（抗結核治療）。
我們當時給他做玻璃體切割手術，術後一般來說要用激素類的藥物來抑制它的炎症反應和減少術後增殖性視網膜病變的發生。我當時有些猶豫：心想，如果全身用激素的話，有可能會讓患者的肺結核復發，所以只進行了局部的激素治療。然而不幸的是，這位患者在術後兩個月，出現了嚴重的增殖性視網膜病變。平心而論，對這名患者，不管是診斷還是手術等各方面的處理，我都已經盡心盡力。但是患者家屬就抓住一點：術後未給患者全身用激素，就要去告我。
我還記得那一天，患者的母親腿一盤，坐在護士站前的長椅上，用盡各種惡毒的語言咒罵我，整整罵了一個下午。由於是第一次碰到這種情況，當時我心裡非常自責，不斷在想：這個小伙子才25歲就瞎掉了一隻眼睛，自己當時對治療方案的選擇是否有錯？同時，我的心裡也非常恐慌，不知道如果官司輸了，自己要賠多少錢……後來還是主任給了我一個建議，他說：「她每天來吵的話你也沒辦法安心工作，不如休息幾天，我來跟他談。」於是我就回去休息了幾天。回來之後，主任說：「我跟他談了，讓他去告，到時候你去應訴就好了。這個患者的治療，你沒有做錯。」
後來，患者家屬去法院起訴，但幾次鑑定下來，鑑定機構都認為醫生沒有過錯，此事便不了了之了。但這件事情給我的印象卻很深刻。醫生有時候真的是很難兩全的。比如這個患者，如果當時我給他用了激素，可能會造成他肺結核的擴散，那他可以來告我；我不給他用激素，他的眼睛確實出現了比較嚴重的術後反應，他還是可以告我。
我該怎麼辦？我就覺得醫生有時候真的很難抉擇，就像在刀尖上起舞，看起來炫目，但一不小心就會把自己劃傷。醫生總是面臨一個又一個的悖論，比如以前藥物還比較單一，某位患者患有高血壓，還患有哮喘，醫生用了降壓藥會誘發哮喘，用了治哮喘的藥又會把他血壓升高，那這個患者要怎麼治？如果患者死亡，又是醫生不作為。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科遇到過這樣一個患者，白內障手術後感覺視力不好，就一直在跟我們鬧，要求賠償。這個患者蠻「有趣」的，他不是說要賠多少錢，而是說讓我們賠人民幣25公斤。我問25公斤人民幣是多少？他跟我比劃說，25公斤人民幣是200萬。我們每次交班，他會跑過來，戴上自己做的高帽子，上面寫著：「無良庸醫，害我光明」。胸前還要掛一塊大大的牌子，上面寫著：「XX醫生，害人性命，害人眼睛！」然後拄著根棍子，站在我們面前，只要我們交班，他就穿戴好這套裝備，迎來送往。
我覺得很滑稽，又有點同情他，就讓護士長給他搬了個凳子坐。不想他這一坐就是兩個星期。有次我對他說：「你這樣掛著大牌子，戴著高帽子，是折騰你自己還是折騰醫生啊？」他不理會，後來又鬧了一陣子，可能是因為他每天醫鬧時精神都高度緊張的緣故吧，最後血壓升高，不得不出院回家休養了。
我還遇到過一個患者，手術之後覺得手術效果不好，就不願意出院。她的女兒已經出嫁了，家裡就她一個人，她甚至把家裡的房子租出去，搬進了醫院住，把整間病房都霸占下來。她前前後後在醫院整整住了兩年，整天和醫生胡鬧。她患有糖尿病、高血壓，醫院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還是給她吃飯、洗澡，給她應有的照護。
她呢，每天早上都會偷偷跑出病房，像放風一樣出來鍛鍊身體，然後馬上跑回病房——她不敢走遠，她怕她一走保安就把她的東西清理出去，於是幾乎就24小時待在病房裡。病房裡沒有報紙，沒有收音機，更沒有電視可看。所以她除了一日三餐外在病房裡唯一的「活動」就是睡覺。就這樣挨到第二年，她終於忍不住了，只好自動要求出院。那時候她的房子已經租掉了，租戶簽了五年合同，不同意違約，她只好住到養老院去了。
走的時候她對我說：「其實這兩年我的日子也是蠻難過的。我誤聽了我女兒的話，以為鬧一鬧醫院就會賠錢。後來也一分錢沒拿到。」我又好氣又好笑，說：「其實這兩年你掙了不少錢了，醫院的飯給你白吃多少頓，澡也給你洗了那麼多次了，分文不取。而且你霸占了我一個病房，醫院少收治了多少需要住院的患者？」她聽後訕訕地走了，再也沒有回來。我還有些自責，心想是不是話說得有些難聽。因為仔細想來，其實這些人真的蠻可憐的，我想不通他們是為了什麼要這樣做。
行醫不易
說起不容易，患者不容易，「醫鬧」不容易，醫生也不容易。有時，醫生的煩惱在其他人看來甚至可能有點「好笑」。
在我們科里有這樣一個傳統，就是住院醫生每天早上都要趕在主任之前，提前查好病人，準備病情匯報。有一次，科里一個住院醫生非常苦惱地跟我說：「劉老師，您能不能晚些到？」我說：「為什麼？」他說：「不好意思，您來那麼早，我們不能比您晚。但我發現您一天比一天早，從7點半到6點50有時候6點半就到……」好嘛，人家受不了了。
醫生要面臨各種各樣的壓力，而女醫生的壓力並不比男醫生小。我就碰到一個住院醫生，一次特別一本正經地跟我說：「劉老師您不要嫌棄我。」我嚇了一跳，趕緊否認。她說：「那您不要罵我。」我說，我不罵你。她說：「您不要不要我！」我實在忍不住了，問：「我為什麼會不要你啊？到底怎麼了？」她這才小心翼翼地說：「我懷老二了……」我長舒了一口氣，說：「那我該恭喜你啊！」
確實，現在年輕醫生碰到的困擾很多。現在的三級甲等醫院、教學型醫院或者是大學附屬醫院都要求多棲發展複合型人才，臨床能力是最基本的，同時科研也要好，又要會講課，又要情商高，對年輕醫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我覺得，在一個醫生年輕階段所面臨的壓力是蠻大的。白天做臨床，晚上寫論文，半夜三更可能還要做實驗。但同時，這也是他們人生中另外一個重要階段，他們要成家立業，確實需要有一種機制來呵護他們。
一個醫學生18歲念大學，5年本科，23歲畢業，畢業基本就是「失業」，那好，再去讀碩士、博士，但就算是碩博連讀，5年畢業後已經是28歲了。28歲了可以上班了嗎？還不行，還要經過3年規培（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一下子就31歲了。
男孩子31歲，剛找工作，懵懵懂懂，一無所有，要討老婆、要結婚，沒有房子，沒有車子，沒有票子……女孩子到31歲，就算結婚了也不敢生孩子。而且不管是在哪個工作單位，都將面臨醫、教、研的多重壓力。再往後，3年升主治，5年升副高，最快也要到39歲了。
在人生最美好的前40年里，作為一個醫生，不要說出人頭地，基本上連生活都無法好好享受。所以學醫真的是很辛苦的，社會上各行各業壓力都大，但醫生壓力更大。
我想，從醫學生開始到最終成為一名醫生，能夠一路走下來的大概也就占到三分之一。當時我們一個班的同學，在畢業20周年聚會時基本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還在做醫生。
有些去了醫藥公司，有些做了醫學經理，有些去搞科研，都做得非常好。有人覺得他們不當醫生可惜了，但我覺得不可惜，比如說，器械廠家把機器搞好，手術時患者的創傷就能減小。我們眼科設備，從最初的19G玻切頭，到現在的27G玻切頭，從一台玻切手術以前要做兩三個小時，到現在快的話20分鐘就能完成，這也是一種對健康的守護。
當醫生是守護，研發藥品、器械也是一種守護。有人歧視做藥品行業的，覺得他們是在賣藥，騙病人錢，但害群之馬畢竟是少數。「醫」和「藥」需要互相促進才能共同推動醫學的發展，缺少了任何一方，大家就都只能閉門造車。無論是從事哪一種職業，只要是在腳踏實地地為人類健康服務，就稱得上是毛主席說的那「四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