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繼續說『』《春秋》成文只有數萬字，其中所提到的大義卻有數千；二百四十二年中萬物的聚合離散都在《春秋》中得以展現。在《春秋》里，被弒殺掉的君主有三十六人，被滅掉的國家有五十二個，諸侯奔走逃亡沒能保住自己江山社稷的多得數不過來。察究他們變亂最終敗亡的原因，都是因為他們失去了根本。因此《周易》中說：『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又說：『臣下弒殺君主，兒子弒殺父親，絕對不是一早一晚間就會造成的，它已經發展了很長時間了。因而，做君主不能不知道《春秋》，否則身前就有讒諛小人卻發現不了，身後有亂臣賊子卻不知道。身為臣子不能不知《春秋》，要不然在處理普通事件時就難以採取合適的辦法，遭遇突發事件時也不知採用更為權宜的計策。做人君主和父親的沒能通曉《春秋》大義，一定容易蒙受罪惡的名聲。身為人臣和兒子不知道《春秋》大義，一定易陷入篡位弒君的法網而被誅殺，蒙受死罪的惡名。
其實他們都認為是善事而去做，因為他們並不知曉大義所在，史官給他們捏造不實的罪名他們卻不敢辯解推託。如果不能明了禮儀的精要，就會導致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親不像父親，兒子不像兒子的境地。要是君主沒有君主的樣子，那麼臣下就會有所冒犯。臣子沒有臣子的樣子，那麼就易於遭受殺身之禍。父親沒有父親的樣子，那麼就會失去道義。兒子沒有兒子的樣子，那麼就會忤逆不孝。以上四種行為，是天下最大的過失，將天下最大的過失的惡名加在頭上，卻只能接受而不敢有所辯解推託。因此《春秋》這部典籍，是禮儀的根本所在。禮在壞事還沒有形成之前能夠阻止它的發生，法在壞事已經做下之後才起作用。法律在懲治壞事中所起到的作用顯而易見，而禮制禁絕壞事的效果卻很難被人們發現。
壺遂說：「孔子時期，他上沒能遇到聖明的君主，下沒能得到任用，無權無勢，因此他作《春秋》，憑藉著空洞的文辭來決斷禮義，作為帝王遵循的法典。如今先生您上遇賢明的天子，下能做官任職，萬事都已具備，而且都在應該在的位置，井然有序，先生所撰述的，是要闡明什麼呢？太史公說：「是啊，也不是，並不完全是這樣。我從先人那裡聽說：伏羲是最純樸而忠厚的，作出《易》的八卦。堯、舜時代的強盛，《尚書》記載了下來，禮樂也是在那個時候創製的。商湯、周武所創功業的隆盛，詩人常常歌頌。《春秋》倡導善舉，貶斥惡行，推崇夏、商、周三朝的盛德，褒揚周王室，並非只是譏諷勸諫而已。
漢朝從興起至今，到了現在聖明的天子，獲得祥瑞的徵兆，舉辦封禪大典，改制曆法，更換服色，承受上天的使命，恩澤廣施無邊，海外那些風俗不同的國家，輾轉多重來到中國的邊關叩開塞門，請求進獻、拜見天子的，多得難以說盡。臣下百官都盡心歌頌天子的德行，尚且不能詳盡地表露自己的心意。而且賢能的士人沒有得到任用，這是君王的恥辱，君王聖明而他的功德沒能得到傳揚，這是相關官員的過錯。而且我曾做過史官，要是將天子聖明的德行擱置一旁而不去記載，埋沒掉功臣、世家及賢能大夫們的功業不去加以傳述，忘卻先父臨終時的遺言，就是最大的過錯了。我所做的只是綴述舊事，整理好其中世代相傳的內容，並非所謂的創作。而將這些比做《春秋》，就錯了。
於是司馬遷按照次序論述編寫這些史文。七年之後，太史公由於為李陵申冤而遭致大禍，被關入監獄。太史公就慨然長嘆說：「這是我的罪責啊！這是我的罪責啊！身體殘毀了，已經沒什麼用了！」退一步冷靜地想想說「《詩》《書》文字不多且含義隱晦，是因為作者是想表達自己內心的思慮。過去周文王被商紂王囚禁在美里，推演出了《周易》。孔子被圍困在陳、蔡之間，作出了《春秋》。屈原遭到放逐，著成了《離騷》。左丘明雙目失明，寫出了《國語》。孫子慘遭臏刑，論述出了《兵法》。呂不韋被貶徙到了蜀地，世上才得以留傳《呂氏春秋》。韓非被囚禁到秦國，寫出了《說難》《孤憤》等名篇。《詩經》三百多篇，大概也是聖人賢士闡發憤懣之情而創作出的。這些人都在心中聚積了某種鬱悶和憂愁，無法通暢地表達出來，所以才追論往事，思考未來。於是就這樣記述了自陶唐以來的歷史，一直到天子獲得麒麟那年為止，並從黃帝開始撰寫。
然而寫《中國古代名人傳》的那個叫做張小強的小子，只是因為喜歡，因此想把自己喜愛的古聖先賢加一整理寫出來。因為他的先祖里有一個叫張預的，寫了一本書叫《十七史百將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