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人說，蘇軾的困境，來自小人的包圍。
所以，蘇軾要」突圍」。
這固然不假，在蘇軾的政治生涯里，從來沒有擺脫過小人的圍困。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殘存的《文官圖》泥質壁畫上，宋代官像的樣貌，比戲曲舞台上更加真實。在歷朝歷代，官場都是培養小人的溫床，不僅蘇軾，像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這些中央領導，也都不能擺脫小人的糾纏。指望官員都是正人君子,未免太不切實際了，而將蘇軾仕途的枯榮歸因於他人的道德，不能算錯，但至少是不完整的，甚至失之膚淺。
實際上，奠定了蘇軾一生政治悲劇的，非但不是小人，相反是一位高士。
那就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敵───王安石。
蘇軾與王安石的衝突，似乎是命中注定。
他們誰也躲不開。
當時的宋朝，雖承平日久，外表華麗，但內部的潰爛，早已成了定局。早在十多年前，王安石就曾寫下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痛陳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經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正是這紙萬言書，一舉奠定了王安石後來的政治地位。
宋神宗趙頊是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即位的，第二年改年號為熙寧元年。四月里的一個早晨，宋神宗召請王安石入朝。那個早上，汴京的宮殿像往常一樣安靜，46歲的王安石踩著在夜裡飄進宮牆的飛花，腳下發出窸窸窣窣的聲響。我猜想，那時的王安石，表情沉靜似水，內心一定波瀾起伏，因為大宋王朝的命運，就將在這個早上發生轉折。他儘可能維持著均勻的步點，穿越巨大的宮殿廣場，走進垂拱殿時，額頭已經漾起一層微汗。在空蕩的大殿中站定，跪叩之後，仰頭與宋神宗年輕清激的目光相遇。那一年，宋神宗19歲 ，莊嚴華麗的龍袍掩不住他身體里的慾望與衝動。
他問王安石：「朕治理天下,先從哪裡入手?」
王安石神色不亂，答曰：「選擇治術為先。」
宋神宗問：「卿以為唐太宗如何?」
王安石答：「陛下當法堯舜，唐太宗又算得了什麼呢？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只是後來的效法者不了解這些，以為高不可及罷了。」
宋神宗說：「你是在責備朕了，不過，朕捫心自問，不願辜負卿意，卿可全力輔佐朕，你我君臣同濟此道。」
自那一天起，年輕的宋神宗就把所有的信任給了王安石，幾乎要免了所有的反對派，包括呂公著、程顥、楊繪、劉摯等。於是有了歷史上著名的「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
二
王安石是一位高調的理想主義者，日本講壇社出版的《中國的歷史》稱他為「偉大的改革設計師」，並評價「王安石變法」是「滴水不漏的嚴密的制度設計」，認為「其基礎是對於《周禮》等儒教經典的獨到的深刻理解。在以相傳為周代的各種政治制度和財政機構為模範的基礎上，他結台宋代的社會現實構築的各種新法，是唐宋變革期最為華麗的改革。」還說：「如果新法政策能夠得到長久繼承，那我們是否可以想像，中國社會也可能同西洋的歷史一樣，就那樣順勢跨入近代社會。
王安石的書法，在宋徽宗時代就入了宮廷收藏。《宣和書譜》形容他的書法「美而不夭饒，秀而不枯瘁，自是一世翰墨之英雄」。這份自信與強健，正與他本人一樣。他的字，今天所存甚少。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卷，叫《過從帖)(即《奏見帖》）；上海博物館也有一卷，叫《首楞嚴經旨要》，只不過寫這字時，他已歸隱鐘山。
蘇軾初出茅廬(官居判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 ，卻站在反對王安石的行列里。他不是反對變法，而是反對王安石的急躁冒進和黨同伐異。《宋史》說王安石「果於自用" 。他的這份剛愎,不僅在於他不聽反對意見，不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更在於他不屑於從「慶曆新政」的失敗中汲取教訓，甚至范仲淹當年曾想辦一所學校，以培養改革幹部，這樣的想法，王安石都沒有，王安石的過度自信，由此可見。因此，他領導的改革，就註定不會比范仲淹領導的「慶曆新政」有更好的結果。蘇軾知道，無論多麼優美的紙上設計，在這塊土地上都會變得醜陋不堪——惠及貧苦農民的「青苗法」，終於變成盤剝農民的手段，而募役法，本意是讓百姓以賦稅代兵役，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但在實際操作中，又為各級官吏搜刮民財提供了堂皇的藉口，每人每戶出錢的多寡，根本沒有客觀的標準，而全憑地方官吏一句話。王安石心目中的美意良法，等於把血淋淋的割肉刀，遞到各級貪官污吏的手中。
蘇軾深知這變法帶來的惡果。但此時的宋神宗，面對一個墨守成規、不思進取的朝局，急於做出改變，他對文彥博說：「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宋神宗的急切、王安石的獨斷，讓關心政局的蘇軾陷入深深的憂慮。
蘇軾敏銳地意識到，目今正是一個危險而黑暗的時代。那時的他，縱然有宋神宗賞識，卻畢竟人微言輕。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是個任性的人，明知是以卵擊石，卻仍忍不住要發聲。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天子御試，不考詩賦，專考策論，目的是廣徵言路。那次考試，蘇軾是考官，呂惠卿是主考官。然而當時的舉子，別的沒有學會，迎合上級卻已是行家裡手，他們知道當朝皇帝和宰相都是主張變法的，所以在考卷中，他們個個聲言變法的偉大，以媚時君。最出格的，要數一個名叫葉祖洽的邵武考生，他在策略中說： 「祖宗法度,苟且因循，陛下當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蘇軾、宋敏求兩位考官都主張將此卷黜落，沒想到主考官昌惠卿，將葉祖洽的馬屁考卷擢為第一。
這讓蘇軾大為光火，上書警告皇上說： 「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
說過這些話，蘇軾還沒有過癮，索性借用這一次的考題，寫了一篇《擬進士對御試策》 ,一針見血地指出：
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
宋神宗聲色不動，不滿20歲，就已經有了帝王的風範，沉穩而不驕矜。他把蘇軾的策論交給王安石。王安石看了，說，蘇軾才華很高，但路子不正，因為在官場上不能如意，才會發表這樣的歪理邪說。
宋神宗還是有主見的。放下蘇軾的上書，他決定立刻召見蘇軾。
那是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正月。
垂拱殿里，他第一次見到傳說中的蘇軾。
那一年，蘇軾34歲。
宋神宗說： 「朝廷變法，得失安在？哪怕是朕個人的過失，你也可坦白指陳，無須避諱。」
蘇軾深知自己人微言輕，但皇帝的此次召見，說明他的上疏正在發生作用，或許，這是扭轉帝國危局的一次機會。所以,他絲毫沒有準備閃躲。他說： 「陛下有天縱之才，文武兼備，然而當下改革，不怕不明智，不怕不勤政，不怕不決斷，只怕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所以，還以從容一些、安靜一些為好，觀察效果之後，再作處置。」
宋神宗聽後，陷入長久的沉默。
蘇軾進一步說： 「一切政治制度和法律的變革，都應該因應時勢而逐漸推行。生活與風俗變化於先，法律制度革新於後。宛如江河流轉，假如用強力來控制它，只能適得其反。」
那一次，面對神宗，蘇軾說出了憋悶已久的話。他說得痛快，宋神宗靜靜地聆聽著，一直沒有打斷他。等蘇軾說完，宋神宗才略微沉吟了一下，表情溫和地說：「卿之言論，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之官員，皆當為朕深思治亂，不要有所隱瞞。」
宋神宗的召見，讓蘇軾看到了希望。他難以抑制自己的興奮。他把這件事說給朋友聽。但他還是太年輕，太缺乏城府，如此重大的事件，怎能向他人述說?宋神宗召見蘇軾，就這樣被他自己走漏了風聲，而且，這風聲必然會傳到王安石的耳朵里，讓他有所警覺，有所準備。
召見蘇軾後，宋神宗也的確感覺蘇軾是個人才，有意起用他，作起居注官。那是一個幾乎與皇帝朝夕相處的職位，對皇帝的影響，也會更大。但王安石早有準備，才阻此事成功，任命蘇軾到開封府，做了推官，希望這些吃喝拉撒的行政事務，捆住蘇軾的手腳。
但蘇軾沒有忘記帝國的危機。二月里，蘇軾寫了長達三千四百餘字的《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後來對好友，也是歐陽修的門生晁端彥說： 「我性不忍事，心裡有話，如食中有蠅,非吐不可。」
他的命運，也因此急轉直下。
三
王安石就在這種近乎亢奮而緊張的心情中，登上了帝國政治的巔峰。就在王安石出任相職的第二年，他的老師歐陽修就掛靴而去，退隱林泉了。歐陽修的另一位弟子曾鞏則被貶至越州擔任通判小職。司馬光也向朝廷遞交了辭呈，去專心從事寫作，為我們留下一部浩瀚的歷史巨著《資治通鑑》。
范鎮也辭職了，他在辭職書上憤然寫下這樣的話： 「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宋神宗在早朝時把這話交給王安石看，王安石氣得臉色煞白，手不住地顫抖。
王安石放眼望去，御史部門的同事，只剩下了曾布和呂惠卿這兩個馬屁蟲。帝國的行政中樞，很快成了王安石的獨角戲。當時的人們用「生老病死」形容中書省，即：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粥病，唐介死。正人君子們退出政壇以後，這個壇自然就被投機小人們填滿了，從此在帝國政壇上橫行無忌。這些人,包括呂惠卿、曾布、舒亶、鄧綰、李定等。
王安石火線提拔的這些幹部，後來無一例外地進入了《宋史》中的佞臣榜。
蘇軾不會想到，自己的才華與政績，終究還是給朝廷上的小人們提供了合作的理由。沈括對蘇軾的才華始終懷有深深的嫉妒，李定則看不慣地方百姓對蘇軾的擁戴，尤其蘇軾在離開徐州時，百姓遮道攔馬，流淚追送數十里，更令李定妒火中燒。當然，他們的兇狠里，還包含著對蘇軾的恐懼，他才華增熠，名滿天下，又深得皇帝賞識，說不定哪天會得到重用，把持朝廷，因此，必須先下手為強。
罪名，當然是「譏訕朝政」。蘇軾口無遮攔，這是他唯一的軟肋。
當沈括到杭州見蘇軾的時候，蘇軾絲毫不會想到，這位舊交，竟然是「烏台詩案」的始作俑者。
也是在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七月里，蘇軾帶著家眷，到杭州任通判。杭州的湖光山色、清風池館,使蘇軾糾結的心舒展了許多。然而,在江南扯不斷的梅雨里，在鷺鷥驚飛的空寂里，他還是聽到了百姓的哀怨與痛哭。
那個寫出《夢溪筆談》的沈括，就在這個時候來到蘇軾身邊，表面上與蘇軾暢敘舊情誼，實際上是來做臥底的。他要騙取蘇軾的信任，然後搜集對蘇軾不利的證據。天真的蘇軾，怎知人心險惡，沈括自然很容易就得逞了。他拿走了蘇軾送給他的詩集，逐條批註，附在察訪報告里，上交給皇帝，告他「詞皆訕懟」。
蘇軾是在湖州知州任上被抓的。
官場潛規則，傾軋皆在暗處，霧裡看花，神龍見首不見尾，殺人不見血。這是一門學問，私塾里不教，科舉從來不考，但官場中人，個個身手非凡，只是蘇軾在這方面的情商，不及格。
何正臣率先在朝廷上發難，上書指責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繼而有舒亶緊隨其後，找出蘇軾的詩集，陷蘇軾於「大不敬」之罪，壓軸戲由御史中丞李定主唱，他給蘇軾定了四條「可廢之罪」，這臨門一腳，絕然要把蘇軾送上斷頭台。
歷史中所說的「烏台詩案"， 「烏台" ，就是御史台。它位於汴京城內東澄街上，與其他官衙一律面南背北不同，御史台的大門是向北開的，取陰殺之義，四周遍植柏樹，有數千鳥鴉在低空中迴旋，造成一種暗無天日的視覺效果，所以人們常把御史台稱作烏台，以顏色命名這個機構，直截了當地指明了它的黑暗本質。「詩」,當然是指蘇軾那些惹是生非的詩了。
用寫詩來反朝廷,這是一大發明。
「烏台詩案」，寫進了中國古代文字獄的歷史，它代表著變法的新黨與保守的舊黨之間的政治鬥爭，已經演變為朋黨之間的傾軋與報復。
但此時的蘇軾，還高坐無憂。有人偷偷告訴蘇軾，他的詩被檢舉揭發了，他先是一怔，然後不無調侃地說：「今後我的詩不愁皇帝看不到了。」
終於，御史台發出了逮捕蘇軾的命令。王洗事先得到消息，立刻派人火速趕往南都告知蘇轍，蘇轍又立刻派人奔向湖州，向蘇軾通風報信。沒想到帶著台卒奔向湖州的皇甫僎行動更快。他們倍道疾馳,其行如飛。幸而到潤州時，一路隨行的皇甫公子病了，蘇轍派的人，才在這場超級馬拉松中，稍早一步衝到了終點。
蘇軾從來人的口中得知了自己將要被捕的消息，他的內心一定被深深刺痛。但他並不知道自己罪名的輕重。皇甫僎帶著他的人馬到達州衙時，蘇軾惶然不知所措。他問通判： 「該穿什麼衣服出見? "通判說： 「現在還不知是什麼罪名，當然還是要穿官服出見。」
蘇軾於是穿上靴袍，秉笏與皇甫僎相對而立。那兩名台卒，一律白衣黑巾，站在兩邊，一副凶神惡煞的樣子。蘇軾說： 「臣知多方開罪朝廷，必屬死罪無疑，死不足惜，但請容臣歸與家人一別。」
皇甫僎說： 「不至如此嚴重。」
皇甫健嘴上這麼說，但他的做法卻很嚴重。他下令手下台卒，用繩子把蘇軾捆起來，推揉出門。
目擊者形容蘇軾當時的場面時說： 「頃刻之間，拉一知州,如驅犬雞。」
家人趕來，號啕大哭，湖州城的百姓也在路邊流淚。
只有兒子蘇邁，跟在他們身後，徒步相隨。
四
根據蘇軾後來在詩中的記述，他在御史台的監獄，實際上就是一口百尺深井，面積不大，一伸手，就可觸到它粗糙的牆壁，他只能蜷起身，坐在它的底部，視線只能向上，遙望那方高高在上的天窗。這是一種非人的身體虐待，更是一種精神的折磨。將近一千年後，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看到了結構相同的監獄。
他終於知道了大宋政壇的深淺。那深度，就是牢獄的深度。黑暗、陡峭、寒冷。
蘇軾就這樣被「雙規」了，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交代「問題」，與此相伴的，是殘酷的審問，還有獄卒們的侮辱。
他把提前準備好的青金丹埋在土裡，以備有朝一日，必須面對死亡時，毫不猶豫地了斷今生。
兒子蘇邁，每天都到獄中為蘇軾送飯。由於二人不能見面交流，因此之前約定：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決的壞消息，就改為送魚，以便有個心理準備。蘇邁很快花光了盤纏，他決定暫時離開汴京，去朋友那裡借錢，就托一個朋友代為送飯，情急之下，他忘了向朋友交待這個約定的秘密。而不知情的朋友，恰好給蘇軾送去了一條熏魚。乍見食盒裡的熏魚，蘇軾臉色驟然一變。
他給自己最牽掛的弟弟寫了兩首詩，偷偷交給一個名叫梁成的好心獄卒，讓他轉交給蘇轍。
梁成說： 「學士必不致如此。
蘇軾說： 「假使我萬一獲免，則無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詩不能送到，則死不瞑目矣。」
梁成只好接了下來。
其中一首寫：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
與君今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然後,他又坐到黑暗裡，一動不動。
長夜裡。他破繭為蝶。
御史台的那些小人們，原本是要置蘇軾於死地的。副相王珪再三向皇帝表白： 「蘇軾有謀反之意。"李定上書說，對蘇就要「特行廢絕，以釋天下之惑」。舒亶更是喪心病狂，認為不僅牽連入案的王詵、王鞏罪不容赦，連收受蘇軾譏諷文字而不主動向朝廷匯報的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三十多人也都該殺頭。
然而，在這生死之際，挺身為蘇軾說情的人更多。取代了王安石的當朝宰相吳充上朝說： 「魏武帝(曹操)這樣一個多疑之人，尚能容忍當眾擊鼓罵曹的禰衡，陛下您為什麼就不能容忍一個寫詩的蘇軾呢?"
太皇太后病勢沉重，宋神宗要大赦天下為太皇太后求壽，太皇太后說： 「不須赦天下兇惡，但放了蘇軾就夠了。」
連蘇軾的政治對手、此時已然退隱金陵的王安石都上書皇帝，說： 「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 」
對於這些，蘇軾毫不知情。他在牢獄裡不知挨過了多少個夜晚，也只能透過牆壁上薄薄的光線，來感受白晝的降臨。有一天，暮鼓已經敲過，隱隱中，一個陌生人來到他的牢房，一句話也不說，只在地上扔了一隻小箱子，然後就在他身邊躺下，枕在小箱子上，睡著了。第二天醒來時，他終於開口了，對蘇軾說： 「恭喜，恭喜! 」蘇軾把身子翻過來，面對他，疑惑地問：「什麼意思? "
那人只微笑了一下，說聲：「安心熟寢就好! "
然後就爬起身，背起小箱子，走了。很久以後，蘇軾才明白，那是皇帝派來觀察蘇軾動靜的，看他是否懷有怨懟不臣之心。他發現蘇軾在獄中吃得飽，睡得香，酬聲如雷，就知道蘇軾的心裡沒有鬼。他本來就捨不得殺蘇軾，於是對大臣們說： 「朕早就知道蘇軾於心無愧! 」
十二月二十八這天，朝廷的判決終於降臨：蘇軾貶官黃州，作團練副使，不准擅離黃州，不得簽署公文。駙馬都尉王詵，身為皇親國戚，與蘇軾來往密切，收受蘇軾譏諷朝廷的詩詞書札也最多，而且在案發後向蘇軾通風報信，因此被削除一切官職爵位；蘇轍受到連累，被貶官筠州；蘇軾的朋友王鞏也遠謫賓州。收受蘇軾譏諷朝廷的詩詞書信而不主動舉報的張方平等罰銅三十斤，司馬光、黃庭堅、范鎮等十幾位朋友，都被罰銅二十斤。
在宋代，罰銅是對官員獲罪的一項處罰，當年蘇軾在風翔通判任上，就曾因為沒有參加知州舉辦的官場晚宴，而被罰銅八斤。
獄卒梁成從自己的枕頭裡把蘇軾寫給弟弟蘇轍的絕命詩翻找出來，交還給蘇軾時，他說： 「還學士此詩。」蘇軾把詩稿輕輕放在案子上，目光卻迴避著上面的文字，不忍再看。
蘇軾踏著殘雪走出監獄，是在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舊曆除夕之前。他的衣袍早已破舊不堪，在雪地的映襯下更顯寒愴。他覺得自己就像一滴污漬，要被陽光曬化了。儘管那只是冬日裡的殘陽，但他仍然感到溫暖和嬌媚。
到那一天，他已在這裡被折磨了整整一百三十天。
出獄當天，他又寫了兩首詩，其中一首寫道：
平生文字為吾累，
此去聲名不厭低。
塞上縱歸他日馬，
城東不鬥少年雞。
「少年雞」，指的是唐代長安城裡的鬥雞高手賈昌，少年時因鬥雞而得到大唐天子的喜愛，實際上是暗罵朝廷里的諂媚小人，假如被嗅覺很靈的御史們聞出味兒來，又可以上綱上線了。寫罷，蘇軾擲筆大笑： 「我真是不可救藥!"
摘自祝勇《在故宮裡尋找蘇東坡》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