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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出狠招鞏固政權,為何還是短命?

文|笑春風田餘慶《拓跋史探(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3月鄙人才疏學淺,初知田先生大名,還是在拜讀一部商榷其觀點的著作《製造漢武帝》中,方才得知的,後來,循著這一線索,先生晚年研究北朝歷史的著作《拓跋史探》,逐漸走進了筆者的視野當中。

2020-01-07 11:17 / 0人閱讀過此篇文章  

文|笑春風

鄙人才疏學淺,初知田先生大名,還是在拜讀一部商榷其觀點的著作《製造漢武帝》中,方才得知的,後來,循著這一線索,先生晚年研究北朝歷史的著作《拓跋史探》,逐漸走進了筆者的視野當中。鮮卑拓跋部,是代與北魏的皇族,後來的隋唐帝國之所以能夠締造大一統的興盛,北魏的制度遺產等貢獻不小。因此,要想理解中國歷史如何從兩漢邁向隋唐,又為何會邁向隋唐而不是他者,對北魏歷史,尤其是拓跋部早期歷史的了解,是至關重要的。

在拜讀田先生這部著作之前,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筆者,鮮卑在漢武帝征伐匈奴的戰爭中興起,成為漢帝國的又一大邊患,正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可是,鮮卑部中先行進入中原的烏桓與慕容部等,並沒有因為其較早接觸中原文化,各方面相對未入塞的同族先進,而肩負起掃蕩黃河流域亂局的重任,反而被關中崛起的前秦所擊滅,文明相對落後的拓跋部也未能倖免,其在塞北建立的小國代也被氐人所短暫征服。後來的北魏開國皇帝道武帝拓跋珪,當時尚年幼,並跟隨母親賀氏輾轉於同源的獨孤和賀蘭部之間,直到淝水之戰後,方才又在盛樂重整旗鼓,重新走上問鼎中原之路。


不言而喻,這樣一條道路,註定充滿了艱辛苦澀。而在田先生看來,最為殘酷的,莫過於道武帝整合內部力量的手段。北魏皇帝雖出自拓跋部,但稚嫩的北魏皇權,卻一直處在各種政治勢力的環伺之中。其中最難應付的,就是外戚集團。在拓跋部於塞北征伐之中,為了擴大己方力量,同其他部落聯姻是必不可少的,成吉思汗與努爾哈赤等,俱曾採用過此法來發展自己,拓跋部一樣如此。

可是,當局勢逐漸穩定,皇子尚且年幼之時,為了避免年幼的儲君在繼位後被外戚所控制,導致內部無休止的爭鬥,開國之君就必須制定相應舉措防患於未然。於是乎,子貴母死制被行用,雖然《魏書》當中將其解釋為是道武帝援引漢武帝賜死鉤弋夫人故事,可在田老看來,北魏開國皇帝拓跋珪另有考慮,因為在拓跋部早期的發展歷史中,皇帝(或可汗)的生母依靠自己娘家的雄厚實力,操縱最高權力的爭鬥,導致拓跋部在與周圍部落競爭中損失慘重。

因此,在這樣一種沉重歷史的刺激下,道武帝就必須採取極端的手段來賜死皇儲生母,以促成皇權威勢不墜。田老不迷信於北魏官方史書的記載,能夠以《魏書·序紀》中有關拓跋部始祖力微以來的相關記述為線索,尋找母族與妻族干政的證據,同時又輔助以《通鑑》註解等相關內容,在對史料的甄別與選用過程中,田老在《東晉門閥政治》中所展現出的構建不同史事聯繫的能力,成功的讓拓跋部早期混沌不清的歷史變得清晰起來。

田老的思考當然不止於探索子貴母死這一殘忍制度本身,由此出發,他又將目光集中於拓跋部早期的成長史,事實上,拓跋部之所以能有別於慕容、獨孤(烏桓)、賀蘭等部消亡的命運,正在於其獨特的共生藝術,烏桓部騎兵強悍,但缺乏內部凝聚力,部落首領(大人)調動部落勢力多只能依靠自己的威望,並無層層固定組織統領,所以內部一盤散沙。拓跋部利用烏桓這一缺陷,得以將其吸收到自己的隊伍當中。

對於獨孤和賀蘭的關係,則不同於前者。他們與拓跋部聯姻頗多,關係密切。但也正是聯繫緊密,才要採取更加極端的措施來遏制其發展。例如,拓跋珪在代北復國時,其叔父窟咄則在獨孤部支持下同他爭奪皇位,拓跋珪試圖依靠自己的舅家賀蘭部來抵擋,也收效甚微,不得已之中,道武帝轉而尋求慕容垂之後燕的支持。後燕立國於河北,自然不希望看到窟咄消滅拓跋珪,形成統一的拓跋集團,所以他自然選擇協助弱者,使其相互掐架,自己好坐收漁翁之利。

不過,慕容垂對於局勢的掌控能力有限,拓跋珪在利用後燕軍隊擊敗獨孤部和窟咄後,立即乘勝追擊將其逼死,獨孤部部民也被大量遷往北魏的統治中心平城,殘餘力量則為慕容家吞併。政權穩定後,拓跋珪又積極離散舅家賀蘭部的力量,使得游離不定的遊牧民變為北魏政權役使的編戶齊民。曾經在拓跋部生存中伸出過援手的外戚部落,就這樣在子貴母死制度與離散部落的雙重打擊下徹底瓦解。北魏在這一過程中,也從原先默默無聞的遊牧部落,成長為中原王朝式的專制政權。


在書中,田老曾反覆提及自己的困惑,北魏的權力加強必須訴諸於這樣一種殘酷的方式嗎?事實上,作者可能只關注前者,而多少忽視了北魏滅亡的原因,竟與前秦何其的相似。前秦在鮮卑和羌族為主的反叛中土崩瓦解,北魏則是在反漢化的秀榮契胡發動河陰之變後淪為了一個空殼。他們都試圖集權,可衰落之因卻是出於分權。這一悖論不由得讓我們反思,道武帝的防弊之政效果如何?北朝政權的政治演進之路為何又如此坎坷?曾被作為北魏徵伐事業戰利品的馮太后能夠逆風翻盤,從而掌握北魏宗室生殺大權,此可隱約看到所謂子貴母死制度效能之有限。

讓北魏政治精英憂慮的不僅僅是內部的異動,還包括了如何面對過去的普遍問題。有史家曾感慨,史學家在撰就歷史的過程中,他們自己也在創造著歷史。田老寫作此書之時,正逢於文化變局之中,在涉及如何看待北魏早期的國史案時,作者除由此探查造成北魏早期史官因言獲罪的原因與其未注意迴避北魏早期野蠻落後的歷史有關之外,還發出了王右軍在《蘭亭集序》中所抒發的感慨。而在筆者看來,北魏高層內部鮮卑貴族(包括一部分鮮卑化漢人)與漢人士族之間的爭權奪利,恐怕才是國史獄案案發的主要原因。附帶一說,台灣學者逯耀東先生的《從平城到洛陽》、李憑先生的《北魏平城時代》,恰可與田老該書配合閱讀,此可明晰北魏一朝之盛衰。

另外還需多言的是,田老在書中詳細論證北魏終結十六國亂局之因時,關注到拓跋部與周圍部族的衝突與融合所帶來的積極影響,但似有誇大之嫌。因為淝水之戰後,與拓跋珪於代北重建拓跋部政權同時,東晉以及代之而立的劉宋都積極出擊,將南北朝對峙線,推進到了黃河流域,其間,可能成為北魏競爭對手的後秦與南燕等都被劉裕擊滅,而華北地帶未被消滅者,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到削弱,或被牽制,所以拓跋部能夠復國成功,甚至發展到後來的局部統一局面,南朝的貢獻亦不可忽視。閻步克先生雲,南北朝亂局的出口在北朝,可若能將南朝的寒族軍人勢力的政治作為與拓跋部等崛起結合在一起考慮,或許會得出更經得住推敲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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