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宰相的關係，重點在「信任」兩字，講求一定程度的私關係，如此君相之間的相處才能融洽，宰相才能獲得大權來掌政。否則，君相關係如果不協或破裂，宰相往往會被貶官，甚至被賜死。
相權來自君權，而信任是整個權力的基礎。
唐朝的宰相是一種使職，是一種皇帝親自任命合意者的命官方式，有相當程度的彈性和隨意性，不是一種固定的職事官制，並無嚴謹的制度規章可言。皇帝和宰相的私密與信任關係，便決定了這位宰相的權力，他的任期長短，甚至他的最後命運：光榮退場，還是被貶，被賜死。
唐代宰相制度有一個最大特色：同一段時間內，往往有好幾位宰相共事一個皇帝，即「群相」制。
例如，在高祖武德年間，有名分的宰相就多達十六人：秦王李世民、裴寂、劉文靜、蕭瑀、竇威、竇抗、陳叔達、楊恭仁、封德彝、裴矩、高士廉、齊王李元吉、宇文士及、長孫無忌、杜如晦、房玄齡。
這十六人雖非同一時間委任，有些也僅是掛名性質（如秦王和齊王），但高祖身邊任何時候，恐怕都有好幾位宰相同時參政，不止一人，但各宰相的實權顯然並不相同：有的深受高祖器重（如蕭瑀和竇威），有的和高祖相處不協，最後落得被殺（如劉文靜）和被貶（如裴寂）的悲慘下場。
我們要問的是，是什麼因素，決定了這幾位宰相的權力？
宰相是皇帝身邊很重要的一個臣子，最親近的使職之一。跟所有的使職一樣，唐代宰相的委任和權力，其實都建立在一種很強烈的「私關係」上。這種「私」關係，可能有好幾個層面。最親密的是血親，其次是姻親，再次是有恩於皇帝的舊臣（或甚至宦官），最後是皇帝信任或合意的其他人。高祖李淵武德初年委任幾位宰相，便充分揭示這種私人關係是如何影響到他的決定，以及他授予各宰相的權力。
相權始終出自君權。讓我們以李淵和他最初的四位宰相為例，探討這種君相權力關係。
隋煬帝大業末年，隋朝快要亡國時，裴寂在今山西太原一座隋皇帝行宮晉陽宮當一個副監。李淵這時正好也在太原，任煬帝的太原留守，當地的軍政長官。裴寂原本認識李淵，在太原重逢李淵，是他命運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場友情不久發展迅速，最後讓裴寂當上了唐代的第一批宰相之一。
裴寂和李淵有一點相同：兩人都曾經在隋大興（即唐長安）宮廷中當過皇帝的侍衛。裴寂當的是「左親衛」，時在隋文帝開皇的中期，年約20歲。李淵當的是「千牛備身」，當時年約15歲，兩個人有可能在隋宮中見過面。當年隋宮中兩個年少的皇帝侍衛，一個後來當了皇帝，一個當了皇帝的宰相。
等到李淵起兵，裴寂獻上宮女五百人，九萬斗米，甲四十萬領以供軍用。為了回報，李淵在他大將軍府建立的時候，便委任裴寂為長史。長史是一個衙署內的總管，就好比今天的辦公廳秘書長。
過了幾個月，在武德元年六月，李淵便委任裴寂為尚書右僕射，劉文靜為納言，蕭瑀為民部尚書，竇威為丞相府司錄參軍，也就是同時任命這四人為宰相。在這四人中，裴寂和劉文靜都不是李淵的親屬，但李淵和裴寂卻最有革命感情。另外兩位宰相蕭瑀和竇威，則是李淵的親屬。
裴寂為相，是因為他早在李淵當上皇帝之前，就跟李淵有非常親密的私人關係，李淵任命他為宰相，是一種感恩的回報。賜「玩服」，賜「御膳」，賜茶同坐，而且還親切地叫他「裴監」。這種私密的行為，只能存在與皇帝和親信之間。
劉文靜和裴寂一樣，也是因為有恩於李淵而當上宰相。他最初是在太原當縣令。李淵當時任太原留守，是劉文靜的上司，兩個人在官務上當然有不少的接觸，因此李淵後來任他為宰相也就有跡可循了。
但李淵的第一批宰相中，最受器重的，卻不是裴寂和劉文靜，而是兩個跟李淵私人關係更密切的人，即親屬蕭瑀和竇威。這兩個人在李淵太原起兵時，沒有裴寂和劉文靜那樣一呼百應的功勞，而都是在李淵攻入長安後，才從外地被招來的。
那麼蕭瑀任相，靠的是什麼私人關係呢？
蕭瑀的妻子是隋文帝獨孤皇后的娘家侄女，李淵是獨孤皇后的外甥，因此李淵與蕭瑀之妻是姑舅表兄妹，李世民稱蕭瑀夫婦為表姑、姑父。由此看來，李淵和蕭瑀的私人關係更勝於他和裴寂諸人。
臨軒聽政，賜座御塌，這是不可企及的人臣禮遇，李淵稱蕭瑀為蕭郎，完全是家人口氣，而蕭瑀也負責國典朝儀，在執行宰相職務方面出力最多。這樣的君相一場，是裴寂和劉文靜兩人望而項背的。
很多學者一般都把裴寂、劉文靜、蕭瑀和竇威都籠統劃分為「關隴貴族集團」。在唐高祖的十多位宰相中，以這些關隴貴族占據多數，說明關隴貴族在唐初政權中仍處於核心地位。表面上看，這固然沒錯，但關隴畢竟只是一種鬆散的「地緣」關係，恐怕遠不如高祖和蕭瑀的親屬關係來得更緊密，這或許更能說明，為何蕭瑀能獲得更多的帝王信任和器重？
唐代這種同時委任幾個宰相的制度長期存在，顯然出於皇室的一種需要。唐代的皇帝身邊有幾個宰相來供他參議諮詢，一方面可以集思廣益。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某個宰相權力過大，威脅到君權。
在這幾個宰相中，如果有哪個宰相因為哪種原因（或是才幹，或是個人魅力，或是親屬關係），贏得了皇帝最多的寵愛和信任，他便可以成為幾位宰相當中的當紅寵兒，主宰某一朝的國政至巨，任期也比較久，例如太宗朝的魏徵、德宗朝的陸贄等。而其他宰相則處於陪襯的「伴食」地位，任期也比較短。
在唐朝歷史上展現出的這種君相之間依靠寵信而立足的任用關係，使得我們不能只看「制度層面」的權力歸屬，不能只根據某位尚書省的官員是宰相，就認為他的權力一定就會很大。而應當審視皇帝對於個別宰相時的態度與寵信，才能理清君相之間的真正面貌。
可見唐朝相權的脆弱程度一般，可以由皇帝的一句話輕易毀去，皇帝和宰相信任關係的重要，對於決定身份地位以及權力大小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