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在古代世界的民主實踐中，真正起到平衡閥作用、防止權力壟斷的，是抽籤機制，而非票選機制。這一點從古希臘、古羅馬時代就是如此，而到了中世紀的義大利城邦，抽籤制度對於維持公平的作用，在無數次內政外戰的過程中被放大，這一過程足以一次次證明 ，在維持人才選拔的公平方面，其實抽籤不比選舉、考試的作用小。這也應徵了一句古話：凡事勿過度。

一、從一片混沌到貴族制：義大利城邦誕生的歷史背景

在古代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義大利的政治版圖十分分裂，拜占庭帝國、神聖羅馬帝國、教廷與阿拉伯人等入侵者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角逐。亂世中，很多古代義大利城鎮遭到打擊或者衰敗，只剩下一些由主教統治的主教城市，或者由古代羅馬遺民居住的遺民城市，比如威尼斯。到了11世紀中葉，義大利城邦的政治版圖已經基本穩定下來，南部是由諾曼人統治希臘人和阿拉伯人的西西里諾曼王國，在政體上相對集權，在中部是教皇國，在北部是神聖羅馬帝國、羅馬教廷和地方勢力爭奪生存空間。

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義大利北部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自治公社，其中的大公社最後發展成為了實際上的城鎮，到了1300年左右，超過了2萬人的城鎮一共在26個，而到了15世紀，經過一番兼并和擴張之後，只剩下了米蘭、威尼斯、佛羅倫斯等城實體城邦。

在早期城邦形成的過程中，內鬥外戰十分激烈：僅在1190-1250年間，各城邦就發生了大大小小1465場內戰。類似於古希臘的小城邦，這些城邦大都以城市為中心，然後由有一定任期的執政官統治。也是類似於古希臘的政體演變，早期的執政官是公民民選直接產生的，到了後來，執政官不再由民眾直接開大會推舉，而是靠前任的執政委員會來推舉。因為世襲和執政經驗的因素破壞了選舉的公正性，所以一些世襲的執政家族開始大量出現，家族因素開始影響城邦內政。

而且階級分化導致的是持續的城市內戰：很多義大利城市裡都有高塔，這些建築物最早就是為了方便貴族家族們監視敵對家族建立的。

二、民治還是貴族統治：公民和貴族的權利之爭

因為貴族家庭內鬥的頻繁出現，所以到了12-13世紀，很多義大利城邦出現了督政官公社，即各大家族引進一個出身外邦貴族的督政官，凌駕於各大家族之上進行任期制的統治，而相應的，傳統的全體公民大會則遭到了廢除，城邦出現了主要由貴族構成的大議會。但是督政官很快也參與到了各種內戰之中，反而加劇了城邦內部的大小矛盾，他們經常成為城邦大貴族的傀儡，可謂使得其反。

在督政官政體過後，行會公民階層開始崛起。在13世紀，由於各大城邦借力於十字軍東征和亞非歐三洲洲際貿易，各邦經濟發達，人民生活富足，文化教育水平紀在整個西歐都是很高的，所以在工商業發達的義大利城邦國家，熟練工匠、師傅、醫生、教師、銀行家、航運商等有產平民開始崛起，他們開始要求平民獲得更多的議會席位，在政治活動中獲得更大的話語權。到了後來，每個城把都有十幾個乃至幾十個行會工坊，每個行會都有自己的小頭目，決策機構以及相關的領袖，儼然如同一個個微型的共和國。

由於行會組織無法通過合法的法律或者政治手段在內鬥中取勝，於是缺乏對應政治權利的有產公民開始組織起武裝自衛的武裝名團，各個城邦十幾個民團的隊長是民兵隊長，與貴族的督政官類似，民兵隊長也必須出身外邦，以免和本地勢力產生瓜葛，並能在貴族和平民勢力發生衝突後，公正地協調二者的關係。

除了組建民團，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人民開始組織與貴族全套相仿的政治制度：人民委員會，對應貴族的立法機構。除了這些，財政官、傳令官、外交官乃至法庭官員，都出現了與貴族機構相仿的影子機構，通過暴力鬥爭，有的城市平民得到了城市主導權，比如博洛尼亞，或者有的城市被迫承認了平民的部分權威，出現了貴族和平民共治的局面。

當然，類似於古代雅典公民權，公民們在對貴族鬥爭的時候，一面向貴族要權利，一面限制窮人進入政壇，具體的方法也很類似，就是限制對公民身份進行財產、年限、居住時間、納稅時間的限制，從而將可以參政的公民數量維持在一定的小比例內。

但是到了14世紀，依託於小城邦制度的公民政治開始衰敗，原因是當時幾個主要的大城邦開始崛起，兼并了相對小的工商業城市，而且在城邦內部，由於空間和實際物質自由都十分有限，所以不同城市的平民實力差異較大，最後在那些偏內陸的城市裡，領主們率先崛起並反攻。而且平民的執政機構也是內鬥不斷，沒有從根本上斷絕腐敗和內戰，所以在厭倦了內鬥之後，能夠結束內戰的強大領主如同古希臘時代的僭主一樣，獲得了在一定時間內的絕對領導權，而在他去世之後，一般會有他的兒子、孫子即位，最後還有很多領主得到了教皇的認可，成為了當地真正的領主。就此，在14-15世紀之後，共和制度在義大利境內幾乎消失匿跡。

綜合起來看，雖然中世紀義大利城邦政府都設置了權利的輪流機制，但是從後世的總結來看，當時所有的城邦，都是僅有1%的人口在反覆統治。正是他們構成了執政官、執行委員會，還有執行委員會的顧問委員會，在規模上他們的總人口僅有200-600人左右，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官職。所以在當時，這種共和體制依舊是寡頭制的共和國。而且這種寡頭制度是被高度制度化的，而且比古代雅典和希臘城邦的城邦公民制度更加缺乏流動性。但是在貴族集團內部，官職的流通卻比較普遍，比如威尼斯共有約2000-3000人的貴族人口，而他們是大部分公務員的候選人，國家所需要的公務員只有800多人，而且公務員是在不斷輪換的，所以貴族們有很大的機會參與到國家管理中，因此貴族們是有很大的機會從政的。

三、抽籤+票選：威尼斯共和國的制度創新

對於這些小國而言，在統治權力已經集中於一小群統治家族的情況下，已經非常危險了，那麼應當如何向人民證明，自己的選官制度是可行的、能代表人民利益的呢？

為了避免統治權徹底落入一個人手中，當時16個義大利城邦共和國的選官制度中，大致有29中選官方式，其中有推選、票選與抽選。推舉和提名很容易玩弄貓膩，但是抽選卻是尊重機率的隨機性，所有人在隨機的機率面前，這樣才是最平等的，也許有的大家族可以多次中選，但是也存在弱小家族中籤的機率性，同時也會考慮到政權的流動性和權利的公平性、機會的均等性。

比如在抽選年輕的貴族進入大議會的時候，威尼斯人採用的辦法是一次只從20-25歲的年輕貴族中抽選30人左右，然後抽籤的金球和白球放在一個瓮里，所有參與抽籤者的名片卡放在另一個瓮里，由大公抽名片卡，然後請抽籤人隨機抽球，只有當抽籤人抽到金球的時候，他就有機會成為新的大議會成員，一般進入了大議會，就等於是半個官員了。

為了避免長期任職導致的壟斷官職，於是當時的選官制度是抽選+票選結合的辦法：先用抽票抽出候選人，然後再用投票的方式選出官員名單，兼顧了民心和隨機性原則。

其實在這一步中，對比現代西方國家政權選舉的票選原則，其實純粹的票選原則中，多數人都成為了少數精英的陪襯，多數人參與選舉，只是純粹的走了一個過場，迫於人際、人情和關係因素，票選會淪為假的票選、實際上的人為操作。但是如果將抽籤和票選結合起來，先用票選抽出候選人，然後再用票選的方式推舉最後的官職。

在具體的操作上，威尼斯人的做法是在所有監視官員的監視之下，在大廳中央立3個瓮，然後從左右兩個瓮中各抽120人、總共抽60個人參與選舉，然後再從60人中選出合適人選選官。在第一個環節開始前，先由抽籤童子將30個白球和30個金球倒入左側的罐子中，右側的罐子也是如法操作，在倒入罐子的時候，需要各自和罐子差不多高的小童將球倒入罐子，防止抽籤童子在其中玩巧，小童的身高需要和罐子一樣高，這樣中籤球在機率的分布上，就是隨機的正態分布；而且在抽籤時，他們還會在抽籤箱上蒙上一層隔板，這樣抽籤人就不會偷窺作弊了。而在第一輪抽到金球的60個幸運兒，就有機會進入第二輪，並以此類推，抽出最後確定當選的36人。在第一輪的兩個抽籤組中，如果發現兩個組中有來自同一家族的候選人，那麼也是需要錯開的。

而且，在現在的選舉中，會有一個明顯的拉票和選舉大戰的環節，這個額環節中的變量非常大；但是在威尼斯的制度中，從抽籤確定候選人，到投票確定最終上榜者，時間間隔非常短，這意味著被天意（隨機機率）選出的候選人無法進行拉票、賄選等操作。這樣，大議會考慮的就是選舉人的真才實學和實際技能，而不是受外界影響的人情因素了。

由此可見，在選舉中，其實最重要的不是投票或者演講，而是隨機的抽籤，因為抽籤是將選舉結果交給上天和無可預測的機率，在這樣的情況下，才有真正的相對公平。

雖然這套機制有很大的科學性和牽制機制，但是實際上，很多貴族就找到了作弊的辦法：比如攜帶自己偷偷製作中籤的金球，在自己抽籤的時候假裝自己抽到了金球，但是在政府發現之後，就開始製作特定的金球，在球體上有暗紋，只有政府才能發現，以防止有人用自己帶的球作弊，而且在抽籤之後會檢查箱子中的球數。

在自己帶球的操作失敗之後，貴族們開始找機會集體作弊，比如在16世紀有的貴族只剩下了身份和投票權，家產窮的叮噹響，所以他們會在果園裡、酒會、周末團契、彌撒、命名日慶祝等場合上，彼此承諾互相投票，他們發明了一整套發信息和對接的暗號，用來暗示其他貴族為自己投票。比如起身、交換座位、上廁所都成為了作弊的信號，到了16世紀末期，威尼斯共和國的官位選舉幾乎成為了腐敗的代名詞。雖然所有的大議會成員都會在選舉前發誓："我要按照公正的原則為大家選舉官員，推舉真正的人才"，但是到了操作環節，所有人都會優先推薦自己的家人父兄，可見高度理性、重視將選舉性和隨機性結合的威尼斯選官制度，因為高度重視理性原則，而低估了人性的逐利原則，最後淪為了寡頭統治的工具。

四、抽籤和票選：絕對公平和精英制度間的張力

從威尼斯的選官體制，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相比於容易被認為操作的、受到人情因素、家族因素、賄賂性因素影響的投票選舉而言，抽籤的公平性最強。因為這種制度，是默認所有候選人水平相近、才能皆能承擔大任的前提下，讓任官機會在完全隨機的狀態下，落到不同人的頭上，從而克服人情因素對於絕對公平的破壞。

但是從另一面看，絕對公平的抽籤會導致行政效率的低下與政非其人：比如圭恰迪尼在他的作品《佛羅倫斯史》中，就認為左右了佛羅倫斯絕對選官制度的，不是票選而是選舉，而且國家的重要職位通過抽籤選舉，導致政非其人，容易導致政局動盪、國運起伏，所以純粹的、反精英政治的抽籤制，也會導致行政效率低下的另一個極端問題。

所以，將抽籤和選舉結合起來的威尼斯選官制度，類似於古代中國人所認為的"人人皆可為堯舜"，抽籤制度，可以增加執政團體對於制度的認可度，因為作弊、賄選等因素都被排除在制度之外，而且抽籤從制度層面，其實是希望貴族團體能提升自身的素質，從而更好地為公民服務。但是和很多古代城邦共和國的制度類似，美好的願景和簡單的出發點，未必會引向一個良好的結果。所以一味依賴制度，本身無法規避工具理性的漏洞。只有綜合考量多種因素，古代政府才能選拔出合適的人才，為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