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上海中央及各個系統，包括其直接指揮的中央特科在「四一二」以後，再度進入了血雨腥風之中。
1931年6月之前，準備撤出上海，與潘漢年交接中央特科情報科工作的陳賡，指派曾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生，中央特科成員董健吾在上海重建一處秘密聯絡站。經陳賡、董健吾和潘漢年共同商定，租下霞飛路—幢磚木結構三層街面樓房（舊址位於原霞飛路 139 號，今已拆除 ) ，以開設古玩店為掩護。董健吾彼時公開身份是基督教聖彼得堂主持牧師。
安排就緒後，陳賡在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聖彼得堂（已拆除）會晤董健吾商量擇日開張。 ( 為使店招富有文化氣息，他們商定取一寓意深邃的名稱。當初聖彼得堂周圍松柏蓊蔚，鬱鬱蔥蔥，陳賡望柏興感，意味深長地建議古玩店冠名 " 松柏齋 "。
1931年 6月後董健吾辭去牧師職務，以新婚經商為名正式經營松柏齋。開張之初，中共秘密黨員楊度，抱病為松柏齋題寫—副對聯以示敬意：" 但哦松樹當公事，願與梅花結後緣。" （今藏上海福壽園上海人文歷史博物館）
1926年入黨，著名文學史家阿英，在其1933年在《關於古物》—文中，一語雙關地提到：" 做牧師的友人某君，過去專喜收買古董，現在卻是一爿古董店的老闆了。我因此恍然大悟，古物不僅風雅，且有大利。這『利』當然包括著超經濟的利益。。。 "
據現存上海市委統戰部董健吾檔案自述材料顯示，當年松柏齋古玩店三層作住家用，底樓為古玩店面；店堂擺設各種古玩都由潘漢年搞來。帳房先生由董健吾聖約翰大學同學、地下黨員浦化人胞弟浦立人擔任。因董健吾是設於廣東路古玩街 " 艾少記 " 古玩店主艾少卿之子艾建平的外文老師，故其名義上業務關係主要是艾少卿開設的艾少記古玩店。
據上海古玩業前輩、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薛貴笙先生回憶，當年董健吾曾常來古玩市場，周旋於古玩商之間，既以此為掩護開展地下活動，同時也跟他喜愛古玩鑑藏有關。董健吾留給薛貴笙的印象是菸癮大，喝酒海量，人緣極好。曾見他在夜行火車上寫密信給地下黨。
1931年春夏之交，中共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中共地下組織遭受嚴重破壞，專門撫育收養烈士和中共領導人在滬子女的大同幼稚園也受到國民黨當局的注意、監視。
1932年春，為革命後代安全計，經中共黨組織決定，解散大同幼稚園，將原入托的毛澤東之子毛岸英、毛岸青交由董健吾、鄭蘭芳（原大同幼稚園保育員）夫婦撫養（當時毛岸龍因病已於1931年5月底或6月初患噤口痢病夭折），岸英、岸青住松柏齋二樓亭子間，生活費由組織按月供給。在中共上海局工作的浦化人等，曾多次到松柏齋看望毛家兄弟。彼時，董健吾奉特科領導之一的歐陽新命令外出工作，松柏齋作為中央特科的秘密聯絡站使命便告一段落。
毛岸英、毛岸青在松柏齋住了約半年時間，鑒於這裡距法租界嵩山巡捕房較近，安全缺乏保障。八、九月間，歐陽新通知董健吾將毛家兄弟由松柏齋轉移到鳳陽路修德里541弄12號董健吾原配夫人黃慧光處生活。其後，又先後從修德里遷移到成都北路三多里3號、牯嶺路斯盛里10號，直到他們 1936年6月底出國。
1936 年初，董健吾受宋慶齡與宋子文委託，分別以財政部西北經濟特派調査員和 " 王牧師 " 雙重身份，二度經西安秘密去延安。因首度延安之行在西安向張學良將軍曉以共同抗日大義，張視其為朋友，並慷慨允諾董提出借其私人座機飛赴延安的請求。此後，董健吾經西安往返延安、上海兩地，更得以自由出入張公館縱談國事。其時，董健吾偶然獲悉張學良與趙一獲愛好收藏古玩，遂通過以前與松柏齋有業務往來的西安南院門古玩商，物色到庋藏古瓷 20 余件奉贈。張學良為資答謝，執意要滿足董健吾所提任何私人要求。董因此希望如有機會和可能，打算委託張設法將在家撫養的革命子弟（當時為保密起見，並未說是毛澤東之子）和自家兒子董壽琪送到國外留學。
董健吾返滬不久，張學良隨即委派車北義勇軍將領、中共秘密黨員（一說吉林抗日自衛軍司令員）李杜將軍，在上海廣東路艾少記古玩店與董健吾會晤，商談由李杜順道護送三位革命兒童到蘇聯求學事宜。1936 年五六月間，張學良秘密抵滬，即電約董健吾去哥倫比亞路（今番禺路）一家酒吧間晤面，答應資助十萬法郎以踐前約，以支持革命子弟出國求學之需。董健吾旋即向黨組織領導人劉子華匯報。並與張學良接洽後並經得黨組織研究同意。
1936年六、七月間，毛岸英、毛岸青、董壽琪三人隨李杜等一行6人，乘法國遊輪康脫羅梭號離滬抵法國馬賽，再轉乘火車到巴黎。半年後，毛岸英、毛岸青兄弟順利前往蘇聯。而董健吾此舉在中共黨內傳為以古託孤之佳話。
另外，董健吾曾按潘漢年要求與宋慶齡保持長期聯絡，為此，他還曾以松柏齋遺存古玩相贈，建立起良好私人關係。有證據表明，今藏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的一塊魚骨化石，就是當年董健吾贈與宋慶齡而被一直珍藏、保存在香山路孫中山故居。
解放初期，董健吾以其特殊的身份為上海清理披著宗教外衣的特務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5年，受「潘揚事件」牽連，董健吾被逮捕關押了一年多，迫不得已，他亮出自己的真實身份。
1960年，斯諾訪華時見到毛澤東提出想見「王牧師」。中央再次調查才搞清「王牧師」就是董健吾，同意見面。可惜因為種種原因，錯失了見面機會。不過這使董健吾處境出現轉機。年底，毛主席、周總理要陳賡到上海以中央的名義安排董健吾工作。當時毛澤東對陳賡說：「我總算才明白，到瓦窯堡商談國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護送斯諾的『王牧師』，也就是撫養我的三個孩子的董健吾。。。」
1970年12月12日，董健吾，一個中共隱蔽戰線上的元老，有著卓越的歷史性貢獻，卻在以後長期被默默遺忘的中共黨員，因胃疾救治不力，黯然謝世。
1978年9月，李維漢親自證明董健吾的革命經歷。
1979年上海市委統戰部舉行董健吾追悼會和骨灰安放儀式，中央領導李維漢、上海市委有關部門領導韓仰山、張蘇平以及趙朴初先生敬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