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高宗直接掌握的軍隊，只有靖康元年（1126年）十二月在相州建立大元帥府之後，樞密院官員劉浩到相州招募的新兵和「信德府勤王兵、大名府救河東兵，與所招太原、真定府、遼州潰兵而已。武中軍在一段時間中是取代殿前司進行工作，「辛永宗有眾數千」就是重建後的殿前司前身。乾道七年（1171）三月，宋孝宗下令馬軍司於三月中旬之內：「將官兵連老小逐旋津發前去建康府，與出戍官兵一處居住。」

引言：北宋後期奸臣把持朝廷軍政大權，朝政腐敗直接影響到了軍事管理上，「靖康末衛士僅三萬人，及城破所存無幾」，靖康之變發生到金軍攻占開封之後，禁軍所剩無幾。李綱也說：「靖康之變，金人再犯都城，諸路禁軍往往潰散，流為盜賊，天下之兵所存者無幾矣。」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康王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建立南宋，是為建炎元年（1127年）。趙構倉促即位，正值兩宋交替的戰爭時期，北宋原有的軍事系統被打破，原來的國家正規軍——禁軍，基本喪失了戰鬥力，例如當時三衙中的「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

侍衛馬、步軍司還在東京地區，未趕到宋高宗所在的行在與會合。地方上所存的禁軍勢單力薄，各自為陣，無法實施有效的抵抗，在金軍的進攻下前節節敗退。宋高宗君臣面臨的政治形勢異常嚴峻，黃河以北被金軍所占領，金朝重兵壓境，虎視眈眈，隨時準備以武力消滅南宋政權。未被金國占領的地區，多因戰亂被潰兵叛將及盜賊占據，各種武裝占據一方，重建國家主力軍成為了當務之急。金毓黻先生《宋代兵制考實》認為南宋的禁軍包括：三衙禁軍以及州郡守兵中的禁軍，作者同意他的觀點將三衙禁軍和地方禁軍作為研究的對象。

一、三衙禁軍重建的討論

宋高宗直接掌握的軍隊，只有靖康元年（1126年）十二月在相州建立大元帥府之後，樞密院官員劉浩到相州招募的新兵和「信德府勤王兵、大名府救河東兵，與所招太原、真定府、遼州潰兵而已。幾路勤王兵及太原等地的散兵潰卒而成的五路兵馬。既無法平定各地散兵潰勇造成的割據，也無力與當時的金兵對戰，其他將領包括楊惟忠、王淵、韓世忠等領導的河北兵，劉光世率領的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人帶領的軍隊雖然「皆在行朝，不相統一」，名義上聽從宋高宗統領，實際上各自為政，不相統屬。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設置了御營司，任命黃潛善兼任御營使，汪伯彥兼任御營副使。意欲通過設立新的機構達到重整軍隊、統一軍令，對軍隊實施統一有效的領導和指揮。

御營司建立後，下面管轄御營司五軍，以王淵擔任御營司都統制，韓世忠、張俊、苗傅等將領擔任統制官，名義上是當時最高的軍事領導機構。御營司的建立可以說是南宋君臣進行中央主力軍重建的首次嘗試，在御營司成為最高軍事領導機構之後，御營司領導的御營五軍成為了南宋初年的主力軍。雖然保留了三衙統兵體制，但基本是閒置在一旁，三衙和地方禁軍從此喪失了全國正規軍的地位。

御營五軍成為南宋國家的主力軍，但因其實力不強，要求重建主力軍隊的建議不斷。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李綱上奏的札子《乞募兵買馬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認為行在領導的禁軍勢單力薄，無法抵禦強悍的金軍，軍事體系的重建是南宋朝廷當務之急。並未提及已經設立的御營司及御營軍，可見御營軍並不受到重視。李綱為重建戰鬥力強的軍隊，提出以下建議：為今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方河北之人為金人騷擾，未有所歸之期，而關陝京東、西流為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眾。宜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

他認為當時想要抵禦外敵入侵，維護全國的穩定統治，應該從經濟發達的東南地區籌集軍費，從民風彪悍，遭受外敵侵略之苦的西北、關東將因為戰爭而流離失所的人招刺為兵進行訓練。建立新的軍隊來抵抗金兵的進攻，才是宋高宗君臣的當務之急。南宋初期殘存的禁軍因為不成系統，基本喪失了與金兵進行的大規模戰爭的能力，但在小型戰爭中有對金作戰的記載。例如建炎二年（1128）二月，金人攻打淮寧府時，「時郡有東兵四千人，」當地淮寧府駐有東南第三將禁軍4000人，將領岳景綬想要棄城投奔宋高宗，「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遭到了淮寧知府向子韶的反對，向子韶勸岳景綬留下來守城迎戰，岳景綬最後在守城中戰死，岳子韶也在城破被俘後不屈而死。同年四月，吳玠作為東南十二副將，「吳玠據清溪嶺逆拒之，」奉命據守清溪嶺抵禦金兵的進攻，「將戰，其牙兵三百餘人皆潰」，在戰爭形勢不利的情況下，「玠率余兵奮擊，大破之，金兵乃去。」吳玠帶領士兵奮力出擊，反敗為勝，領導禁軍擊敗金軍，最終取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由此可見在南宋初年，禁軍為抵禦金人南下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像岳景綬、吳玠這樣的禁軍將領太少，大部分的禁軍都是一旦聽聞金兵來犯，便望風而逃。

兩宋之交「勤王之兵，往往潰而為盜」，包括禁軍在內的各種勤王兵，在潰敗後成為匪兵流寇，四處劫搶民眾，作亂地方，甚至攻城占地，割據一方的例子層出不窮。高宗時的大臣朱勝非感嘆說：「兵患有三：曰金人，曰土賊，曰游寇」，可見這些失去有效管理的軍兵給社會治安帶來了巨大不良影響。這些軍隊不想著如何保家衛國，與金作戰，而是想如何能在亂世中趁火打劫，取得利益。例如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江寧府禁兵周德等人叛亂「執知府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殺害江寧府的官吏據城自守。五月「秀州禁卒徐明等叛，囚守臣」秀州禁軍徐明等人叛亂，囚禁了當地的長官。

七月，曾經作為勤王部隊的禁軍軍校陳通等人「見杭州富饒甲東南」，而當時的杭州只駐紮了少數禁軍，「謀歸為亂」發動叛亂。同年九月建州禁軍「守京西滑州，為金人所攻而退，」被金兵打敗，禁軍軍校張員等人作亂據城自守。建炎三年（1129）「潭州禁卒作亂，謀竄不果，」潭州禁軍叛變被大臣向子諲招安。同年兵部侍郎、直學士李邴「密令出禁旅擊賊」命令禁軍將領王元抗金，「元怯懦不能從」，但是王元懦弱不敢聽命迎戰。南宋初年禁軍遇到戰事怯弱不敢迎戰，出現多次叛亂，南宋朝廷即使委以重任，禁軍也無法承擔。因為禁軍的不堪戰鬥，禁軍在部分情況下充當了護衛和運送之類的工作。

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宋高宗命令兵部和太常寺運送祖宗牌位到行在，命令「殿前司差撥禁軍三百人防護」沿途護送。同年八月，當時的侍衛馬軍司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帶領部下，「將所部扈元祐太后至南京」，護送元祐太后到達南京（應天府）。建炎三年（1130年）十二月，宋高宗從明州逃亡到達定海縣有「禁衛有千餘人隨行」隨行護衛。在與金朝的戰爭中，在禁軍不堪使用的現狀中，御營司作為當時名義上的最高領導機構，但轄下的軍隊各自為政，能夠實際指揮的兵力有限，後來兵多勢強的幾支軍隊相繼獨立出來，御營司名存實亡。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宋高宗任命辛企宗為御營司都統制，但是韓世忠與張俊皆不服氣，於是宋高宗將韓世忠和張俊的軍隊改為了御前軍，平定了苗傅、劉正彥叛亂之後，「張、韓又改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韓世忠、張俊所領軍隊脫離了御營司的管轄，分別組成了御前左軍和御前右軍，「御前諸軍者，本高宗所收諸將部曲也」，御前諸軍就是宋高宗招攬的諸大將的下屬軍隊，是這一時期南宋政府所依賴的最主要的對金作戰部隊。御營五軍力量大大削弱，無論是士兵數量、軍隊戰鬥力均不能與御前諸軍相比較。

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下詔：「御前五軍改為神武軍，御營五軍改為神武副軍，其將佐並屬樞密院。」御營司無兵可領，也就被廢除了。分析御營司的設置，是宋高宗在三衙禁軍制度崩潰後，試圖重掌全國軍事大權的採取的措施。而御前諸軍的建立，反映了諸大將的實力強大，表明宋高宗將軍事大權獨攬一身的願望落空了，也是宋高宗為爭取大將們的全力抗金和對朝廷的支持，穩定自己的統治的一種妥協。

為此宋高宗重用諸將，暫時改變了北宋「重文抑武」的做法，放鬆了對武將的防範和壓制，承認支持南宋朝廷的各種武裝力量，鼓勵武將們擴充軍隊，給予前線作戰的大將較大的兵權、自主權，換取將領們對自己的擁護和支持。他甚至發表過各種言論以表示對武將們的信任，例如宋高宗曾說「聽飛號令，如朕親行」，意思就是岳飛的命令就如宋高宗的聖旨。還說：「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意為有這麼能幹的大臣，軍事上的事情由岳飛全權處置，他不插手，他很放心。「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假惺惺的表示對武將的信任和重視。但是從趙構的內心講是十分不情願的，只是情勢所逼不得已而為之。南宋之初，宋高宗直接掌握的軍隊戰鬥力弱，「用張、韓、劉、岳為將，而軍聲以振」，在任用了張浚、韓世忠、劉錡、岳飛等大將之後，才得以重振軍威。但武將掌軍權，不符合趙宋一貫武將不掌兵權，重文輕武的「祖宗之制」，一直被許多文官大臣所反對；岳飛、韓世忠等人所領導的軍隊兵力多，紀律嚴密，戰鬥力強，又力主抗金，反對議和苟安，同宋高宗的政治理念又背道而馳，宋高宗收回大將兵權只是時間問題。因此南宋初年，大臣要求收回大將兵權，恢復三衙禁軍領兵體制的呼聲一直沒有停止過。

早在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吏部員外郎廖剛就要求重建三衙禁軍，他認為皇帝一定要有自己全權掌握的親兵，用來防範意外發生，加強人主的權威，指出了重建三衙的重要性，並提出了意見：祖宗軍制尤嚴，如三衙、四廂所統之兵，關防周盡。今此軍稍廢，所恃以備非常者，諸將外衛之兵而巳。臣願稽舊制，選精銳十數萬人，以為親兵。直自將之，居則以為衛，動則為中軍，此強幹弱枝之道。他認為北宋的祖宗軍制尤其嚴格完備，可以及時有效地應對各種變故。宋高宗應該效仿祖宗之法，選拔數十萬精銳之兵，重建三衙禁軍，平常作為防禦，行動時作為中軍，由皇帝自己親自領導，這樣既可以維護國家統治鎮壓動亂，也可以應對對外戰爭，是長治久安的萬全之策。

建炎初年曾開說宋太祖以五代藩鎮割據的危害為戒，在京師周圍屯駐大量禁軍，「畿甸屯營，倍於天下，周廬宿衛，領以三衙。」由三衙領導全國禁軍，並將全國精銳禁軍集中屯駐在京城，這是維持全國穩定統治的長久之道。而南宋初「禁旅單弱，願參舊制增補之。」當時的中央禁軍勢單力薄，不能節制地方各將，對皇帝自身和國家的長期穩定統治是一個威脅，請求宋高宗仿照舊制進行擴充禁軍，他的意見獲得宋高宗的讚許採納。由此可知趙構對於大將擁兵，禁軍不振內心是擔憂的，他也想恢復禁軍舊制，全掌軍權，和大部分文臣的對待禁軍的意見是一致的紹興元年（1131年）二月大臣汪藻上書，為大將掌兵權表示擔憂，要求恢復祖宗之制，重建樞密院——三衙的掌兵體制

自古以兵權屬人，久未有不為患者。蓋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早圖之，後悔無及。國家以三衙管軍，而出一兵必待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樞密院已不能制，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汪藻認為兵權不能長期掌握在大將手中，兵權不收回的話將來必定後悔莫及。宋朝的傳統是三衙具有領兵之權，沒有發兵之重，而樞密院擁有發兵之權，沒有領兵之權，二者相互牽制，軍事大權集中皇帝手中，國家才能長治久安。汪藻代表了一大批文臣的觀點，他們認為武將專權會威脅到國家政權的穩定，必須要採取措施早做打算。沈與求也認為南宋雖然保留了樞密院，兵部之類官衙，但事實上只是擺設，「禁衛單寡，兵權不在朝廷」，他認為禁軍勢力弱小，兵權歸大將而不歸宋高宗掌握，不利於實現南宋中興。紹興二年（1131年）十月大臣劉崢上書針對國威不振的現實，提出了重建禁衛禁軍的建議：今宿衛單寡，國威陵替往者。

臣常建言乞進發京師宿衛赴行在，又降等仗於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廣抽揀禁軍，貢發充御營正兵，増厚其月廩，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他認為此時國家衰落，上下失序，中央禁軍勢單力薄，不能體現出朝廷的威嚴，要求從各地抽揀禁軍組成御營司兵，增加對他們的待遇，嚴加訓練，由皇帝親自帶領成為天子之軍，才能更好的維持國家的穩定。雖然文臣們對武將掌軍權很擔憂，但在面對金朝的鬥爭中，南宋君臣意識到只有重整內部的統治秩序，才能使朝廷真正穩定站穩腳跟。他們還是能夠理解宋高宗放權給大將的用意的。

就如汪藻說的那樣：「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他們認識到當時時局的艱難，皇帝要得到將領的真心支持，權宜之計只能表示對他們的無條件信任。早在紹興二年（1132年）秋天宋高宗就曾經下詔「三衙措置」5，想要重建三衙禁軍，但是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實行。紹興五年（1135年）十一月，宋高宗與秦檜的對話清晰的表達了這一意向，當時秦檜說恭維宋高宗「陛下但積德，中興固有時」，說只要趙構施行仁政，有朝一日宋朝一定可以振興。宋高宗則回答說：「此固有時，亦須有所施為，然後可以得志。」意為中興肯定可以實現，但必須要有所作為才能變成現實。

宋高宗要實現的中興，是無外患內憂，對內最重要也是先要解決的就是軍權問題，掌握一支實力強大的禁軍，應對內亂外患是必要的，因此宋高宗必定會設法完成這一目標。給大將兵權不過是非常時期讓他們為國家出力的一種手段而已，宋高宗和他的文臣們無時無刻不在想著收回兵權。紹興五年（1135年）一月下詔朝廷重臣們「各條上攻戰備御措置綏懷之策。」系統的上奏對國家的軍事政策。大臣李邴上書針對南宋建國以來「禁衛單寡」禁軍實力弱，朝廷「藉五軍以為重」完全倚重諸大將的軍隊，對這種情況他表示十分擔心，他希望：願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為殿帥，稍補禁衛之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其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朝廷應該選擇忠心的將領充當殿前司統帥，補充禁軍的編制，重建殿前司軍，使之獨立成軍，完全歸皇帝自己所掌握，作為皇帝自己的親兵臂膀，才是御將之道。

紹興五年（1135年）三月，當時的三衙禁軍名存實亡，「時殿前有兵就百餘人，馬步司各六百餘人而已。」可見恢復重建之前的三衙士兵數，與諸大將所領兵力相差甚遠。宋高宗還經歷了苗、劉等多次兵變，深切體會到武將專兵對皇權的威脅，堅定「祖宗之法」不能變，重建三衙禁軍，削弱大將兵權是趙構遲早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分析南宋君臣重建三衙禁軍的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設置三衙禁軍是北宋祖宗之制，將三衙和禁軍閒置一旁不符合祖宗舊制。北宋通過樞密院——三衙的領兵體制掌管全國禁軍，地方上無力與中央對抗，武將不掌兵權避免了可能會出現的擁兵自重，反叛朝廷的隱患，北宋基本沒有出現大的內亂。

其次是從現實上來看，大將擁兵自重，宋高宗手中掌握的兵少將弱，大將掌握大量兵權威脅到宋高宗自身皇位的安全和國家的穩定，因此他要想方設法這種威脅，重建建立一支強有力的完全屬於自己的軍隊是必要的。再次，從當時的時局看，南宋面臨的外部威脅減弱，岳飛等大將主張抗金的主張與宋高宗對金卑躬屈膝的態度不同，政見相反，對他們進行削弱打擊是統一政見的手段。伴隨著統治的逐漸穩定，宋高宗可以騰出精力來削減諸將兵權，重建自己的親兵衛隊。考慮到祖宗舊制和現實影響，宋高宗君臣削弱大將軍權重建三衙和禁軍是勢在必行的。

二、三衙諸軍重建的過程

武中軍在一段時間中是取代殿前司進行工作，「辛永宗有眾數千」就是重建後的殿前司前身。紹興五年（1135年）冬天，宋高宗正式開始重建三衙諸軍，他下令：「廢神武中軍隸殿前司，以沂中主管殿前司公事。又以都督府兵分隸三衙」，廢除神武中軍番號，將軍隊直接歸殿前司所有，並任命楊沂中為主管殿前司公事，從各軍中調撥部分軍隊分別隸屬三衙，初步恢復了殿前司的兵力。侍衛馬軍司和侍衛步司軍隊的重建工作，紹興五年（1135年）只是初步成型。馬軍司以王彥的部曲為主，「益以解潛、劉錡、田晟之軍也」增加了解潛、劉錡的軍隊擴大而成。

步軍司以原本顏漸的部隊為主「本顏漸部曲，而益以它軍也。」擴以其他軍隊而成。但是就三衙所領的兵力來看「馬、步二司不能敵殿司之半」，馬軍司、步軍司二軍的總和不到殿前司的一半，可見楊存中領導的殿前司勢力獨大。宋高宗初步恢復了三衙的建置，但是規模有限，不時有大臣上言要求完善三衙的建置，擴大規模。紹興七年（1137年）李邴提議擴充三衙諸軍：臣願陛下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為殿帥，稍補禁衛之缺。增訓練之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天子益尊嚴，國勢益安強，其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豈有尾大不掉之患哉！李邴的意見代表了很多大臣，認為天子應該自己掌握兵權。希望皇帝選拔忠良之將擔任殿前司統帥，由皇帝親自領導，用以維護天子威嚴，才是御將之道，才能達到長治久安，表達了文臣們要求擴充三衙禁軍的願望。

直到紹興七年（1137年）夏天，「複合馬司余軍及八字軍為六軍十二將」宋高宗命劉錡主管馬軍司，解潛掌管步軍司，三衙的建置才基本恢復，但恢復後的三衙含義與北宋時有了明顯的變化。殿前司主要掌管本司和諸班直、馬軍司等軍的兵籍，「凡統制、訓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等各種法令，也由殿前司掌握。即殿前司不僅掌管本司的事務，還管理著諸班直和步軍司、馬軍司的部分事務。至紹興九年（1139年），因為與金朝講和，晉升殿前司諸軍統制、統領將官220人各進秩一等，其中統制有13人，統領21人，正副準備將178人。說明殿前司的重建已基本完成，具備了相當強大的實力。至紹興十二年（1142年），雖然完成重建工作的三衙不比北宋時期的強大，但其重並宣押赴樞府治事。張俊與檜意合，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宋高宗將岳飛、韓世忠和張俊三大將招致臨安，分別任命韓世忠和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樞密副使，到樞密院任職，明升實降地剝奪了大將們的兵權。

張俊與秦檜意見相同，察覺到了朝廷的意圖，首先交出了兵權，其他將領後來也交出了兵權形成宋朝歷史上的第二次杯酒釋兵權。三大將兵權被罷除後，提拔原軍隊的偏將為御前統領官，「以統制御前軍馬入銜，秩高者為御前諸軍都統制，」各軍前面均加上了『御前』兩字，稱為御前諸軍，「且仍令舊駐紮，以屯駐州名冠軍額之上。」稱某州駐紮御前諸軍都統制。南宋在長江沿岸和川陝交界，先後部署了十支大軍，都以某州府駐紮御前諸軍作為番號，其下各軍也冠以「御前」二字，各設統制和都統制進行管轄，是表示直屬皇帝，全國正規軍都是趙宋朝廷的軍隊。南宋初年因為戰爭頻繁主力軍隊變化很大，軍隊番號屢次更改，是南宋君臣不斷進行的軍事改革的嘗試。

經過御營、御前、神武、行營護軍等一系列變化，到御前諸軍基本確定下來，十支御前諸軍與殿前司、侍衛馬軍司、步軍司三軍，共計十三支屯駐大軍，組成南宋的中央正規軍——屯駐大軍。至此南宋對軍隊的重建基本上告一段落，南宋正規軍體制從此基本穩定了下來。分析宋高宗擴充三衙，特別是殿前司的兵力的原因：一方面是為了將三衙軍建成另一支國家正規軍隊，達到與各屯駐大軍實行內外相制的目的；另一方面意為繼承祖宗基業，恢復了祖宗舊制。

在各軍削減兵力的同時，只有楊沂中領導的殿前司軍一直在增加，紹興十一年（1141年）殿前司兵力達到「總七萬餘人」，「由是殿前司兵籍為天下冠」，殿前司領兵數為全國第一。至乾道元年（1165年），殿前司諸軍額有73000人。殿前司總兵力遠遠超過了馬軍司和步軍司的總和，出現殿前司一家獨大的問題。三衙禁軍重建之後，雖然兵力可以與其他屯駐大軍並駕齊驅，但距離北宋的盛況相差甚遠，至宋孝宗朝仍舊有大臣上言要求擴充三衙禁軍。宋孝宗作為南宋比較有作為的皇帝，即位之後一直有著恢復舊土的打算，其中的軍事建設是為征戰做的準備之一。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朝傳來了宋欽宗的死訊，宋孝宗表示為二帝報仇和收回北個政權的建立和穩固必須要以軍事力量作為保障，南宋王朝是建立在北宋軍事主體力量消亡的基礎之上的，國家沒有正規軍事力量的有力保障，只能藉助於各地武裝力量。三衙兵馬是南宋中央想要重新進行培植的最主要軍事力量。而文臣們再三表示對於中央禁旅單弱、諸將勢力壯大的擔憂，北宋禁軍對國家統治益處多多，南宋中央從立國開始就注意恢復三衙統兵系統。建炎三年（1129年）冬天，兀朮帶領大軍突破了長江，宋高宗退避到海上，衛兵張寶等人不滿意宋高宗的逃跑政策，不肯隨行，混亂中出言不遜惹惱了宋高宗，衛兵張寶等十七名士兵在明州被斬首示眾，宋高宗因此廢除了諸班直。

建炎四年（1130年）春天，宋高宗一行人來到台州，此時隨行的禁衛兵很少，只有中軍統制辛永宗帶領的數千名士兵，和呂頤浩的親兵姚端帶領的軍隊暫時取代諸班直，充當了禁衛軍的工作。趙鼎針對明州禁衛兵叛亂的事件上奏說：「緣訴事紛亂，非其本謀，乃盡廢之，是因噎廢食。」認為追究士兵叛亂的根源發現，士兵的本意是向上級反映自己的意見，叛亂是意外發生的事件，如果因此廢除禁衛諸班直是屬於因噎廢食。他認為當時諸將統領重兵，兵權不隸三衙，屬於是軍政制度的破壞，只有禁衛兵是沿襲北宋舊制，但因為衛兵叛亂事件被廢除，使祖宗之制蕩然無存。衛兵造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不能因此的廢除諸班直。今諸將各總重兵，不隸三衙，則兵政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掃蕩不存。是祖宗之法，廢於陛下之手，臣甚惜之。宋高宗聽從了他的建議，「尋復舊制」。

從建炎三年冬天宋高宗廢除，到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恢復諸班直，前後不到一年的時間，但是重建後的諸班直衛兵「衛兵不滿三千，識者病其單弱，數以為言。」諸班直士兵人數很少，大臣因此多次上奏，要求擴充諸班直兵力。建炎三年（1129年）在宋高宗廢除了諸班直之後，曾經下令：「御前中軍統制辛永宗更選兵三百人直殿岩。」命令御前中軍統制辛永宗選拔300人在殿前司當值，因此神建效果顯著，已成為與御前諸軍相匹配的另外三支屯駐大軍。三衙長官也成為與各御前諸軍都統制平等的統兵官，不再統轄全國的禁兵，三衙諸軍的編制也與御前諸軍相同。侍衛馬軍司統轄的不僅是馬軍，侍衛步軍司也並非全統步軍，但軍隊都以步軍為主，這些也與北宋時期不同。

但三衙作為駐守「行在」臨安（今浙江杭州）的軍隊，仍具有護衛皇帝和京師，戰時則出征的禁衛兵的性質，因此三衙軍仍是禁軍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別是殿前司一軍，在南宋中期日益壯大，成為南宋主要的軍事力量，對南宋的軍事發揮著較大的作用。宋高宗逐漸穩定了南宋小朝廷在淮河以南的統治，基本擺脫了朝不保夕的困境。據王曾瑜先生考證在紹興四、五年間，除川陝軍區和劉光世的御前巡衛軍外，東南地區的正規軍主要有神武諸軍、神武諸副軍和御前忠銳軍三類番號。劉光世的軍隊稱為宣撫使司軍，韓世忠和張俊分別統領神武左軍和神武右軍，他們三人分別統率三支兵力最多的軍馬，地位最高。

在重建三衙作為自己掌握的獨立軍隊的同時，宋高宗承認了軍權仍舊掌握在部分威高權重的武將手中。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十二月，宋高宗將神武諸軍改為了行營護軍：神武前軍改稱中護軍，左軍稱前護軍，後軍稱後護軍。劉光世所部人馬稱左護軍，吳玠所部人馬稱右護軍，並聽本路宣撫、招討司節制。王彥所部人馬稱前護軍，聽荊南安撫司節制，應統制官已下，請給資任軍分如舊。宋高宗下令諸大將的軍隊改換番號名稱，暫時默許了大將領兵的合法性。其中韓世忠的神武左軍稱為行營前護軍，岳飛的神武后軍稱為行營後護軍，劉光世軍稱為行營左護軍，吳玠軍稱為行營右護軍，張俊的神武右軍為行營中護軍，這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行營五護軍。隨著政治局面的緩和，宋高宗和他的文臣們認為收回軍權的時機逐漸成熟。紹興十年（1140年），劉光世早已解甲歸田，吳玠也已病故，原先赫赫有名的五大將剩下岳飛、韓世忠和張俊。

而三衙力量的恢復，使得南宋中央政府掌握了一支有別於三大將的重要軍事力量，在收兵權時，成為三大將的忌憚力量，對收兵權的成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與金朝達成和議之後，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宋高宗根據秦檜等人的建議，以拓皋大捷為藉口，下令大將趕到行在，聲稱要對他們論功行賞：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同入對，帝命與林待聘分草三制，世忠、俊樞密使，飛副使，方失地，決心要親征。大臣杜莘老針對此事上言說：「禁衛才五千餘，羸老居半，至不能介冑者，願亟留聖慮」認為當時的禁軍將少兵弱，不堪戰鬥，為了準備北伐作戰，要求擴大禁軍的規模。南宋宋孝宗朝以後，隨著時間的變化，三衙的戰鬥力逐漸下降，軍隊中戰鬥力強的西北老兵，逐漸老去，軍隊戰鬥力下降，例如當時三衙的情況是「三年輒補外，用違其長，既有徵行，無人在選。」南宋的三衙將領基本上三年補外做官，導致需要領兵打仗時，無人可用，要求合理管理禁軍的遷轉。大臣建議還西北籍軍人子孫後代中體格健壯的招收為軍，進行軍事訓練，不得隨意脫離軍籍，以保持軍隊的戰鬥力。

三、馬軍司移屯建康府

乾道七年（1171）三月，宋孝宗下令馬軍司於三月中旬之內：「將官兵連老小逐旋津發前去建康府，與出戍官兵一處居住。」將侍衛馬軍司遷往建康。《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更為詳細：虞允文為首相，馬軍司移屯建康，「以為出師之漸，號馬軍行司」，並正式將其更名為侍衛馬軍行司，作為北伐的準備工作之一。臨安府馬軍司僅剩下余龍衛、雲騎、武騎三指揮共一千餘人依舊留守，臨安府三衙並立的局面，轉變為殿前司和步軍司並重，但殿前司勢力遠超步軍司，一司獨大的局面更加嚴重。因此許多大臣反對馬軍司遷移建康府，「論者不以為然，然上下重遷，迄不能正也」。魏了翁也認為「馬司暫移建康，識者已謂不然」。多數朝臣對此「為紛紛之論」。

最具代表性的是袁說友，他認為馬軍司移往建康是「利一害十」。宋孝宗將馬軍司移到建康是出於以下考慮最終決定的。宋孝宗「雄心遠慮，無日不在中原」，作為一位有作為的皇帝，心懷恢復中原的大志。「移騎軍屯於建康，以為出師之漸」，是為北伐做的準備之一，是施行恢復中原中的戰略中的一步，因此馬軍司才能移屯建康。宋孝宗北伐中原的願望未能得到實施，但馬軍司移屯建康，作為乾道計劃北伐期間的一項成果，被保留了下來。宋孝宗為將馬軍司移到建康府籌劃了很久。乾道五年（1169年）陳俊卿為相時，宋孝宗曾說「移騎兵於建康，以示北向」，說明將馬軍司移屯建康府是為北伐做的軍事部署上的準備。建康府是東南地區控扼長江和經營北方最好的戰略要地之一，張浚曾極力主張建都建康府他認為「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實為中興根本。」宋孝宗很早便在建康府興建了大批軍營，乾道六年（1170年）時初步竣工，朝廷專門交由馬軍司派兵前往接收「交割看守」的寨房，以示重視。新建營房多達「三萬三千間」。

同年底又「創造寨屋二萬間，計五寨」，這些寨屋不僅數量多，質量也好，為馬軍司未來的移屯做好了後勤方面的準備。不僅文臣反對移屯，當時三衙諸軍也持反對態度，不支持宋孝宗的決定，「三軍有怨語，其後言者以此為言」，多有怨言。據記載馬軍司早已到達建康府，而李顯忠作為軍隊長官仍在京城，「尚留輦下，事體未便。伏望申諭樞機之臣，俾飭稗將，令以是半月之頃，一切計置起發。」對移屯建康府表現得相當消極。移屯完成後，一些大臣仍持反對態度，要求將馬軍司遷回行在。御史蕭之敏曾彈劾虞允文的證據之一就是「移帝城騎兵一軍於建康」。即使已經移屯建康兩年，乾道九年（1173），馬軍司還以建康府的營房倒塌不便為由請求：「乞下逐處權行交割攤撥，付官兵居住，候本司軍馬回日」，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回到臨安府。淳熙十一年（1184），韓彥直認為：「司馬乃遠在數百里外，乞令歸司」，希望可以調回馬軍司。

淳熙十五年（1188），沈清臣對此事表示反對說：「騎兵，天子之宿衛也，不能進取，無故而移之金陵。」可見在馬軍司屯駐建康十幾年後，不少大臣仍然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移回馬軍司。乾道七年（1171年）以後，臨安府駐紮的兵力部署現狀是殿前司的兵力為步軍司的三倍多，殿前司獨大局面愈發嚴重，引起了南宋君臣的擔憂和重視。宋寧宗時，趙汝愚上奏請要求恢復臨安府的馬軍司：「仍漸復馬軍一司，以補三衙之闕。庶幾軍制全復，可圖久安。天下幸甚。」認為只有三衙勢力平衡才是維護穩定的長久之道，國家的幸事。楊簡則明確指出殿司十三軍勢力太大，提出具體的解決建議，他說：「宜析小半益以馬司，余卒以備三司，則其勢均，可以防後患。」要求將殿前司中的部分軍隊劃歸馬軍司，使三衙勢均力敵，可以預防兵禍。蘇師旦也認為：「步軍司人少，殿前司人多。今欲殿前司人令與步軍司相等，卻撥殿前司所多之人別立一軍，使信臣掌之。」應該將殿前司的部分軍隊獨立出來，派遣親信掌握，以削弱殿前司獨大帶來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