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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敗亡錄:纏鬥不止的外戚、宦官、士大夫終不敵董卓的大軍

編者按:本文縮編自著名史學家柏楊所著《中國人史綱》,為通讀中國史第16篇文章。

2020-01-07 06:56 / 0人閱讀過此篇文章  

編者按:本文縮編自著名史學家柏楊所著《中國人史綱》,為通讀中國史第16篇文章。 

中國歷史一向是環繞著一個圓圈盤旋:

1、舊王朝統治階級腐敗滅亡;

2、軍閥或變民集團乘機奪取政權,發生混戰,殺人如麻;

3、混戰的最後勝利者建立新的王朝,組織新的政府,成為新的統治階級;

4、經過一段安定或繁榮的時間;

5、又回到第一:統治階級腐敗滅亡。——如此這般,像走馬燈一樣,循環不已。

今天我們要說的東漢,正走上第一第二階段。首先是外戚政治重現,接著招來中國第一次宦官時代。最後,東漢政府在一次農民大暴動後瓦解,大一統也瓦解,遍地戰火。

外戚政治的重演

外戚政治於紀元前一世紀,曾導使西漢王朝滅亡。劉秀建立東漢王朝,宣稱西漢王朝的中興,但他卻沒有能力採取有效行動以防止外戚政治的復活,反而走來走去,仍然走到外戚政治的斷橋上。

東漢王朝執政人物可分別為三種:外戚、士大夫、宦官。外戚是古老力量,士大夫和宦官是新興力量。這三種人物互相鬥爭,構成東漢王朝全部宮廷政治史。

我們用下表說明他們在鬥爭中的關係位置(註:皇帝下加上三角符號者,表示他並非前任皇帝的兒子,因前任皇帝沒有兒子或其他緣故,由旁支坐上寶座。)

東漢王朝皇族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即皇帝的年齡都很小。除了開國皇帝劉秀跟他的兒子劉莊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寶座時,最大的只不過18歲,最小的還抱在懷裡餵奶,這個現象使外戚政治的重演,不能避免。

皇帝既然幼小,當母親的皇太后自然成為權力中心。儒家學派意識形態和多妻的宮廷制度下,皇后很少跟別的男人接觸,倉促間掌握全國最高的權力,必須面臨著她十分陌生的政治行動,作最後決定,她的能力和心理狀態,都無法適應。猶如赤身露體忽然被拋到街上一樣,她恐慌而孤單,唯一可靠人物不是朝中大臣,因為她根本不認識他們,而是她平日可以常常見到的家屬,她沒有選擇,只有這些人她才相信能夠幫助她解決問題。

比如,年僅十歲的東漢第四任皇帝劉肇即位時,他的嫡母竇太后就依靠她的兄長竇憲。而隨著一連串的娃娃皇帝的出現,更加強這種趨向。第五任皇帝劉隆登基時只三個月大(中國歷史上繼位年齡最小的皇帝,一歲時夭折,也是中國歷史上是壽命最短的皇帝,諡號孝殤皇帝),他的嫡母鄧太后依靠她的兄長鄧騭。第六任皇帝劉祜登極時只13歲,他的伯母鄧太后繼續依靠她的兄長鄧騭。每一外戚,都是如此在政府中冒出來。

皇帝幼小是外戚政治的唯一基礎,所以外戚自己也盡力排斥年紀較長的繼承人,以造成非實行外戚政治不可的形勢。繼承人如果已經成年,皇太后就無法掌握他,外戚就會失去魔杖,所以沒有一個外戚不堅持擁立幼兒。第六任皇帝劉祜死後,他的妻子閻皇后升為皇太后,她跟她的兄長閻顯決定摒除劉祜的親生兒子劉保,而立劉祜的堂弟劉懿。這是一樁駭人聽聞的反常措施,皇位不傳親子而傳堂弟。但一看年齡便可恍然大悟。劉保那年已11歲,而劉懿才八個月,掌握八個月的嬰兒當然比掌握11歲的少年,時間要久的多。

外戚中當權時間最長,聲勢最煊赫的,一是以鄧太后和她的兄長鄧騭為首的鄧姓戚族;一是以梁太后和她兄長梁商為首的梁姓戚族。

鄧姓戚族當權30年,封侯爵的29人,當宰相的2人,當大元帥的13人,當部長級高級官員的14人;將領22人,州長(刺史)郡長(太守)48人,中下級官員不計其數。

梁姓戚族聲勢也很大,當權也30年,封侯爵的7人,當皇后的2人,當嬪妃的2人,當大元帥的2人,妻子女兒被封為「郡君」(女性王爵)、「縣君」(女性侯爵)的7人,娶公主的3人,將領57人。

兩大戚族的朋友、部屬,和趨炎附勢的蒼蠅政客,共同組織一個當權集團,迄立在政府之中,盤根錯節,不可動搖。

可是,外戚們大多數不知道珍惜權力,而只知道濫用權力。只知道貪污暴虐,一味追求物質上的享受。梁姓戚族比鄧姓戚族更墮落,尤以梁冀這個惡棍集兇惡愚頑之大成。這當然引起外戚集團以外新興階層士大夫們的抨擊,不過士大夫顯然居於劣勢,因為魔杖握在外戚手中。失敗的士大夫最好的下場是被免職,但大多數都被砍頭或自殺。

最傳奇的是杜根,他要求鄧太后把政權歸還皇帝,鄧太后下令把他裝到布袋裡,就在金鑾殿上當場撲殺。想不到杜根跟春秋戰國時期的范睢一樣,有最好的運氣,在被拖到荒野丟棄時,悠悠甦醒。但他仍假裝死亡,僵臥在那裡三天,眼中都生出蟲蛆,然後才逃到深山中一家酒店當夥計,15年之後,鄧姓戚族失敗,才敢出面。

不但士大夫在鬥爭中會失敗,縱令皇帝自己,如果想收回本應屬於自己的大權,也同樣面臨危機。第十任皇帝劉纘9歲時,受不了梁冀的傲慢態度,說了一句「跋扈將軍」(跋扈,蠻橫之意,大概是二世紀時流行的口語,否則一個孩子不會脫口而出),梁冀立刻就把他毒死。

政權、軍權全部控制在手,外戚似乎立於永遠不敗之地。

土大夫及門第的形成

士大夫,是中國社會特有的產物。某一方面類似印度的剎帝利,某一方面類似歐洲中古世紀的僧侶教士。事實上,士大夫即知識分子,在儒家學派定於一尊之後的漫長時代中,當然專指儒家學派的知識分子,有時也籠統稱之為「讀書人」,當然讀的是儒書。在當時環境,他們以作官為唯一的職業,所以更精確地說,土大夫即擔任政府官員的知識分子,包括現職官員、退休官員和正在苦讀儒書,將來有可能擔任官員的人物。

公元前12世紀的周王朝中,「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紀元前1世紀,西漢王朝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液,仿效戰國時代「招賢」辦法,命高級官員和地方政府推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人士,政府中非貴族血統的官員群,遂逐漸形成一個新興的士大夫階層。到了東漢開國的紀元1世紀時,東漢王朝再仿效西漢王朝,命高級官員和地方政府,推薦「茂才」、「孝廉」人士,於是政府中非貴族血統的官員,即士大夫人數,愈是增加,而終於凝聚成為一種力量。

在這種情形下,「推薦」成為知識分子達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薦的標準,除了儒書學識外,還在於道德行為。在強烈的競爭下,必須有突破性的聲譽,才能引起有推薦權的人的注意。至於如何才能有突破性的聲譽,那需要出奇制勝。所以每個知識分子,都兢兢業業,追求突破記錄的至善。這使一、二世紀的社會風氣,有很大的特殊之處,為後世所罕見。

我們可把它歸納為下列五類:

1、長時期為父母服喪。孔子和孟子堅決主張的三年之喪,自西漢紀元前二世紀儒家學派獨霸政壇之後,即用政府力量推行。王莽時期,新王朝更硬性規定,中級以上政府官員,必須服三年之喪。這個已經被遺忘了的古老殭屍,遂在強大的政治力量下復活。但是,當大家都服三年之喪時,三年之喪便沒有什麼稀奇了。於是有人加倍的服六年之喪;有人幼年時老爹就翹了辮子,已經服了三年之喪,等長大成人想當官時,硬要再服第二次三年之喪。更有人索性服20年之喪。跟服喪相連的,有人簡直哭出血來,有人還真的拒絕吃飯,骨瘦如柴。

2、辭讓財產和辭讓官爵。財產和官爵是大多數人所追求的目標,儒家知識分子追求的尤其猛烈,所以在這上面也最容易作出了驚人之舉。如分家析產時,弟兄們都堅持要最少的一份。父親留下來的爵位,本應是嫡子繼承的,嫡子卻逃入深山,而把它讓給其他庶子兄弟。更有若干知名度很高的知識分子,對政府徵召他們做官的命令,拒不接受。這種人被美稱為「征君」——被皇帝徵召而拒絕徵召的君子,表示他們情操清高,有異於流俗。

3、尚俠尚義。儒家學派把人類所有行為性質,一分為二,一是義的行為,一是利的行為。士大夫的行為,當然應該只考慮「義」,不考慮「利」。這方面最多的表現是,寧願犧牲自己,而去為朋友報仇。有些人甚至甘冒被殺的危險,去為被處死刑的朋友收屍,或為已死的朋友送葬千里。

4、廉潔。官員的貪污殘暴,是古中國社會最普遍的蛀害和罪惡。東漢紀元2世紀中期,士大夫在這上作尖銳的矯正,他們互相勉勵,以不取非份之財為最大光榮。即令是不違法之財,也不收取,有人曾把朋友送給亡父的奠儀退回,但對於救急解困,卻毫不吝嗇。

5、對恩主絕對效忠。政府高級官員的僚屬,大多數由高級官員自行聘任。一個知識分子一旦被聘任,即踏上光明燦爛的仕途。像宰相所聘任的僚屬,有的只幾個月便出任州長(刺史),不數年就擢升為中央級部長。這是知識分子前途最重要的一個契機,在被推薦為「茂才」「孝廉」後,還必須再突破被聘任這一關,否則仍只是在野之身,飛黃騰達不起來。士大夫對於聘任他的恩主,跟日本武士、歐洲騎士對他們的恩主情形一樣,不但要為恩主冒險犯難,還要為恩主犧牲性命。至於為恩主服三年之喪,更平淡無奇。

上述五類行為,並不是每一個士大夫都做得到,但他們都競爭著或真或假的去做,並且往往做的有聲有色。當然有它的流弊,最普通的是有些人把道德行為當作欺詐手段。像服20年之喪的趙宣,按儒家規定,在服喪期間絕不許跟妻子同寢,可是他在20年之中,卻生了五個孩子。又像以廉潔出名的范丹,去探望害病的姐姐,姐姐留他吃飯,他竟然堅持要付飯錢。

但即令這種流弊,對社會也沒有什麼大的害處。

士大夫不久就自覺必須維護自己百般經營才得到的既得利益,於是,推薦和聘任的範圍,遂逐漸縮小。最初選擇對象時,還注重聲譽,一個與各方面都沒有關係的平民,只要有被稱讚的道德行為,就有被推薦被聘任的可能性。後來情形發生變化,必須是士大夫家庭的一員(子弟),這個可能性才存在。一種堅強的門第觀念,因之產生。

社會的縱剖面呈現無數直線行業,木匠的兒子繼續當木匠;農夫的兒子繼續當農夫;士大夫的兒子繼續當士大夫,也就是說,做官的兒子繼續做官,這就是門第。一個士大夫的門第,以其家族中做官人數的多寡和官位的大小,作為高低的標準。像楊震,四代中出了三個宰相(四世三公)。像袁紹,四代中出了五個宰相(四世五公)。這種門第,受到社會普遍的羨慕和崇敬。

注意「門第」這件事,它強固的維持士大夫階層強幹不墜,直到二十世紀初期,都在中國歷史上發生普遍的影響。

公元2世紀中葉後,政治雖然腐敗,但設立在首都洛陽的國立大學(太學)學生(太學生),卻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訓練下一代的士大夫,所以積極支持國立大學的擴充。五十年代時,大學生已多到三萬餘人。這些准士大夫們——未來的官員,跟政府中已成為士大夫的現任官員們,交往密切。除了談論儒家學派的《五經》外,不可避免的還會談論到現實政治。好像新聞記者或政治評論家,他們對人物的讚揚或抨擊,形成一種有影響力的輿論。

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外戚、宦官所沒有的高一層次的情操和抱負。外戚靠女人取得權力,宦官靠諂媚取得權力,而士大夫自稱靠道德學問取得權力,所以士大夫在本質上就對外戚、宦官輕視,再加上外戚、宦官也確實做出太多的罪惡,士大夫遂註定的要跟外戚、宦官,發生衝突。

宦官制度

宦官,是中國文化體系中最可恥的產物之一。

宦官發生於農業社會多妻制度。紀元前12世紀時,農業而多妻的周部落,從西方渭水流域向東發展,滅掉商王朝。遂把這一獸性的殘酷制度,帶入中國,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延續了三千年,直到二十世紀,隨著帝王制度的消滅才消滅。

一個男人擁有數目龐大的妻子群之後,為了防止她們向別的男人紅杏出牆,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她們像囚犯一樣,關閉在戒備森嚴的庭院(皇宮)之中,與世界隔絕。問題是皇宮工作並不能全部都由女人擔任,像到市場採購之類,便是一樁困擾。如果仍由女人擔任,她們勢必仍要跟男人接觸。如果由男人擔任,他們也勢必深入皇宮。這一些對作丈夫的而言,都使他不能安心。於是周部落姬姓酋長們想出一種殘忍的辦法,那就是,把男人的生殖器閹割,以供差遣,稱之為宦官(宦人、寺人),成為多妻制度下女人和男人間最理想的媒介,幾乎每一個貴族家庭都有需要,而皇宮中需要的數量當然更多。若干皇帝的姬妾,有時達四萬餘人,以平均一個人服侍十個人計算,可以推測到,至少保持有四千個宦官名額。

宦官非常普遍,任何有錢人家,都可以購買。一直到十世紀,宋王朝政府下令禁止民間蓄養閹奴,宦官才為皇帝所專有。

世界上很少有男人高興閹割自己,所以宦官的來源只有兩種,一是金錢誘惑,一是強迫。即令是金錢誘惑,因為宮廷不接受成年宦官,孩子們又怎麼懂得為錢捨身?而收買孩子父母,對孩子來說,仍是強迫。但再窮苦的父母都不會忍心孩子被閹割,所謂收買,也不過表面上偽裝。所以事實上只有一個來源,即來自哀哀無告的貧苦人家。這是中國人歷時最久的一種悲慘遭遇。唐朝詩人顧況曾有一首《孩子》的詩,描寫宦官的誕生:

孩子啊,你生在窮鄉

官員挺住你,把你殘傷

為了進貢給皇帝,

為了獲得滿屋金銀

為了要下狠心,

把孩子戴上刑具,當作豬羊

上天啊,你慈悲何在,使孩子遭此毒手

神明啊,你公正何在,使官員享福受賞

爸爸送別孩子:

「兒啊,我後悔生下你

當你初生時

人們都勸我不要撫養

我不忍心

果然你遭到此悲苦下場……」

孩子告別爸爸:

「心已粉碎,流下血淚兩行

爸爸啊,從此遠隔天壤

直到死於黃泉

再見不到爹娘……」

顧況是8世紀唐朝時詩人,我們把這首詩提前在這裡(2世紀)介紹,以幫助我們對宦官的了解。尤其當我們年幼的孩子在身旁蹦蹦跳跳的時候,想到只不過因我們貧窮,政府官員就把孩子捉去閹割,我們會失聲痛哭。

孩子們被閹割後,即被送入宮廷,永遠與父母家鄉隔離。跟宮女的命運一樣,同是投進狼群的羔羊,無依無靠,無親無友,隨時會被殺死、虐死、折磨死。但宦官比宮女更悲慘,宮女於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後,或許還有被釋放出宮的希望,宦官則永遠不能,而是終身奴隸。

中國宮廷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宮廷之一,其中有它特有的行為標準和運轉法則。孩子們必須含垢忍辱,用諂媚和機警,以及不可缺少的好運,才能保衛自己。最幸運的,入宮後被大宦官收為養子,在養父培植下,逐漸接近皇帝。

皇帝是權力魔杖,觸及——最好是能掌握權力魔杖,才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然而大多數孩子都在魔窟中悲慘死去,猶如無期徒刑的囚犯在監獄中悲慘死去一樣。

到此為止,我們可以得到下列數項結論:

1、宦官是自卑的,因為他們沒有生育能力。

2、宦官沒有高深知識,因為他們沒有機會接受高深教育。

3、宦官多少都懷著對常人的仇恨和報復心理,因為他們曾因貧苦而被閹割。

4、宦官缺少遠見和偉大的抱負,因為宮廷生活極度狹窄和現實。

5、宦官缺少節操,因為宮廷輕視節操,有節操的人在宮廷中不能生存。

所以,當宦官一旦掌握大權之後,我們就不能希望他們比外戚和士大夫更高明,那超過他們的能力。

中國第一次宦官時代

皇帝跟外戚鬥爭,必須獲得外力支持。沒有外力支持的皇帝,脆弱的程度跟普通人沒有分別。東漢政府第十任皇帝劉纘被外戚毒死,就是一個說明。

皇帝想得到外力支持,有兩種方法,一是跟士大夫結合,一是跟宦官結合。但跟士大夫結合可能很少,因為皇帝與他們平常太過疏遠,而且也不知道誰是攀附外戚的走狗。唯一的一條路只有依靠宦官,別無其他選擇。

最先向外戚發動攻擊的是東漢第四任皇帝劉肇。他與宦官鄭眾結合,逼迫外戚竇憲自殺。接著是第六任皇帝劉祜,跟宦官李閏、江京結合,逼迫繼竇憲而起的外戚鄧騭自殺。第七任皇帝劉懿逝世時,宦官孫程、王康、王國,發動宮廷政變,迎立第六任皇帝劉祜的兒子劉保登極。

這是一個使人感慨的單調場景,第一批新貴靠女人的關係煊赫上台,昂首闊步,不可一世,不久全被拖到刑場,像殺豬一樣地殺掉。第二批新貴也靠女人的關係煊赫上台,昂首闊步,不可一世,不久也全被拖到刑場,像殺豬一樣的也都殺掉。以後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我們相信外戚中也有非常聰明的才智之士,如竇憲、鄧騭,不可能毫無警覺。但權力的迷惑太大,使他們自以為可以控制局勢。

公元2世紀五十年代後,情勢更趨嚴重。外戚梁冀當權,東漢第十一任皇帝劉志,繼被毒死的十任皇帝劉纘之後,對梁冀側目而視。劉志跟五個宦官密謀採取行動,他知道面臨最大危險,生命和前途完全握在與謀的宦官之手。在密謀大計時,劉志曾把一位名叫單超的宦官,咬臂出血,作為盟誓。他跟宦官已擺脫了君臣名分,成為黑社會的弟兄。所以在殺掉梁冀並把梁姓戚族全體屠殺了之後,劉志把參與密謀的五個宦官,一齊封為一等侯爵(縣侯),又封另外八個宦官為二等侯爵(鄉侯)。

從此,宦官以正式政府官員身份出現,仗著跟劉志咬臂之盟,他們的家族和親友,也紛紛出任地方政府首長。這些新貴的出身跟宦官相同,行為也相同,幾乎除了貪污和弄權外,什麼都不知道,比外戚當權所表現的,還要惡劣。這使本來專門抨擊外戚的士大夫階層,受到更重大的傷害,他們憤怒地轉回頭來跟外戚聯合,把目標指向宦官。並且不像過去那樣,僅只在皇帝面前告狀而已。

士大夫外戚聯合陣線,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權力,對宦官採取流血對抗。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強烈的反應,中國遂開始了第一次宦官時代。從公元159年13個宦官封侯,到公元189年宦官全體被殺,共31年。我們把這31年中雙方的重要鬥爭,列出一表:

宦官跟士大夫間的鬥爭,血腥而慘烈。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上表所列宦官罪惡的資料,全都是士大夫的一面之詞,而凡一面之詞,都不一定可信。即令可信,宦官的確罪惡很重,但仍沒有士大夫的罪惡一半重,因為士大夫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而又一向自稱以「仁政」「道德」為最高的政治理想。

經士大夫宣傳,我們所知的,宦官的濫殺只有三件,公元160年殺趙岐全家,166年射殺民女,179年殺人懸屍。

士大夫卻殘忍得多,公元160年,連宦官的賓客都殺。166年,連宦官的朋友也都殺,更殺宦官的母親。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頒布後再殺,而且以對宦官苦刑拷打為榮——否則的話不會自己洋洋得意記錄下來。像京畿總衛戍司令(司隸校尉)陽球,他在審訊王甫、王萌宦官父子時,親自指揮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們到這種地步,自知非死不可。但求你垂念先後同事之情(王萌也當過京畿總衛戍司令),憐恤我父親年老,教他少受痛苦。」

陽球說:「你們父子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妄攀同僚交情,有什麼用?」王萌氣憤地說:「你從當小官的時候,出入我家,像奴隸一樣侍奉我們父子。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會容你。」

這一下揭了陽球的瘡疤,他羞怒交集,用泥土塞住王萌的口,父子二人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

注意陽球,他娶的是宦官家的女兒,靠著拍宦官的馬屁而逐步升遷,但他本質仍是士大夫。

這裡有一個易起誤會的現象,必須澄清。可能有人說士大夫只對宦官才如此凶暴,其實士大夫對平民也是一樣。像前所舉的那位守喪二十年,生了五個孩子的趙宣,他並沒有犯法,但宰相陳蕃卻把他殺掉。北海(山東昌樂)國相(封國行政首長)孔融,竟把一個他認為在父親墓前哭聲不悲的人處斬。

士大夫跟宦官鬥爭中,宦官獲勝的機會較多,因為權力的魔杖就在他們身旁。東漢十二任皇帝劉宏比他的前任劉志更依靠宦官,他曾指著兩名惡名昭彰的宦官說:「張讓是我父,趙忠是我母。」

不過宦官力量的基礎並不穩固,它全部寄托在皇帝的喜怒上,隨時有傾覆的危險。像陽球殺王甫父子,只要上奏章彈劾一下,皇帝答應審訊,就可達到目的。

由此可看出宦官的權力,實在不足以使人驚慌失措。士大夫階層如果稍為講究一下方法,矯正宦官政治的弊端,比矯正外戚政治的弊端,要容易得多。可是士大夫領袖人物李膺、張儉、范滂之輩,使用的卻是一種不由分說的反宦官的狂熱,以致引起公元166年宦官對知識分子的大迫害和為期18年之久的黨錮(褫奪公權並禁離故鄉),促使整個局勢糜爛。

雙方最後一次決鬥發生於公元189年,士大夫領袖之一的禁衛軍官袁紹跟外戚領袖大將軍何進結合,密謀剷除宦官,何進的妹妹何太后堅不同意。於是,天下最愚蠢的陰謀詭計發生了,袁紹建議:密令駐屯在河東(山西夏縣)的大將董卓,統軍向洛陽進逼,揚言要肅清君側——討伐宦官,用以脅迫何太后。

另一位禁衛軍官曹操反對,他說:「對付宦官,一個法官就行了。卻如此轉彎抹角,誘導叛變,恐怕能發不能收,天下從此大亂。」

曹操的明智見解阻擋不住漿糊腦筋,蠢謀開始執行。宦官得到消息。把何進誘進皇宮砍頭。袁紹遂率領禁衛軍縱火焚燒宮門,攻入皇宮,對宦官作絕種性的屠殺,無論老幼,無論平常行為如何,同死刀下,有些倒霉的年紀較長的洛陽市民,因為沒有留鬍鬚的緣故,被誤會是宦官,也遭到災禍。

當袁紹攻入皇宮時,宦官張讓挾持著新即位的東漢第十三任皇帝劉辯,突圍向北逃走,逃到黃河南岸小平津渡口,洛陽追兵趕到,張讓投黃河自盡。中國第一次宦官時代,到此結束。宦官徹底失敗,但士大夫的勝利卻是悲慘的,董卓的刀子已架到他們的脖子上。

據說只有一位宦官,對中國文化有重大貢獻,那就是宦官蔡倫發明了紙張。從前寫字著書,需要用刀刻到竹片上,或寫到綢緞布帛上。竹片太重,綢緞太貴。蔡倫改用樹皮做原料,製成紙張後,於公元105年奏報給皇帝劉肇,這是中國最早的紙張。到了東漢末年,造紙術有長足進步,已有精緻的「左伯紙」出現。

佛教·道教·黃巾

現在,我們敘述第一次宦官時代中所爆發的黃巾民變。它是中國最大的農民暴動之一,跟當時開始鼎盛的兩大宗教相結合,反抗暴政。

這兩大宗教,一是佛教,一是道教。

佛教據說於公元1世紀六十年代傳入東漢(我們不妨推測,公元前2世紀張騫通西域時,可能就帶了進來),東漢王朝第二任皇帝劉莊曾夢見一個金人。有學問的大臣就告訴他,金人是西域(新疆)的一個被稱為「佛」的神祗。劉莊隨即派遣官員蔡愔去西域求佛,那時還沒有人知道西域的佛是由天竺(印度)傳入。

蔡愔於公元65年出發,兩年後(67年)返國,隨同他來的有兩位外國籍的高僧:攝摩騰、竺法蘭和白馬馱著的佛教經典。劉莊特地在首都洛陽東郊。建造一座白馬寺,招待這兩位高憎並安置經典。不過事實上,白馬到洛陽時,佛教在東漢已經大大地流行,親王劉英——劉莊的弟弟就以信奉佛教,舉國皆知。

道教是純中國宗教,沒有人知道它確實的誕生日子。道教跟道家學派有密切關係,老莊哲學的玄虛無為,很容易把人引入一種飄渺幻境。道家學派中有一部分人士轉變為「陰陽家」,介乎學派與宗教之間。這種以煉丹鍊金,求長生不死藥的高級巫師,被稱為「方士」,深受歷代帝王的歡迎。以後方士中又有一部分轉變為念咒畫符的人物,道教遂在不知不覺中形成。

公元2世紀三十年代,方士中一位大亨張道陵集神秘之大成,在四川鵠鳴山修煉。他用符咒為人治病祈禱,稱「太平道」。追隨他的門徒,都要奉獻五斗米,所以也稱「五斗米道」。張道陵死後,兒子張衡(不是發明地動儀的張衡,只是同名)繼承。張衡死後,兒子張魯繼承。張魯時已到公元2世紀末葉,各地混戰,政府因他擁有群眾力量,委派他當漢中(陝西漢中)郡長(太守)。——但要到300年後的五世紀時,名道士寇謙之出世,才確定「道教」名稱,並確定尊奉李耳(老子)為教主、《道德經》為經典、張道陵為先知。我們要特別注意,「道教」跟「道家」不同,猶如「狗」跟「熱狗」不同一樣。

羌戰於公元169年被鎮壓,東漢政府勝利的代價之一是,沒有被戰爭直接波及的中原地區,因軍需孔亟,在苛捐雜稅和官員貪暴,以及地主剝削重重迫害之下,引起大規模的逃亡和民變。逃亡和民變又引起因勞力缺乏而產生的水災旱災蝗災。水災蝗災又引起農村破產,到處發生人吃人的可怕饑饉。政府中宦官跟士大夫正鬥爭的如火如荼,沒有人關心那些在死亡中掙扎的農民。農民為了生存,遂逐漸集結在一個標幟「黃巾」之下,希望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黃巾標幟下農民運動領袖張角以他的家鄉巨鹿(河北寧晉)為根據地,供符咒傳教,一方面稱太平道,一方面又稱彌勒佛再世,成為佛道二教的混血兒。傳教十餘年,門徒有數十萬人。

張角分全國為三十六「方」,每方一萬人,用四句話作政治號召:「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甲子年是公元184年,184年遂成為貧苦農民的盼望。各地公共場所,城牆上,城門上都出現「甲子」字樣,人心振奮。

甲子前一年(183年)年終,張角的門徒馬元義潛入首都洛陽,聯絡宦官作為內應,準備明年日期到時,奪取首都。可是如此龐大的組織中不可避免的會有內奸或變節分子,另一位門徒唐周,像基督教的猶大一樣,向東漢政府告密。就在184年一月,馬元義被捕,被最殘忍的車裂酷刑處死。根據口供的牽引,輾轉殺了一千多人,並通緝張角。

張角倉促間下令起兵,一夜之間,百萬以上的農民,掀起暴動。他們用黃巾裹頭,以分別敵友。

184年距羌戰平息,僅15年。東漢政府用以討伐羌部落的軍隊,恰好用以討伐黃巾。那些涼州(河西走廊)部隊在血腥中成長,強悍善戰,沒有經過訓練的農民們,無法與他們對抗,尤其是張角又恰好病死,失去領導中心。於是這一歷史性的農民暴動,只支持了11個月,就被分別擊潰。

然而,這個世界卻再也不能恢復以前的原狀了。涼州部隊開始輕視中央政府,大將之一的董卓,當中央徵召他到洛陽擔任宮廷供應部長(少府)時,他不願放棄軍權,拒絕接受。偏偏又遇到兩個漿糊腦筋何進與袁紹,利用他來脅迫何太后。

於是,公元189年,當洛陽追兵在黃河南岸小平津從宦官手中救出皇帝劉辯時,董卓率領大軍,適時的趕到,劉辯就在涼州兵團護駕下,返回首都洛陽。

三國時代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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