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52期，原文標題《張立憲和他的<讀庫>十四年》，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做《讀庫》是張立憲迄今為止的人生中唯一一次主動做出的選擇，沒想到，一做就是14年。14年前，他寫下：「做一本符合自己理想的書，一本有閱讀價值和保留價值的書。」14年後，在各種電子設備大行其道、紙書式微的當下，他仍然「固執」地探索著紙書的新可能。
文/李秀莉
第六次搬遷
那天下午見到張立憲時，已經是《來自讀庫的求助》發出後的一個多月。新的倉庫選址已基本確定，剩下一大堆細節工作要落實。張立憲告訴我，搬遷決定太突然，來不及重新建一個，現成的倉庫需要考慮消防驗收、租期長短、卸貨平台的高度等細碎繁瑣的問題。此前本已看好的一家，在顧問介入核算時發現消防改造成本過高，不得不放棄，重新尋找。
眼前這位《讀庫》14年的主理人剛過完50歲生日不久，一張自嘲長得像「社論」的臉上已有幾道不加掩飾的皺紋，古人口中所謂知天命的年紀了，麻煩卻一點沒少。
11月4日，《讀庫》在網上發布《來自讀庫的求助》一文，稱因不可抗拒的因素，目前位於北京郊區的《讀庫》庫房面臨搬遷。為順利完成騰挪轉移並籌得一筆搬遷資金，希望讀者將自己的書房變成《讀庫》的庫房。這是張立憲面臨的第六次庫房搬遷。2006年剛創立《讀庫》時，家就是倉庫，後來有了正式的庫房，幾次易址，從三環外一路到六環外。這一次，長途跋涉離開北京。
文章發出後，經姚晨、路金波、陳曉卿等人轉發，很快點燃網絡。當日，《讀庫》公眾號的閱讀量50多萬，微博閱讀量2000多萬，後台留言2000多條。有讀者打來電話，向張立憲表達借錢之意，相熟的朋友直接轉帳給他。還有人拿出全部的私房錢，告訴張立憲「隨時調用」。一些公益機構找上門，提出若有現成的公益活動，願意先為《讀庫》提供資金再由《讀庫》慢慢供書。關於庫房的線索如「雪花般飛來，網店的訂單雪崩式增長」。當天的營業額是平時的四五十倍。
即使已經做好心理準備，過於洶湧的支持者還是超出張立憲的預期，當天中午12點多，張立憲只好補發一篇說明，調侃這次的庫房搬遷難度係數「僅列第六」，請大家按需購買。並拒絕接受直接捐款和借款。這樣的熱情張立憲經歷過不止一次。2008年，四川地震，《讀庫》發起捐助，一時間幾十萬元善款在沒有任何第三方監督的情況下從四面八方匯集到張立憲的個人帳戶，甚至驚動警方上門調查。2012年北京「7·21」大水淹沒《讀庫》的一個倉庫，讀者和朋友也像這次一樣，主動發來問候。
很難分得清人們的熱情支持是因為《讀庫》品牌還是張立憲個人的魅力，或許這樣說更準確：因為張立憲主持下的《讀庫》。張立憲有個更廣為人知的外號「老六」。博客、論壇盛行的那些年，老六憑藉「六股文」——一種獨創的碎片式文體吸引一大批文藝青年追隨者。老六參演過電影，早年間還擔任西祠胡同「飯局通知」的版主，這個平台聚集了大批北京媒體工作者和文藝知識分子，包括我們熟知的陳曉卿、柴靜、劉建宏、史航等，早些年不少人就順著這批人的微博、博客找到《讀庫》成為讀者。每年的《讀庫》年會，人們依然習慣稱呼張立憲為六哥，今年的年會，一位讀者稱經歷過曾是「六哥的迷妹」的階段。也有年輕的讀者，開始喊六叔。
「體制的勝利」
2005年9月5日晚間，張立憲坐在石家莊到北京的大巴上。中途起霧，到達北京已是晚上11點多。他沒有找地方吃飯，而是直接躺到床上，夜不能寐。那一夜，一個問題始終折磨著他：自己究竟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自1997年和太太來北京成為北漂一族後，張立憲換過幾家單位，報社、雜誌社、網站、電視台等各個工種各種形態的媒體都經歷過。雖然每一份工作都做得很快樂，但回首過往，他發現自己一直以來都是被動接起別人投來的橄欖枝。彼時的張立憲已經36歲，在結束最後一份工作時，他暗下決心從此以後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工作。經過幾天的思考，答案逐漸清晰，「做一本符合自己理想的書，一本有閱讀價值和保留價值的書」。後來，他形容這幾天的自己「就像落第後的洪秀全一樣，陷入一種迷狂狀態」。
《讀庫》的藍圖在這幾天確定下來。在張立憲的構想里，它應該是一套兩個月出一本的叢書，一年正好六本，內容定位在5000字到5萬字之間的中篇讀本，非學術、非虛構。採用MOOK（介於書與雜誌之間）的形式。這樣的出版形態，《讀庫》既不是開先例者，也不是終結者。在此之前已有《經濟學家茶座》《歷史學家茶座》，在此之後，韓寒的《獨唱團》、安妮寶貝的《大方》、單向街的《單讀》等也都屬此列。
樣刊之後，2006年初，第一期《讀庫》正式上線，在這期雜誌中，《非著名相聲演員郭德綱》是由作家東東槍操作半年，和郭德綱對談十幾個小時，采遍他周圍人物後寫就的成果。操作這個選題時，郭德綱的相聲還只限於小範圍流傳。待到文章刊出，此人已經紅到發紫，東東槍的文章珍貴地呈現了他出名前的一些採訪狀態。
第一期《讀庫》印製1.2萬本。
「從一開始《讀庫》就沒有窘迫。」張立憲告訴我，雖然有時資金出現斷流，缺口也很少超過10萬元，找朋友借點錢即可挨過去。後來意識到自己是在經商，所以找朋友借錢時，他會明確告訴對方支付利息。最初的兩年，張立憲一邊去網站打工，一邊將掙來的錢貼補《讀庫》開支。
剛開始，張立憲還是希望做傳統的分銷模式，讓大家樂意去書店、當當網、卓越網買。第一期《讀庫》出來後，更大比例的銷售在其他渠道完成。然而很快傳統銷售模式的弊端出現，渠道商會壓貨款，導致書賣出去，錢收不回來。張立憲還為此打過官司。再加上電商打折造成價格混亂，最後賣不了的書退回來造成較大損耗，張立憲萌生了退出傳統圖書渠道的想法。
「再加上這時候網購的習慣已經開始興起。」張立憲觀察，2005年年底《讀庫》開始試刊時，雖然大部分的訂單都來自郵局匯款或網銀，有淘寶帳戶的人很少，支付寶、微信也都還沒有，但是一個很明顯的現象是，城市的快遞員開始增多。「一開始我拎著這些印刷品郵包去郵局發貨，慢慢地有快遞公司直接找上門來，要為我代發。這個月的代發郵費可能只有3000塊，到下個月尖峰時段一天就是3000塊錢。所以我當時的判斷就是，未來城市的大街小巷跑的都是快遞員。」
2008年，張立憲開通淘寶店鋪和支付寶帳戶。那是2月的某一天，他一邊上傳寶貝就一邊有人在下單了。「客流很自然地在網店聚攏，我就知道這個趨勢已經存在。」此後，《讀庫》開始嘗試雙軌制，一部分書籍繞開渠道商直接賣給讀者。2012年，張立憲拿《讀庫》出版的一本小詩集做直銷試驗。詩集出自一位不知名年輕詩人之手，兩年過去，共賣掉1.2萬本。銷量超過傳統渠道上的同等同類書籍。又用幾年時間，張立憲收回所有的供貨渠道，選擇把書直接賣給讀者。「那時候《讀庫》也比較小，產品也少，對它的銷售預期也沒有那麼大，所以就比較好轉身、好調頭，業務模塊比較好建立。」張立憲說。
張立憲稱這種轉變為「體制的勝利」。他講過一個故事，有一次和一家出版社的幾位同行碰頭，張立憲送給他們一本《讀庫》自己做的書《我的一生》，一位編輯很喜歡，問社長他們正在做的一本書能不能也用這種方式。社長說做不了。「這是什麼意思呢？不說《我的一生》封面需要三接頭的圓脊布面精裝，單說那個書盒，它的物理成本是五塊錢。在傳統的圖書定價體系中，我們就按六折往外發貨，如果成本增加五元，定價就會被放大到十塊到十五塊，就因為這個書盒，就要讓書的定價漲出一二十塊錢，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就弱了許多。但是在我們的直銷平台上，五塊錢就是五塊錢，我就提高五塊錢的定價就可以了。所以我們這本書的定價是56元，還包括物流費用。」張立憲說，大家都是同行，那位社長一眼看出這個問題的關竅在哪裡。那一刻他的內心感到一絲小得意。「我們現在活得還不錯，這個不錯不是靠我多麼能熬夜，也不是靠我多聰明，比別人更會編稿子，靠的正是我們現在建立起來的這種業務模塊、生態環境，所謂體制的勝利。我覺得這個可能是關鍵。」
《讀庫》至今沒有融過資，只有張立憲和太太兩個人在負責，掙來的錢不需要向誰匯報，也沒有分紅的壓力。早年間，張立憲包攬一本書的策劃、組稿、編稿、設計、印刷、宣傳、發行等幾乎所有環節。後來隊伍逐漸壯大，增加到60多人，《讀庫》不再是一個人的面貌。這時候張立憲經常要面對的問題是，《讀庫》怎麼去老六化？言外之意，沒有張立憲的《讀庫》能不能辦下去？採訪時，我也把這個問題拋給了他。張立憲表現得很坦然，「如果說《讀庫》呈現的是張立憲的編輯理念和審美、張立憲對文章的理解，我覺得一點都不過分，我也需要為這樣的一個品牌負責」。但他也清楚，代表《讀庫》被人夸的同時，「被人罵也是我的責任」。至於退休以後的事情，「也許同事們還會接著做，但可能就是按照他們的面貌來做，我也沒有能力掌控它」。
求助信發出一周後，鼓樓西劇場的《讀庫》年會，白岩松問張立憲這麼多年是否還是當初創業者的心態。張立憲是這樣回復的：「對我來說，《讀庫》這十幾年來，確是每時每刻都在創業，不斷檢討、警醒、反思，非常勤奮地要求自己。但一點都不苦，反倒是一個很享樂的過程，因為在這裡頭我得到了太多太多，也找到了我自己。就像我現在還攢著2000多條留言沒捨得看，擁有這麼多財富的有幾個人呢？」
「要讓書更像書」
張立憲生於1968年，經歷過典型的「六八式」成長，是所謂「生於60年代，在80年代經歷青春，在90年代討生活，在本世紀負責任」的一代。那些青春飛揚、嗜書如命的歲月被張立憲寫在自己的《閃開，讓我歌唱八十年代》一書中。他猶記得，認字是從一本叫《民兵訓練手冊》的讀物開始，第一頁是「提高警惕，保衛祖國」。上小學時，父親會在新帶回來的連環畫上為他標註不認識的字的拼音。
1987年，他踏入大學校門，第一件事就是制訂雄心勃勃的成才計劃——通讀《魯迅全集》（後來由於計劃過於艱巨，並沒有執行下去）。畢業後回石家莊工作，飯後和朋友們一人一大桶可樂，悠閒快樂地聚眾讀書。90年代，中華書局20冊一套的《資治通鑑》是58.2元，精裝的《劍橋中國史》100多元，《中國人史綱》兩本一套8.45元，兩本《伊加利亞旅行記》3元。漲工資後最開心的事就是可以去書店把它們全抱回來。1997年他和太太一起去北京漂泊，住過地下室、合租屋、朋友辦公室，那段時間，張立憲時常感到自己像玩具風箏在空中飄來飄去。2000年，將老家所有的書裝在60個超級大紙箱裡運來北京的家時，張立憲感到「書來了，家才家」。
對書的態度是伴隨著時代氛圍變化的。過去除了讀書也沒有別的更多的事情可做，所以「只要有一張紙上印著字，每個字恨不得要去看很多遍」。到今天，讀書已變成「林林總總的文化消費方式中的一種」。張立憲覺得，不應再把書說得那麼神聖化、儀式化，甚至排他化。經常有讀者問張立憲能不能提供《讀庫》書中的某些照片的電子版，因為很喜歡，想把它們列印出來掛在牆上。電子版無法提供，何不把那一頁裁下來？很多讀者說不捨得，「我說你看一本書也才幾十塊錢，你就買一個畫框，畫框的錢都比這本書要貴。況且剩下的書還在。但大家就沒有這個概念」。
張立憲試圖傳遞這個概念，先從外觀上降低閱讀的儀式感。2016年，《讀庫》改版，刪繁就簡。版面變小、厚度增加、紙張變輕，去掉瑣碎的腰封、塑封（後來為降低運輸中的損耗，塑封又加上了）、外封乃至勒口，剔除書里附帶的書籤、卡片等，做了10年的藏書票直接印在裡面。「簡」不等於偷懶，張立憲對細節有著近乎苛刻的標準，比如，印刷用紙分紋路，書頁裝訂起來，順紋，書就很容易攤開，否則就容易往回彈，跟讀者的手較勁。張立憲很早意識到這個問題，所有的紙張都按順紋紙的標準去找。
近幾年，張立憲開始探索文庫本形式，這是一種小開本、平裝、價格略低於單行本的圖書裝幀形式，內容包羅萬象，在日本頗為流行，承擔過「大眾教育」「學藝普及」的歷史重任。徐辰的《教養之託付：日本文庫本淵源》一書對這類書籍在日本的發展歷程有過詳細記述。中國的文庫本還沒有明確的標準，為找到適合人的手感，也適合中文印在上面的文庫本（有的外版小開本只適合英文或者豎排的日文），只能一本本去試，在幾毫米之間作調整。張立憲拿給我看一本已做好的文庫本，只有手掌那麼大，攤開來紙張紋路順暢，手感輕盈。
書做得小，內容也「小」。按主持人白岩松的說法，《讀庫》「不是上來就宏大，但它可以把很多的小非常扎紮實實地展現出來」。《讀庫》編選的文章，有社交障礙的夫妻如何帶著有心理問題的孩子去鄉下生活；有做漆器的工藝美術大師如何把一件器物做得「漂亮」；有講述GPS的前世今生；還有人類如何與各種傳染病搏鬥幾百年的故事。張立憲對「小」有自己的理解。「我們看《盜夢空間》這部電影。一個造夢師很容易造出一個城市來，也很容易造出車水馬龍的大街小巷，但我想他很難造出這條大街上的一棟大樓里的一套房子裡的一間臥室里的一個抽屜里的一封情書。我們就來關注這封情書，看清這封情書上的每一個字。」張立憲在一次《讀庫》的年會上說。
這一年，張立憲的周末時間經常是帶著孩子逛商場，商場有很多書店，張立憲邊看邊分析，什麼書好賣、什麼書已經出得太多、什麼書是稀缺的。一圈圈轉下來，他的思路逐漸清晰，權謀術、征服史、成功學這類講述「全世界各個國家歷史上那些不體面的人是怎麼做的」書已經賣得足夠多，這些是《讀庫》不要做的。要做什麼呢？今年春天在一次長長的旅途中，他把自己的想法用手機記錄下來，排在前三的詞是：奠基、建設、重生。他希望將那些「不以消滅人、征服人為快樂的故事」講述出來，將有關奠基、建設、重生主題的書以文庫本的形式做出來。
有些已經在做。不久前，《讀庫》推出一套「醫學大神」系列文庫本，90多萬字，14本，講述14位為人類醫學做出過巨大貢獻的人物。去年，《讀庫》推出一套有關建築史的書，作者說要寫20年。「只要死神沒有追上我，《讀庫》還活著，就做下去。」張立憲說。有些開始於更早之前。2006年，《讀庫》剛成立不久，張立憲就開始張羅京劇名家張火丁的攝影集。2010年，第一本攝影集《青衣張火丁》問世，此後至今，近10年，拍攝仍在繼續。
前些日子，張立憲的父親去世，朋友們一起為父親守靈，聊天時翻出一本小冊子，裡面記錄了村子裡每一個家庭的成員關係，是父親生前編寫的。張立憲清楚，小冊子沒有出版價值，出了村子沒人感興趣。即使一些人當時用手機拍下關於自己家庭的部分，他們也會轉身遺忘，不會再看那些照片。「父親沒有機會成為出版人，而我有機會從事這個行業，做出版。」張立憲原來想的是，「如何把書做得像一本書」。這兩年，尤其看到父親的小冊子之後，理念變了，「要讓書更像書」，「所謂的艱澀、所謂的冷僻，也不再顧慮，就這麼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