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自述:我的兩次生死逃亡

錦州政法 發佈 2020-01-21T19:23:09+00:00

「呼吸道異物阻塞,最快三分鐘就可斃命。你甭作妖兒,我們科現在都已經住滿了,沒有空餘床位容得下你。不過就你這作勁兒,估計也不用住院了,我在火葬場有熟人,不會讓你家花吃虧錢的。」

我是驚人院的初級研究員原來如此。經歷過2003年那段歲月的人可能永遠也無法忘卻,在一場與病毒的抗爭中,我們是如何眾志成城,將死神拒之門外的。如今,我願將這些過往整理在冊,銘記當年,祝福未來。

故事要從一通電話說起······

01

 那年3月,我和禽獸在北京沙子口吃姚記炒肝。因為很好吃,他一番狼吞虎咽,被嗆得咳出了眼淚,我優雅地放下飯碗,鄙夷地掃了他一眼。

「呼吸道異物阻塞,最快三分鐘就可斃命。你甭作妖兒,我們科現在都已經住滿了,沒有空餘床位容得下你。不過就你這作勁兒,估計也不用住院了,我在火葬場有熟人,不會讓你家花吃虧錢的。」

禽獸滿眼含淚,還沒緩過來:「聽說這幾天感冒鬧得特別凶,各大醫院病房都人滿為患,你們東直門肯定也是一床難求吧?」

我在東直門醫院呼吸科任職,他說的沒錯,何止一床難求,連地上都睡滿了。昨天從北大附屬醫院還轉過來一批病人,據說他們那邊就差人摞著人睡了。

禽獸頗為不屑:「這些人啊,有點小病就鬧著住院,好像看病不花錢似的。一包感冒藥就能好的事兒,何必呢?」

我正要反駁他,手機響了。我低頭一看,是齊主任,趕緊接起來。

「小曹,你在哪兒呢?」齊主任的語氣裡帶著莫名的焦躁。

「姚記炒肝,您來一份嗎?下午我帶回去。」我回道。

今天是我正大光明的休息日,不懼查崗。

「別吃了。」齊主任的語速很快,「昨天從北大附屬醫院轉過來的病號確認是SARS,現在二科的醫生和護士一個不剩,都被隔離了!你趕緊回醫院測體溫,記住,不要和任何人近距離接觸!」

我的腦子裡「嗡」的一聲,足足反應了十幾秒鐘。

齊主任雷厲風行,說完便掛了電話,急著去通知下一個人。我握著手機,愣了會兒神,聽到對面的禽獸慢悠悠地發問。

「怎麼,有急診?你們呼吸科能有什麼著急事兒啊,整天拿個雞毛當令箭。」

我一邊回憶齊主任的話,一邊向他複述。禽獸是北大人民醫院傳染科的秦醫生,聽完我的話,他狠狠一拍桌子:「SARS不就是非典嘛!你們科室冒出來一個?這下東直門可出名了。」

那個時候,在北京人的印象里,非典還屬於遙遠的廣東和香港,誰都不會想到自己和非典的相遇會來得這麼倉促。

我扒拉兩口炒肝,匆匆離去。禽獸則顯得格外興奮,他說要趕緊回北院去守株待兔。這傢伙一直這樣,遇到新的病例,就像獵豹看見了獵物。

回到醫院,呼吸科已經忙成了一團亂麻,樓道內外到處都是白口罩。我進到科室里,護士長遞給我一個體溫計,並告訴我,體溫合格的醫生才能上崗,不合格的直接住院隔離。

五分鐘後,我取出體溫計,36.8℃。

根本沒時間多想,我撂下體溫計,套上衣服戴上口罩就上崗了。由於醫生大批量減員,而患者仍在持續增多,整個呼吸科雞飛狗跳。

初期的非典不好確診,所以但凡發熱、腹瀉的病號統統需要嚴肅對待。每一例確診都關係著病人的去留,去則保證無毒,為之確診的大夫必須簽字擔責——倘若把非典病人放回家去,造成了大範圍傳染,後果無比嚴重!

若是留,就要對病人的生命負責,即便是健康的人,住進一堆非典病人中間,那基本也等於被判刑了。

因此,每一例診斷都需要呼吸科主任、傳染科主任,以及副院長挨個確認,挨個簽字。

那字兒簽的,一個個擰著眉毛,都跟上刑似的。

後期,我們才知道非典症狀是雙肺部炎症呈瀰漫性滲出。經X光透視後,肺部會呈現點點「白斑」,兩片白肺如死神展開的翅膀,給人以窒息的恐懼。

所有沖在一線的醫生和護士每天需要接觸上百名疑似病例,被傳染的幾率也被無限放大了。醫生不可能全程穿著密閉防護服在科室盯班,不但身體承受不了,還給病人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

在這種關頭,沒人願意徒增恐慌。

02

三天之後,造成東直門醫院大面積傳染的確診患者宣告死亡。

說句實話,在醫院工作這些年,我早已見慣了生死,但這一例卻不同,他的死直接宣告,東直門在SARS面前戰敗了。

我能明顯感受到,整個醫院的氣氛在一夜之間產生了變化。

也是從這一天起,在食堂打飯不用排隊了,無論我坐在哪裡,周圍三層的桌椅必定空空蕩蕩。食堂就餐的醫護人員被分作兩批,負責非典的呼吸、傳染、急救的醫護坐在一側,其他科室的醫護自動遠離,坐在遙遙相望的另一側。

醫生尚且如此,何況病人。

我們也自覺地減少外出,實在忍不住了,就跑去樓頂透透氣。

初春的北京灰濛濛的,行人匆匆,我卻因此治好了恐高症。

因為每天極度繁忙,加上害怕將病毒傳染給家人,我索性住進了醫院宿舍里。夜晚,禽獸給我打了個電話。

「你再不來看我就再也見不到我了。」他的聲音還是充滿活力。

我已經累得睜不開眼:「咋啦?我現在一天上崗12個小時,哪兒有空去找你浪。」

禽獸頓了幾秒,若無其事道:「我們馬上就要被封院了。」

封院?這是個陌生的詞彙。

後來我才知道,北大人民醫院的感染者數量後來居上,數量高達120人,更驚悚的是其中三分之二都是醫護人員。

禽獸給我打電話的當天晚上10點開始封院,我趕到的時候正有警察在拉著警戒線。

線內的禽獸望著線外的我,大喊:「你進不來的,我也不能出去!」

封院前夕,醫護人員可以選擇離開,但之後,便會被醫院認定為「自動辭職」,再也回不來了。說直接點,離開就是逃兵。

隔著警戒線,大概有20米遠,我看見北大人民醫院裡人人面目凝重,無比悲壯。禽獸呆呆地看著我,臉上是隱隱的無奈。

在警察將圍觀的人群驅散開前,我扯著嗓子大喊了一聲:「活著出來!」

03

我對禽獸的擔心並沒有持續太久。因為極度的忙碌,我每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擔心別人。

有的時候病人實在太多,我就會摘掉猴帽兒(一種罩住頭部只露雙眼的防護帽),把旁邊一同值班的醫護人員嚇一大跳。

他們全副武裝地盯著我,提醒我把帽子戴回去。我搖搖頭,甚至脫去了一半防護服:「這些東西太累贅了!」

脫掉半身防護服的我診斷速度能快50%,眼前待診病人的隊伍長達數十米,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診斷分類,將會意味著大量的人可能在排隊過程中被傳染。無論如何,現在效率是第一位的。

隨著全科室大夫的拚命和堅持,大量非典病例被確診隔離,接受救治。診室前的隊伍越來越短,直到一個疑似病例直接嘔吐在我的辦公桌上,花花綠綠的一片,三天之後,我發熱了。

為我做診斷的時候,齊主任只戴著口罩,因為顧及我的心理感受,他沒有穿戴防護服。我站在門口不肯進去,那時在我桌上嘔吐的病人已經被確診為非典,我基本上是逃不掉了,如果我直接進屋,他也就懸了。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齊主任穿上了全套四層的防護,我才終於進屋。診斷結果毫無懸念,我被感染了。

我終於住進了被呼吸二科醫護人員包場的隔離病房裡。大家見到我,紛紛微笑點頭示意,像是在菜市場偶遇了老鄰居,那些微笑瞬間消滅了我的恐慌。

但是當晚,急診科的段大夫病危,大家努力營造出的輕鬆氛圍被輕而易舉地擊碎。

我給禽獸打電話,他在對面笑嘻嘻地說:「我也在病房躺著呢,今天早上發的燒。但是我跟你說啊,我可是我們科最後一個倒下的。」

我啞然失笑:「行吧,兩周才是危險期,我看你能笑多久。咱們倆,誰先劃勾誰是孫子。」

禽獸在那邊聽得一愣:「你姥姥的······」

在醫院的病歷上,痊癒的患者會被醫生划上一個對勾。

那晚我睡得昏昏沉沉,第二天依舊昏昏沉沉,沉到第七天我喘不上氣來,抬頭一看病房裡的人少了三分之一,我知道他們並不是被劃了勾,而是搬去了ICU病房。

我躺在靠窗的位置,看見樓下兩名穿著防護服的人推著一具屍體離開。那是前幾天病危的段大夫,他終究沒能挺過去。

病房裡再也歡樂不起來了,我渾身上下也有倍增的酸痛,仿佛有一萬隻螞蟻在撕咬,稍微一動就疼得齜牙咧嘴。

我和呼吸二科的老方每天比賽走路,從病床到放射室,很近,二十米左右的距離。我們先數1、2、3,然後開始下床。

老方的肺部陰影比我大,有大半腔子的積水,沒走兩步就會開始喘了,這是我超過他的最好時機。每次老方落敗,都會在背後小聲罵我,而我卻連轉身回罵一句的力氣都沒有。

我們兩個人急促地喘著粗氣,哆哆嗦嗦,互相較狠勁,每次都能比出一身汗水。

陪我比了一周之後,老方去了ICU,再過幾天,我看到他被穿著防護服的人推走了。

病房裡的人已經少了大半,絕大部分都在ICU里生死未卜,此時,我的手機收到了一條禽獸發來的簡訊。

「我不行了,你要活著出去,孫子!」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哭得撕心裂肺。

非典,你姥姥的!

04

一周後,我被確認痊癒,活著走出了病房。

齊主任難得地露出一絲笑容,他讓我回家休息,我拒絕了。我要和丫戰鬥到底!

5月16日,我請了半天的假,那天北大人民醫院解除了封院,我站在外面看著警察拆除警戒線。

每個從警戒線里走出來的人,無論是醫生還是患者,必須通過嚴密的檢測,合格者被發一個檢疫合格證明。

禽獸沒有從裡面走出來。我當然知道他已經被消毒火化,我當然知道他臨死都沒有見到親人一眼,我當然知道他三歲的兒子還在等著他的樂高,但我一直站在那裡,總恍惚覺得他會突然從大門口跑出來,罵我「孫子」。

他曾說過,解封之後一定要先去吃姚記炒肝,我一步步如行屍走肉,想去店裡看看,這傢伙是不是甩下我提前去了。

但是,他沒有。

後來,在我的強烈要求下,醫院委派我前往小湯山非典醫院。

在那裡,我要和全國最勇敢的醫護人員一起對抗非典!

如果禽獸還活著,他肯定會說:「嘿!小樣兒的,看不出你還挺有尿性。」

秦大夫,你沒完成的事兒,就交給兄弟吧。

隔天我抵達北京昌平區小湯山醫院,那裡軍隊駐紮戒備森嚴,比起普通的醫院多了許多肅穆的味道。

這裡太像單程的驛站。在病人間的傳聞中,背靠昌平火葬場的小湯山醫院被描繪成了鬼城酆都一般的地方,從入院到火化,行雲流水。

我在查房時聽到他們議論紛紛,總會笑著說:「那我就是鬼城裡的夜叉咯?別動,夜叉來量體溫了。」

大家哄堂大笑,恐怖的氣氛被瞬間衝散了。在這種高壓的環境下,患者的心理狀態十分重要,每一位醫護人員都要在踏進病房的前一刻換上一張淡定、從容的臉,無論他的內心多麼煎熬。

某一天,一直和我搭檔的蘇護士不見了,換了一個生面孔。我詫異地打聽,才知道當天蘇護士體溫升高,立即被隔離觀察了。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那段日子,我經歷了太多生離死別,那種在死神面前的無助感再一次吞噬了我。

幸好兩天後蘇護士回來了,她體溫升高的原因是例假期。看著護士們相擁而泣,我也有點迎風流淚。

為了杜絕醫護人員被感染,醫院採取軍事化管理,所有科室主任必須簽「零感染責任狀」,哪裡出現感染就地免職追責。這種蠻橫的管理方式在非常時刻體現出了作用,所有醫護人員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整整51天裡,1383人無一被感染,創造了奇蹟。

非典這個魔鬼,來得突如其來,走得也出人意料的迅速。

在沒有疫苗和特效藥的情況下,我們通過控制感染將其扼殺住了。6月20日,我和全科的醫護人員站在大門口,目送最後一批痊癒患者從小湯山醫院離開。

終於結束了。

秦醫生,我干過它了。

05

非典之後,我因個人原因離開東直門醫院,加入到北京安貞醫院。

在那裡的9年間,我逐漸淡忘了痛苦,稀釋了麻木,每天出診,每月進修,日子過得普普通通。

後來,我有幸獲得了趕赴幾內亞進行醫療援助的機會。

在幾內亞,我一邊當醫生,一邊當老師,提升當地醫學生的專業知識。小蓋和小菲就是我的學生——當地人的名字太長,翻譯成漢字至少一個自然段,所以我就取了他們名字的第一個字,叫他們小蓋和小菲。

幾內亞的生活雖然簡樸,卻很快樂。非洲的孩子們非常純粹,我教他們蹩腳的漢語,他們教我騎河馬、敲鼓,和頭頂20斤重物。幾內亞的成年人有一夫多妻的習俗,一家夫妻五個人,竟然也能琴瑟和鳴。

就在我以為日子會這樣一直下去的時候,出了一件大事。幾內亞官方發布聲明,災難降臨,一種名為伊波拉的病毒在國內爆發,感染者最快會在48小時內七竅流血、內臟衰竭而亡。

得知消息的我猛然間想起前兩天死在我們醫療站的怪病患者,他的症狀是腹痛、嘔血、眼球充血,身上的注射孔會流出源源不斷的鮮血,令人毛骨悚然。

當時負責搶救這個病人的,正是小蓋和小菲。

10年前的恐怖感頓時在我的腦海中重現。

我急忙打電話過去:「小蓋和小菲呢?」

醫療站的人回覆說:「他倆說不舒服,今天請假了。」

嗡的一聲,我的腦袋裡有什麼東西炸開了:「快找到他們,迅速隔離!你們穿著防護服去。」

伊波拉就像是非典,悄然降臨,讓人們手足無措。

伊波拉又不是非典,它有著90%的死亡率,感染基本看不到曙光。

又一次,我進了隔離區。因為我也曾檢查過一例疑似病患,在醫療物資奇缺的情況下,我直接用手翻開了病人的眼瞼,零距離接觸,這讓我獲得了一個長達21天的隔離期。

在隔離病房,我給小蓋打電話:「誰先出去誰孫子。」

說完這句話,我的心裡忽然泛起一陣酸楚。此前小蓋在中國待過10年,但他不了解「孫子」這種表達方式。

我跟他說,這是地道的普通話,表示最淳樸的祝福,等出了病房我詳細地解釋給你聽。到時候我教給你一些地道的中文,比如「你妹」、「姥姥」、「他大爺」。

但兩天後,小蓋和小菲開始不斷地體內出血、體外出血,口中噴射出碎末狀的血糊,裡面混雜著破碎的內臟。

小蓋的四個老婆跪在大家面前求救,可醫護人員也只能回復一聲嘆息。

那時人們對伊波拉毫無醫療辦法。

翻譯說:「她們說你們是來自中國的醫生,你們有全世界一流的醫術,只有你們能救她們的老公,求求你們。」

幾位中國醫生偏過頭,眼淚嘩嘩地流,都不敢看她們的眼睛。我甚至有些慶幸自己在隔離室,因為我實在沒有勇氣面對她們。

小蓋當晚就殉職了,他的四個老婆不再跪著哀求了。她們眼神麻木,沒有淚水,呆呆地看著當地政府的人穿著防護服將小蓋裝進屍袋,拉去火化。

幾內亞人大多信教,不接受火葬,但是小蓋的死很特殊,必須被火葬處理。因此,即使死去他也要遭受信仰上的唾棄。

我隔著窗戶看著四個女人絕望又冰冷的目光,感到羞愧萬分。

很快大量疑似病例就占滿了醫院,隔離區也很快被住滿了。一切仿佛和10年前一樣,但不一樣的是伊波拉讓我們更加無助。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確診,然後隔離,教大家如何分辨,以及教大家儘早地隔離和保護自己。

在隨後的數月中,幾內亞哀鴻遍野,伊波拉患者臨死前無不血濺當場。各處的醫院很快遍地陳屍,猶如人間地獄,未曾親見者無法體會。

命如草芥不過如此。

06

21天後,我活著走出了隔離室。

半年之後下一批醫療救援隊來接替我們,讓我們先行回國。那時伊波拉依然在西非三國肆虐,直到我們離開的一年半後才得到有效的控制。

之所以花費了這麼久的時間,是因為當地人對疾病噤若寒蟬,不夠重視。用他們的話來說,那就是:「哦,不用擔心,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回國後,我去了北京沙子口吃姚記炒肝,點了兩份,將其中一份放在對面,倒上滿滿的辣椒。

「你丫以後還跟我嘚瑟嗎?我可是經歷了兩回生死。」

看著對面空蕩蕩的椅子,我痛哭流涕。

(註:本文改編自真實事件)

研究結果

有些傷痛,會讓我們銘記一輩子。而那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傷痛,還有全國人民的團結一心、公共衛生體系的巨大變革,牢記當年,檢視得失,我們才能更好地展望未來。

而我們更不能忘卻,也無法忘卻的,是那些衝鋒在前、奮不顧身地搶救患者的白衣英雄們。沒有任何的生命不是極其寶貴的,沒有任何的犧牲是理所應當的,我們能做的,除了銘記英雄,就只有理解和尊重那些堅守在崗位上的全體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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