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估張江米勒對話的意義
在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走向世界方面，我們不可能繞過幾年前出現在中國和西方語境中的一個事件：「張江米勒對話」，應該說這是「張江現象」的高潮。我就這個話題已經在其他場合作過批評性討論，此處毋庸贅言。我在闡述了中國當代文論走向世界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之後，在此再次強調，「後理論時代」的到來，不僅是出現在西方學界的一個事件，它也直接地對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和批評產生了一些影響。它在某種意義上確實表明，文學理論在西方已處於衰落的境地，但這也絕不意味著它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國家和地區也處於這樣的境地，它在另一方面倒是為非西方國家的文論從邊緣步入中心進而與強勢的西方文論進行平等對話鋪平了道路。因此正如張江所認識到的，我們抓住這個機會，就能夠與西方乃至國際文論界進行平等對話，通過這種對話和交流對他們的一些研究課題和方法產生一定的影響和啟迪。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自己首先要具備一定的資格，也即「我們的理論與西方相比要有異質性，有獨特價值。」誠然，一味跟進別人必定喪失自我，而全然忽略別人的成果、完全依賴自己的一套理論，在當下也是無法實現的，更談不上得到西方乃至國際學界的認可。因此一個可行的路徑就是在跟進西方理論的同時加進中國的元素，通過彰顯中國的元素和特色而使得西方的強勢理論話語的「純正性」變得不純，然後我們才能有資格與西方理論進行對話並對之進行改造或重構。張江不僅是這樣說的，而且也是這樣做的，由於他的目標很明確，同時對自己所要與之進行對話的國際學者的研究成果和理論思想也比較了解，因而就能夠取得預期的效果。應該指出的是，他與美國文論大家米勒的對話就是一個成功的個案。這無疑是中國的文學理論面對西方的強勢理論批評話語所能採取的唯一有效的對策，同時，這場對話也是我們近十多年來通過與西方學界的交流而不斷地削弱西方中心主義強勢話語的一個卓有成效的嘗試。應該說，從這十多年來的實踐來看，我們的目的已經初步達到了。長期以來被西方中心主義把持的國際文學理論界也開始關注來自中國的聲音了，這應該是一個很可觀的進展。不看到這一點就不能實事求是地估價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國際化進展和成效。
張江深深地知道，要想促使中國文學理論批評話語的建構得到國際學界的承認，就必須與當今國際文學理論批評界的頂級大家直接對話，而決不滿足於與那些只研究中國問題的漢學家進行交流和對話，因為只有通過與西方主流理論家進行直接的對話才能促進中外文學理論的交流和交鋒，並就一些共同關心的文學理論問題各自表達自己的見解。正是本著這一目的，自2015年起，他先後與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比利時、俄羅斯以及義大利的一些文學理論大家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和對話，其中與美國解構主義理論批評家希利斯·米勒的七封書信來往最為引人注目。這些往來的書信不僅很快發表在國內主流刊物上，而且通過翻譯的中介刊發在國際比較文學協會和美國比較文學學會共同主辦的權威刊物《比較文學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第53卷(2016)第3期上，據說這是該刊自創立以來首次發表一位中國文論家與西方文論家的多封通信式對話。這一事件已經並仍將在國際比較文學界和文學理論界產生廣泛的影響。該刊主編托馬斯·比比（Thomas Beebee）在收到這七封信後，對之十分重視，他在廣泛徵求了各位編輯的意見後認為，這是一個讓英語世界的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學者更多地了解中國學者的思考和研究的極好機會。他仔細閱讀了多遍這些書信，最後決定在該刊一次性地發表這七封信，並邀請筆者為這一組書信撰寫了導言。我在導言中重申了我提出的後理論主張，並再次強調指出，「我們的時代可以被稱作一個『後理論時代』」，在這樣一個後理論時代，文學理論在西方處於衰落的狀態，它在中國又是何種情形呢？
在我看來，儘管文學和文化理論在西方處於低谷，但這一趨勢並不一定意味著理論在其他地方也處於低谷。中國的文學理論家和學者們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對各種當代西方文論的濃厚興趣可以證明這一論斷。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直接結果，幾乎所有的西方現代和後現代理論思潮和教義，或者通過翻譯或者通過直接引進，均蜂擁進入中國，對中國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些中國的文學研究者不得不嘆道，我們中國的文學批評家沒有自己的理論話語，我們所做的文學和理論批評研究根本無法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話語。甚至當我們撰寫我們自己討論中國文學的著述時，仍然自覺地運用已有的西方理論教義，試圖證明它們在中國的文學批評實踐中的有效性。毫不奇怪，我的一些中國同仁聲稱，中國的文學批評和研究患了「失語症」。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傑出的中國文學批評家和學者在接受各種西方理論的同時，發展了自己對評價各種西方文學理論的批判性思考和理解，並提出自己的選擇。這其中的一些人並不滿足於在國內發表自己的觀點，他們甚至試圖從中國的和比較的視角出發與那些頗有影響的西方理論家進行直接的對話。
下面是中國和西方的兩位文學理論大家的往來書信，這些書信將向國際讀者揭示出中國的文學研究者是如何受到西方文論的鼓舞和激勵，又如何認真地研讀西方文論的重要著作並提出一些相關的具有挑戰性問題的，他們又是如何以一種熱切的心情與西方同行就相關的文學問題進行對話的。讀者們將看到像希利斯·米勒這樣的資深西方文論家又是如何耐心並認真地回答中國同行的問題並作出自己的回應的。這樣，一個中西方文學理論的學術對話就通過國際通用的語言——英語的中介有效地展開了。
米勒本人對通過書信的形式展開批評性對話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他甚至提議將其時剛發表的四封書信中譯文作為附錄收入他的一本中國演講文集的中文版。同時，他也多次致信筆者，希望我為他的這本中國演講集中文版撰寫一個序言，我自然責無旁貸，因為在我看來，張江米勒的系列對話應該被視為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界近年來在國際化進程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進展之一。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所走過的道路，我們不可否認，我們過去確實花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將西方文學理論大家請來中國演講，並且不遺餘力地在中文世界推介他們的理論教義，但卻極少嘗試著推出我們自己的文學理論大家，即使偶爾將他們的一些著述譯介出去了，也很難引起西方主流學界的重視。由此可見，米勒同意與中國學者張江進行對話便有著某種表率的作用，其深遠的歷史意義將在不遠的將來越來越明確地彰顯出來。我認為這一對話的意義就具體體現在下面幾個方面。首先，這分別是兩位中美兩國的地位相等的文學理論大家之間的平等交流和對話，它向國際學界表明，文學理論雖然在西方處於衰落的境地，但卻依然在中國有著眾多的讀者和討論者，中國理論家對西方理論的關注和興趣不僅體現於虔誠的學習，更在於對之的討論和質疑；其次，這些對話也表明，中國的文論家對西方理論的研讀並非僅通過翻譯的中介，同時也大都能對照原文進行比照，而且沒有遠離文學文本。他們在仔細研讀西方文論著作的同時，不是被動的接受，而是基於自己的獨立思考提出一些具有挑戰性的問題，通過與原作者的切磋和對話達到某種相對的共識；再者，兩位理論家在通過閱讀對方的通信，深感中西方學者和理論家就一些相關的問題還存在著較大的誤解和差異，因此有必要進行溝通和對話，只有通過這樣的交流和對話才能取得相對的共識，並且推進文學理論批評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正如我們都已經意識到的，中西文學理論乃至人文學術交流長期以來一直是不平等的，這一點尤其體現在文學和人文學術著作的翻譯中。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大量的西方人文學術著作，尤其是文學和文化理論著作，被譯介到了中國，對中國的文學理論家的批評思想和研究方法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些西方的學術理論明星甚至成為中國高校外國語言文學、文藝學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博士研究生的學位論文討論的對象。假如有哪位文學研究者或批評家不知道那些西方文論大家的名字，便會被人認為是不學無術。甚至那些從事中國古典文學和文論研究的學者，也至少對那些西方文論大家的名字有所耳聞。一些在西方學界處於「邊緣地位」的二流漢學家也能趾高氣揚地在中國學界「指點江山式」地發表演講，而與之相比，許多中國的一流學者卻沒有機會在西方的著名高校進行交流或發表演講。
我們都知道，在西方理論界的眾多理論大家中，米勒是一位思想開放並富有積極的與時俱進精神的文學理論批評家。在這一方面，張江在中國的文學理論界也以積極進取和銳意創新而著稱，因此他在提出「強制闡釋論」之後，立即邀請朱立元、周憲以及我本人與之商討對話。雖然我們的觀點不盡相同，有時甚至截然向左，但這種討論完全是平等對話式的，絲毫沒有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的意向。此外，張江作為一位不斷進取的批評家，他尤其善於吸收在他看來合理的見解以完善和豐富他的強制闡釋論。這一點也是強制闡釋論能在海內外產生如此之大反響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接下來的幾輪通信中，他和米勒還討論了其他一些理論問題，例如當代文學批評論著可否成為經典，如果可以的話，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一部文學批評著作何以成為經典，等等。他們的討論所切入的是米勒多年前出版的專著《小說與重複》，張江通過仔細地閱讀這部著作，提出了一些新的闡釋性見解。於是，他們的對話便從一個很小的口子切入，也即從閱讀一部作品開始，經過一番理論的闡述後，又返回到對文學作品的闡釋。這自然是對所謂的「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批評」現象的一種有力反撥。由於兩位理論大家的出發點和最後的歸宿都是文學現象，因此這種對話就顯得卓有成效。當然，至於這樣的對話是否能產生反響則要看雙方的語境是否都有反應。在下一部分我要表達的正是這一對話所產生的批評性反響。
三、走向世界的中國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
中國的文學理論批評界普遍都承認，關於強制闡釋問題的討論在國內確實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幾乎國內的所有主要文學理論和相關的人文學術期刊都介入了討論，並發表了張江以及其他批評家的文章，這一點我們並不難發現。但我這裡想指出的是，與20世紀80年代的關於現代派文學的討論以及後來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討論均有很大不同的是，發生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里的這場理論討論也引起了國際學界的矚目，並產生了較大的反響。我們都知道，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中國的語境下興起了一場關於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討論。我們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儘管那場關於現代派文學問題的討論理論水平並不高，完全是一種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式的獨白，根本就沒有達到與西方乃至國際理論批評同行進行交鋒和對話的境地，更沒有自覺地引證西方學界已經發表的成果，因而留下來的真正有價值的著作和論文並不多。但是，那場討論卻使得一些中國的外國文學批評家和學者脫穎而出成為蜚聲國內學界的批評大家，雖然並沒有達到應有的國際知名度。而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興起的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討論中，這種現象便有了一些改觀。其中一個重要的標誌就在於，參加這場討論的少數具有國際前沿理論意識的學者和批評家通過總結後現代主義在中國的接受以及其對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的啟迪和影響，積極地投入國際學界關於後現代主義文學與文化問題的討論之中，並用英文撰寫論文發表在國際權威學術刊物或文集上，因而也在國際文學理論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