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看大秦帝國，從明君輩出的角度，分析秦國為何能明君輩出六世而嬴？憂患意識，獨特的文化，長期的戰爭是秦君不敢怠慢
《大秦帝國》其實就是講述了一個在西北邊陲為周室養馬的貧弱秦國，屌絲逆襲成大國，最後一統天下的故事，此歷史劇共分為四部分，戰國的裂變，秦國縱橫，秦國崛起，秦國得天下。就像劇照商鞅所說的，秦國土地貧瘠毫無地理資源優勢，秦國偏居一隅在位置上毫無戰略優勢，秦國文化落後，人才匱乏更不具備人才優勢，秦人私鬥成風歷經四世內訌更使秦國雪上加霜。
從《大秦帝國》中，我們可以得知是秦穆公讓秦國有了第一次自信，而真正展開霸業時期卻是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之後；有很多人表示不理解，秦國能夠用六百年時間，在戎狄圍剿中成長，在中原諸國攻伐下壯大，從西部邊陲一個貧弱國家而崛起為強大帝國，進而統一天下，商鞅變法固然重要，但秦國最終勝在出了六世明君。
秦國為何明君輩出呢？為什麼秦國能夠崛起？秦國一無人才，二無資源優勢，三無地緣政治優勢，為什麼偏偏是秦國能統一天下？有人說是商鞅變法，依法治國成就了秦國，也有人認為秦宣太后承先啟後的作用不可忽略，但是山東諸國都有變法，為何就不能成就霸業呢？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商鞅變法前，戰國時期的改革：
戰國時期各國改革
魏國李悝變法與吳起變法
李悝變法與吳起變法使魏國成為戰國時期第一強國，推動改革的國君是魏文侯，在經濟方面，魏文侯發展農業，採取興修水利、鼓勵生產兩項措施；在民生方面，魏文侯加強民生管治，大力打擊犯罪，嚴禁非法經營活動，在人才方面，魏文侯求才若渴，重用子夏、李悝等賢臣，為魏國帶來新氣象的同時，也帶來繁榮昌盛。
在魏國強大方面，魏文侯重用吳起，推行新的徵兵制度，打造一支戰鬥力強悍的「魏武卒」，為魏國立了許多戰功，使魏國成為一個真正的軍事強國。從魏國的改革中，我們看到了魏文侯思想開放、眼光遠大，掙脫晉國時期舊文化傳統束縛，接受納諫，從各地方、各階層籠絡人才，並且用人不疑，重要人才，僅用數十年時間，魏國便成為三晉中心，戰國霸主。那麼，魏國後來為何衰落了呢？《大秦帝國》中，商鞅所說的魏國改革只能強盛一時，遇明君則國強，遇庸君則國弱，遇昏君則國亡。
趙國的改革
我們再來看看趙國的改革，歷史上趙國有名的改革有兩次，一次是在第一任國君趙烈候時，代國人番吾君向他推薦牛畜、荀欣、徐越三人，講述仁義及王道治國原則，趙烈候「選賢任能，節財儉用，察度功德」使趙國改革小有成績；第二次改革就是商鞅變法之後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使趙國成為戰國後期唯一一個能與秦國在軍事上相抗衡的國家。
楚國的吳起改革
楚國在楚悼王的領地下，重用吳起，由其主持一場壯烈的政治改革，吳起改革內容包括強兵、簡政、廢除公族、杜絕私情與游士等種種措施，楚國經過吳起改革後，楚國成為軍事強國，才有了日後的南平百越，北並陳蔡，西伐秦國，卻三晉。魏國、趙國、楚國的改革都是有成效的，魏國占領了秦國河西大片土地，秦國被迫遷到洛水以西；一直大而不強的楚國能卻三晉，打秦國，這樣的成績也是十分誘人的；齊國本身就經濟發達，人才眾多，一直位列強國富國之列，就是燕國、韓國在諸侯國中的地位也比秦國要高很多。
商鞅變法的強秦方略
富國強兵的根本在於庶民
商鞅認為富國強兵的根基在於庶民，魂魄在廟堂，在大爭之世，國家要由貧而富，根基是發展農業，開發地力，只要民眾努力耕戰就可以成就霸業，於是商鞅建議秦孝公廣招人口，給予土地和住宅，免除一定的徭役和兵役，讓老秦人來當兵，讓新秦人提供糧草。商鞅還建議，廢除井田制，實行授田制，把土地授予給農民，承認土地私有，國家承擔土地稅賦，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秦國國力迅速提升。
農戰政策，極大地提高軍隊戰鬥力
商鞅以農戰政策發展國家經濟，以重戰政策加強軍事力量建設，在雄厚的經濟實力繼承上，將重農和重戰結合起來，並且用賞刑來推動這種政策，不僅有利於奴隸解放，更有利於調動庶民奮鬥的積極性，這種政策最大將民眾力量在戰國時期發揮到了極致作用，從而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依法治國思想為變法改革保駕護航
商鞅變法是以法治思想為核心內容的，以「重法」著作，認為「法」才是治國的關鍵，不同於齊國慎到的勢治，韓國申不害的術治；在秦國，臣子要守法，庶民要守法，君主也要守法；商鞅強調，君主制度法律後，必須嚴格遵守，不能憑主觀好惡之情而破壞法制，更不能親疏遠近而妄行賞罰。
在法律的執行上，商鞅強調「刑無等級」，國家法律是至高無上的，無論是氏族貴族，卿相將軍，功臣孝子，大夫庶人，只要阻礙、破壞耕戰政策，只要違反國家法律，一律嚴懲不貸。一切依法定型，功過不能相抵，爵祿不能頂罪，善行不可頂惡。
由此，可見商鞅的變法對國君有巨大的要求，既要國君遵守法律，又要得罪權勢，如果國君不下定必死的決心強力支持，商鞅變法是萬萬不能成功的。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秦國之所以能夠統一天下，不僅是人才政策，不僅僅是商鞅變法，而是贏在六世之明君。那麼為什麼秦國能夠明君輩出呢？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
討論
六國卑秦，產生憂患意識
六國卑秦壓力對秦國君主的刺激，早在西周時期，秦國只是看守邊陲的小國，主要是替周天子抵禦戎狄入侵的，秦國雖然是合法封邑，但地位低下，這裡土地貧瘠，是一片荒野地帶，條件惡劣，秦人生活困苦，隨著抵禦戎狄有功，秦國的地位逐漸被周室提升，先後被任命為周室的命臣，在周室式微時又被晉升為諸侯，雖然名義上是諸侯國，但在各諸侯國眼裡，秦國一直被卑視。
秦國在與戎狄進行長達400多年的拉鋸戰中，與戎狄打交道最多，其文化遠遠落後於中原諸國，在中原諸國眼裡，秦國之俗具有「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的特點，對於中原文化來說，無疑是一個另類，被視為夷狄。縱使秦王不斷努力發展勢力，也無法改變當時六國卑秦的狀況。
秦國不僅長期面對戎狄作戰壓力，又要面對「六國卑秦」壓力，這些壓力刺激秦人產生強烈的逆反心理，演變成謀求發展的慾望和活力。在《大秦帝國》中，秦孝公能夠廣發招賢令，下定決心重用商鞅變法，就是受「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刺激，正是艱難的內外環境刺激，使得秦國君主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圖強意識。
進入戰國後，隨著秦國國力增長，與東方諸國有了抗衡實力，在與東方諸國多次對抗中，秦國處於絕對優勢地位，這又被東方諸國視為「虎狼之邦」，東方諸國畏懼強悍的秦國，有不願意接受秦國超越自己而強大的事實，於是，秦國成為東方諸國合縱攻擊的目標。
面對東方諸國多次聯合攻秦的情況下，秦國受到的威脅遠大於任何一個國家，最後用連橫策略成功化解，在這些巨大的壓力情況下，秦國君主時刻保持憂患意識，一直為籌劃統一大業而奮鬥，而其他六國君主則生活在相對安逸之中，滋生享樂心態，腐化鬥志，缺乏雄心和大志，所以，正是這種憂患意識促使秦國明君輩出，最終完成統一大業。
長期戰爭環境促使秦君勵精圖治
早在西周時期，秦國被封地時開始，就常年處於征戰之中，首先秦國地處於戎狄包圍之中的西北邊陲，為周室守國門，秦人要抵禦戎狄入侵，要開疆拓土，必然發生戰爭，這其中既有秦人拓土擴邊的主動迎戰，也有戎狄發動入侵的被動應戰，儘管周室對秦國有幾次分封，那都是空頭支票，秦國的每一寸領土都是在戰爭中打來的。
進入戰國時代以後，秦國更多地時面對山東六國的圍剿，無論是主動戰爭或者被動應戰，戰爭始終伴隨著秦國，致使秦國國君不敢有絲毫鬆懈和怠慢，否則就會有戰敗亡國的危險；而長期的戰爭環境，使得秦國君主牢牢地將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各項權利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使得秦國一開始就建立具有軍事性質的中央集權國家，君主在軍事、行政上擁有絕對權威。
此外，西周時期各國普遍實行的宗法制度，使得諸侯國內容易形成宗族豪強，卿大夫左右政局的局面，例如晉國出現的「六卿弱公室」，魯國的「三桓」，在宗法制影響下的諸侯國極易被宗族豪強掌控國政，分散君主權力，反觀秦國沒有嚴格的宗法制約，使得君主政策能夠高效展開和執行，對於提高國家競爭力方面，秦國比六國具有巨大的優勢，這也是秦超越六國的重要因素。
與六國相比，秦國在政治上的集權特色，使得君主有絕對主導權，使得君主有能力調動全國力量，避免受各方面的影響，造成決策中斷或者執行不徹底的問題，這也是秦孝公重用商鞅變法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
秦國獨特文化對君主的塑造
秦國獨特文化對君主的塑造也是秦國明君輩出的原因之一，秦人在漫長的崛起過程中，瀰漫著崇武尚戰精神，使「勇猛」者繼位，秦人在長期與戎狄戰爭中，與戎狄文化不斷碰撞，形成了既包容、開放又尚武、剽悍、進取極具競爭意識的獨特文化。
商鞅變法後，秦國形成重耕戰思想，深化秦人對武力的渴望，對戰爭的宗室，特別是帶有巨大誘惑力的軍爵獎勵制使得秦人有死而後生的勇氣，將秦軍打造成一支虎狼之師，這樣的文化傳統使秦兵在戰場上的展現出令六國膽寒的氣勢。
在崇武尚戰的民風指引下，秦人對明君有了不同於六國的評判標準，能不能開疆拓土，能不能爭奪人口，這是他們的明君標準，這些目標的實現都需要通過武力來實現，所以在儲君的選拔上，秦國更傾向於「擇勇猛者立之」而不是「嫡長子繼承制」，這種君主選拔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君主的英武和賢明。
秦人重功利、輕倫理的價值觀文使君主更重實利，在六國面前，秦人就是「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的代名詞，在這樣濃厚功利主義價值觀下，秦人在戰爭、外交、改革等方面都以是否獲利為標準，不同於儒家所講的「仁義、道德」等虛榮。秦國這種功利主義價值觀，更適合於統一戰爭的需要，奪取土地多寡，殺敵數量多少，掠奪人口數量，都成為獎勵軍功，賜爵，賜田宅的標準；也使得君主一味地追求霸權政治統治，對權力和國土有著空前的渴望和追求，這無疑是利於統一戰爭的。
此外，秦國在商鞅變法後，率先打破世卿世祿制度，使得秦國在人才競爭力上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官僚體制開始進入國家行政體制的核心；反觀山東諸國在人才使用方面較為重視世族的任用，秦國的人才多數都來自中原地區，大多都不是秦人。在秦國先進的官吏選拔體制下，這些人才進入秦國後，充分發揮了臣子對君主的輔佐作用，進而影響秦國歷史發展進程，最終助力秦國統一天下。
參考文獻：《荀子》、《史記》、《戰國策》、《左傳》、《商君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