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的歷史教材中，有過類似的敘述：
（蒙古貴族統治者）將各族人分為四等，第一等地位最高，為蒙古人；第二類是色目人，包括回回人、畏吾兒人等，第三等為漢人，第四等為南人….
於是乎，「元朝民族地位極不平等，蒙古人可以隨意欺壓漢人，人分四等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已然成為了很多人的常識。
不過，在元朝殘存的官方制度文件中，至少到現在為止還未找到關於「四等人制」的記載。
「四等人制」真的存在過嗎？」帶著這個疑問，筆者查閱了一些資料，在這裡就跟大家聊聊。
所謂「四等人」，顧名思義即「將人劃分為四個等級」，跟印度的種姓制度類似。處在不同等級的人與人之間，幾乎不可能做到「等級躍遷」的。
但筆者要說的是，用「制」來形容元朝的人口政策，並不是十分準確。一言概之，等級感太「重」了。相比於用「四等人制」，或許用「四類人」來比喻更為恰當。
與其說是高低上下的區別，更確切地說是核心與邊緣的差別。
就像元末明初人葉子奇在《草木子》一書中批評過的那樣，「內北國而外中國，內北人而外南人」。
在出生於浙江龍泉的葉子奇看來，「北國」、「北人」處在元朝政權的核心位置，而占據大片面積的「中國」、「南人」的地位就尷尬了不少，處與被邊緣和忽視的位置。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元朝時「北人」的政治地位普遍要比「南人」高，各項優惠政策也相對偏向他們。
縱觀我國封建王朝的歷史，這種基於地域的「歧視」是一直存在的，中原王朝對處於邊塞的少數民族政權的歧視，也一點不少。
諸如「匈奴」、「犬戎」、「夷」、「蠻」等詞彙，都包含著一定的貶低意味。
只不過，處於邊塞地區的少數民族總體比重很小，所以對他們的歧視不太引人注意。
元朝政府重「北人」輕「南人」的政策，可以看做是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但其少數民族政權的屬性，所帶來的地域偏見與歧視，引發的「反響」是極其劇烈的。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歧視」本身就是錯誤的，也是我們需要規避的。
同時，我們也要冷靜意識到，即便元朝的相關文獻中沒有直接提到「四等人制」，但跟其他封建王朝一樣，說元朝沒有歧視，也是不合理的。
這時候有人問了，「色目人」到底是誰？
日本學者船田善之認為，「色目」一詞在蒙古語中找不到對應詞彙；但事實上，如果仔細閱讀文獻，「色目」一詞還是有跡可循的。
在元朝，像皇帝下發的聖旨，以及向皇上匯報工作的奏摺，都是用蒙古語撰寫的。等到向漢族社會公布的時候，再將其翻譯成漢語。
說到翻譯，就不得不提到蒙漢雙語的語法差異。蒙古語是「主-賓-謂」的句式，而漢語的句式是「主-謂-賓」。
譬如「我吃飯」，是典型的「主-謂-賓」句式；但蒙古語中的「我吃飯（bii hool iden）」，直譯成漢語的話，就是「我飯吃」。
因此，元朝時期遺留下來通過漢語轉譯過來的資料，或多或少會存在蒙古語的句式特徵。
在這種「蒙文直譯體」的漢文譯稿中，「色目」一詞多次出現。這說明，「色目」一詞絕不是憑空杜撰出來的，在蒙古文原稿中一定有一個對應的詞彙。
只不過絕大部分的蒙古文原稿已經遺失，因此「色目」一詞在蒙古語中究竟「怎麼說」，一直沒找到標準答案。
不過我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看到了這樣一個觀點，跟大家分享一下。
西北師範大學的胡小鵬老師，在其文章《元代「色目人」與二等人制》中認為：
元朝蒙古語中有「色目」這個詞，最早可能出現在《蒙古秘史》當中，即漢語音譯為「合里·亦兒堅」，還原後的讀音是qari irgen，翻譯過來就是「外人、其他人」。
伴隨著蒙古人的東征西討，必然會涉及被征服地區百姓的管理。
對於缺乏有效管理的蒙古人而言，最簡單的區分就是兩種：自己部落的人+其他部落的人。而「合里·亦兒堅」，就是這些「其他部落的人」，即所謂的「色目人」。
自己部落是統治核心，其他部落是外圍；「先歸順/投靠者」要比「後歸順/投靠者」更貼近統治核心。後來蒙古征服的人越來越多，色目人的範圍也不斷擴大，都後面連北方的漢人也被包含進去了。
關於「色目人」的具體分類，在元朝前期是比較模糊的。
忽必烈建立元朝，統治重心轉到了中原地區，被統治百分之九十幾的人都是漢人（北方人）。政府制定的政策，主要是針對漢人的；但在當時，元朝境內不光只有漢人，還有很多諸如畏吾兒、回回等，比漢人更早歸順元朝的其他少數民族。
於是，所有的少數民族就成了「色目人」，儘管都是「外圍」，但他們要比漢人更貼近統治中心。
從蒙古人角度來說，漢人和其他少數民族都是色目人；從漢人角度來說，不是漢人的都是色目人，蒙古人也「色目人之一」。
再往後，元朝勢力南下，征服了南宋，區別於「漢人」的「南人」出現了。
直到元朝中期，「四類人」的分類才逐漸清晰：當時開科舉，原則上每次錄取進士一百人，規定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占二十五人。
在元朝前期的文獻中，幾乎看不到類似的表述。
概括言之：
如果「蒙古人」和「色目人」並列，則「漢人」也是「色目人」；如果「色目人」和「漢人」並列，「色目人」里包含「蒙古人」....
「色目人」的地位，真的高於「漢人」和「南人」嗎？答案是肯定的。前面我們提到過，「先歸順/投靠者」要比「後歸順/投靠者」更貼近統治核心。
同處與邊塞地區的色目人，除了與元朝統治者接觸/交流的時間更長，更容易獲得信任以外；他們在中原地區沒有人脈和背景，用起來也比較可靠。
而「漢人」和「南人」，屬於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其忠誠難免受到懷疑。尤其是後被征服的「南人」，處在「歧視鏈」的最底端。
大體來說，色目人的待遇介於蒙古人和漢人之間，當然也不是任何時候都分那麼細。
比如人事方面的蔭補制度，官員做到一定級別，可以保送一名子弟進入官僚隊伍。這時候便有了「色目比漢兒人高一等定奪」的說法。
色目官員的子弟就是比相同級別的漢人官員子弟待遇高。
筆者認為，當時元朝政府的歧視，與其說是「民族歧視」，倒不如說更像是「地域歧視」。注意，任何形式的歧視，在今天看來都是不對的。
照過去的傳統，史料中更喜歡將其他地域族群的人稱之為「xx人」；像「xx族」或「xx民族」的說法，都是從國外翻譯過來的「日耳曼民族」「大和民族」等族群稱謂中借鑑而來。
這也算是筆者將「四類人」稱之為「地域歧視」的佐證之一。
實際上，元末明初士人的民族意識遠沒有想像的那麼強烈。因為「南人」的知識分子能夠參與政治，因此在元明之際居然出現了不少「南人」知識分子終生不仕甚至自殺殉國的怪相。
據桂棲鵬《元代進士在元末農民戰爭中的動向》統計，自至正十一年元末兵亂到至正二十八年元朝滅亡，有史可查的殉元進士竟有 42 人之多。
真正完整提出「四等人制」說法的人，是清朝屠寄編著的《蒙兀兒史記》
屠寄本人不通外文，所用資料大多靠朋友和兒子為之翻譯。這些資料多非原始史料而是出於後人著述，本身就有不少訛誤；而譯者又非元史專家，紕漏錯誤之處著實不少；再加上他缺乏科學的語言學修養，在非漢語名詞對音勘同上錯誤頗多，有不少考證不夠嚴謹，牽強武斷。
他在參考了部分日本史學家觀點的基礎上，第一次將元朝百姓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個等級，儘管沒有具體的史料來源，但還是成為了「蒙元四等人制」的源頭。
伴隨著清末民族主義思想的愈演愈烈，「四等人制」的觀點不但一直被廣泛引用，還很快進入了當時的歷史教科書。
如錢穆的《國史大綱》，就把「四等人制」放在元朝歷史部分的顯要位置。
現如今，對於「四等人制」這個概念的質疑和檢討越來越多，史學專家們也意識到了這一概念的歷史局限性。因此，在最新的初高中歷史教科書中，已經看不到了元代「四等人制」相關內容。
或許，這就是新時代史觀的進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