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是多民族國家中國構建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特殊的政治體制。土司制度以各地原有民族、部族為基礎，設立名目，任命土長、土官，授予少數民族、部族首領印符，使其充當地方各級政權機構的長官。
土司制度始於宋元，有明一代極盛，明代中後期特別是清代改土歸流以來土司式微，雲南沿邊地區土司則延續至1956年民主改革時止，制度生命長久。如果從元代算起，雲南的土司制度存在了600餘年。
近代英法等國的步步緊逼使西南邊疆的地緣政治環境發生深刻變化，雲南成為近代中國重要的國防前沿，雲南土司制度存續的地區恰好處於最前沿。
近代雲南沿邊地區土司制度之存繼，主要是多方力量緩衝的結果。在近代民族危機背景下，中國由一個王朝國家向主權國家轉變。
清末民國時期，雲南邊疆危機此起彼伏，土司則處於危機頻發的區域，他們既可組織當地民眾反抗外來侵略與分化，也可能成為西方列強侵入雲南邊地的「幫手」。
一般來說邊疆危機越重，政府對邊疆社會建設和邊防鞏固投入應該相應增加，但事實並非完全如此，政府一開始重視程度有限。
1922年英國強占江心坡地區，滇邊危機加深，上海等地的報紙雜誌上，雲南邊疆問題才漸次有機會占據其篇幅之一角。
滇邊各民族親如一家，這些百姓所世代居住之地為中國疆土。在百姓看來，金髮碧眼的洋人「與我異種」，洋人占我少數民族土地就是「侵入吾疆」。
民國政府對雲南土司採取懷柔政策，並未進行強制性改土歸流，據統計，1938年雲南全省21縣及盈江、瑞麗、潞西、瀘水、寧江、德欽、隴川等7縣設治局，尚存在土司共99處。
近代英法兩國占據緬甸和越南等地後，以之為據點近逼我西南邊疆，中南半島的地緣政治發生了深刻變化。雲南成為近代中國重要的國防前沿，雲南土司制度存續的地區恰好處於最前沿，因而被賦予特殊的歷史使命，在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扮演著特殊角色。
土司地區的邊民受侵略之苦往往最重，孟連土司以中原王朝代言者的形象，掌控著西南沿邊地區的政治版圖，中央政權藉助土司維護了邊疆的政治安全。孟連土司對當地的少數民族採取結盟策略，共同開拓領地、守土保民。
特別是南傳佛教傳入後，信教的少數民族有了統一的宗教意識，這對維繫地方生產關係作用頗大。由於地方政治局勢穩定，孟連土司的世襲統治才得以延續600餘年。
班洪總管胡忠漢說：
我數代人服漢朝，漢朝對我家好，我不能背叛先祖，不能背叛漢朝。
有了班洪總管這樣樸素又不失原則的認識，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英國侵略班洪地區時，當地百姓自發抵抗，守衛疆土。在他們看來：
爐房銀廠是漢朝的，我們為漢朝看守，我不能失了先祖之意，洋人來，我一定要打。
雲南沿邊民族上層在抗擊英法日等侵略勢力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為民族國家構建作出了偉大貢獻。
1898年，中英滇西勘界，英方試圖將我隴川、干崖兩土司領土大片劃入緬境。隴川山官早樂東（景頗族）組織人馬抗擊英軍。干崖土司刀安仁組織500壯士，在鐵壁關一帶與敵交戰。
1900年，英軍入侵佤山，進而謀求與清政府在阿佤山地區勘界。阿佤山各部落首領首先聲明，阿佤山作為中國領土，沒有勘界的前提。1934年，英軍再次入侵佤山地區，班洪王胡玉山召集各部民族上層，兵分三路與英軍浴血奮戰。
1936年，英方再次謀劃中英滇緬勘界，班洪王團結民族同胞，誓不歸英，向全國人民發出《告全國同胞書》，聲明佤族同胞：
自昔遠祖，世受中國撫綏，固守疆土……我全體卡佤山百姓，請願我委員，保全我卡佤山地……願斷頭顱，不願為英帝之牛馬。
以上史實說明，生活在祖國西南邊陲的少數民族同胞具有強烈的國家意識和疆土觀念。面對英法帝國主義的侵略，各族人民在土司頭人的組織和領導下，通過武裝鬥爭、抵制洋教等一系列形式，為維護民族尊嚴，保衛祖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以歷史上曾經被視作「徼外」之地的滄源為例，歷史上當地佤族同胞的主要歸屬意識是知道自己屬於哪個部落，而國家觀念卻很模糊。
中英滇緬國界劃定後，邊境民眾在歸屬意識上逐漸產生「我」和「他者」的區別，國家觀念和國家認同得以強化，為參與民族國家構建打下堅不可摧的民族意識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