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考古人員在亳州鳳凰台發現了一座東漢晚期貴族墓，墓主人為丁崇，經研究推測為曹操夫人丁氏的族人，是當地望族。這座墓葬中出土了許多刻有漢字的墓磚、玉器等文物，內容深刻反映出當時動盪的社會狀態。而其中一對共刻有66字的玉制的文物，則真實反映出古人對於疫病流行的恐懼心理。

出土文物及銘文

這對文物名為「剛卯」和「嚴卯」，為兩漢時期流行掛在腰帶兩邊的一種配飾，有辟邪祈福之寓意。其形制為長方柱體，高為2.2厘米，表面光滑，邊棱直挺，材質為玉質，反映出墓主人丁崇的高貴身份。

其四面均刻有銘文，一件上刻有「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命祝融，以教夔龍，赤蠖剛癉，莫我敢當」34字，因首句正月剛卯四字，遂得名」剛卯「。另一件上則刻有「疾日嚴卯，帝命夔化，填璽固狀，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赤疫剛癉，莫我敢當」32字，因句首為疾日嚴卯四字，遂得名「嚴卯」。出土銘文同《後漢書·輿服志》中記載基本吻合。

銘文中的「赤蠖、赤疫」指的是給人傳播疫病的惡鬼，而剛癉就是勞累過度導致的疾病，兩者合用泛指流行疫病。而每個銘文的最後一句皆為「莫我敢當」四字，意為這些疫病在「祝融、夔龍」等神明的庇護下會遠離佩戴之人。佩戴剛卯和嚴卯蘊含了古人希望遠離疫病的美好願望，而據史書反映，東漢時期上至百官大臣，下至讀書之人皆佩戴之，可見其盛行一時，而這也反映出東漢時期疫病大規模流行的狀況。

東漢時期的疫病流行

東漢時期是我國疫病流行的爆發期，在其立國195年時間內，見諸史冊的大型疫病爆發就有40餘次之多，平均4-5年就大規模爆發一次，如東漢初年「揚徐部大疾疫，會稽江左甚」、「會稽大疫，死者數萬」，東漢中期「安帝初，天災疫」、「會稽大疫」、「京師大疫」。

而在丁崇去世前後的那段時間，疫病流行程度則更為集中。如赤壁之戰時，曹操「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曹植在《說疫氣》中寫道「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而疫情不僅危及百姓，也對貴族官員造成極大影響，如曹操之子曹沖就死於疫病，而曹丕在《與吳質書》中所寫「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建安七子中的四人均死於這場疫病，可見其慘烈程度。所以整個東漢時期可以用「疫病肆虐」來形容。

疫病肆虐不僅造成了東漢重大人口損失，同時也帶來地域性、群體性的恐慌，嚴重影響社會安定。如黃巾起義爆發時的中平年間多次大疫，起義領導者張角就是以為百姓診療疫情為手段，藉機傳播太平道，發展信徒，進而發動起義，動搖了東漢統治根基。那麼面對如此嚴重的疫病流行，人們會採取哪些應對措施呢？

東漢應對疫病的方式

在醫療技術落後的古代，由於當時人們對疫病病理缺乏科學認識和有效防治手段，所以人們往往藉助迷信手段來祈福避災，消除恐慌，佩戴「剛卯」、「嚴卯」就是其中的一種方式。那麼除此之外，人們還有哪些應對疫病的方式呢？從疫病流行的程度來看，不僅危機

從東漢政府來說，以推崇「大儺禮」為主。儺禮，是源自周代王室驅除疫病的一種禮儀，不過未得到秦朝和西漢的重視。但這種方式卻在民間流行，百姓在正式進入臘月的前一天以打鼓的方式來驅除疫鬼瘟神。而東漢政府鑒於立國之初疫病頻發的現象，則將這種方式引入宮廷之中，並成為正式禮制，名為「大儺禮」，每年例行一次。東漢的大儺禮十分隆重，不僅皇室成員、在京公卿百官及子弟、宮廷禁軍都在參加之列，而且儀式從宮內一直延續到洛陽城外的洛水之中。從東漢政府對大儺禮的重視可以看出統治階層對疫病流行的恐懼心理。

除此之外，東漢政府還以派遣醫療團隊巡迴診療、免除災區租稅等方式應對疫情。

從民間百姓來說，則以「鎮墓文」來尋找心理慰藉。鎮墓文是東漢中期出現的隨葬文字材料，有超度亡魂，鎮壓疫鬼，祈福親人之意。由於底層百姓對疫病流行往往是無力的，所以他們往往藉由這種方式來尋求心理慰藉。從出土的東漢鎮墓文可見，對於因疫病而亡之人，往往在鎮墓文中寫下「自今以後，不得干擾生人」、「下歸窈冥 ，永與家絕」等言。其中透露出希望死者與生者劃清界限，使在世的親屬免於疫病之災的意願，而這無不透露出對疫病流行的恐懼。

結語

文物是歷史的真實寫照。「剛卯」、「嚴卯」之銘文，東漢政府推崇大儺禮、百姓通過鎮墓文來尋求心理慰藉，無不都透露出東漢時期疫病流行對人們帶來的恐懼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