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劍雄 來源：《我們應有的反思》（中信出版社出版）
秦朝的極盛疆域北至陰山山脈、遼河中游和遼東半島，南至今越南東北角和雲貴高原中部（不含海南島），西至寧夏平原、隴東高原、四川盆地西緣，東至於海（不含台灣等島嶼）。與秦朝相比，西漢的疆域有了較大的擴展。但如果比較穩定的並且設置了正式行政區域進行直接統治的範圍來作比較的話，二者的差異就不是很大，主要僅增加了今越南北部和中部、朝鮮半島的北半部和河西走廊。
如果我們再以清朝以前的各個統一的中原王朝的疆域作比較的話，結論居然也是如此：東漢在東北有所退縮，今朝鮮北大峰山脈以東地區已經放棄；南方在今越南境內也後退了；但西南卻擴展到今緬甸東部；末年時北方退至今桑乾河、呂梁山、黃河和六盤山一線。
隋朝在西北取得了今新疆哈密地區和青海東部，並設置了正式行政區；南方則恢復了在海南島的政區；但東北對高麗的戰爭卻以失敗告終，邊界仍維持在南北朝後期的遼河一線
唐朝的疆域一度達到空前的範圍，但持續時間不長，而正式設置行政區的地區僅限於陰山以北，今新疆烏魯木齊、吐魯番和哈密地區，黃河上遊河曲之地和大渡河上游。但到天寶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亂爆發以後，今隴山、六盤山和黃河以西以及四川盆地以西已非唐朝所有；今雲南全省、四川南部和貴州西部也成為南詔的領土，西南還有一些地區也脫離了唐朝的統治；東北的疆域收縮到今遼寧中部；河西走廊得而復失。
總之，除了海南島以外，8世紀中葉後的唐朝疆域還不如兩漢。
在元朝空前遼闊的疆域中，設置路、府、州、縣並歸各行省治理的區域大致與西漢時相同，雖在西南、東北和北方有所擴展，並增加了海南島，但卻少了今越南絕大部分和朝鮮大部分。
明朝正式設置行政區的兩京、十三布政使司（省）的範圍，除了海南島外，基本都在兩漢的疆域之內，相反，從中期開始北方已退至長城，西部已退至嘉峪關。
為什麼這一形勢居然維持了差不多二千年，直到清朝才最終打破這樣的格局呢？為什麼不少王朝明明已經占據了這一範圍以外的大片土地，卻不得不放棄，或者只能採用軍事監護、間接統治或由當地民族自治呢？
這當然不能僅僅用地理障礙來解釋，因為這一區域周圍的地理障礙並不是不可逾越的，而且實際上漢朝的軍隊曾多次進入阿爾泰山和杭愛山脈，唐朝的遠征軍曾翻越蔥嶺，鄭和的船隊更曾遠航至印度洋。但是有能力進行軍事遠征或探險並不等於就能設置政區實行長期穩定的統治。
遠征和探險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作一次性的努力，設置政區卻必須有維持長期存在的軍事實力和物質條件；前者可以花較長的時間加以積累和準備，後者則必須有經常性的穩定來源。
所以，最根本的原因是農業生產的條件，這是中原王朝開疆拓土的基本條件。
農業在中國的發展有著悠久的歷史，黃河流域很早就形成了中國範圍最大的農業區。春秋時期，黃河流域還有不少殘餘的牧業或半農半牧民族，但經過戰國時期的兼并和同化，這些民族不是遷出中原，就是留在原地被農業民族所同化了。戰國後期，還能生存下去的諸侯國無不以農立國，以農競爭。增強農業生產能力是商鞅變法的重要內容，也是秦國能夠滅六國實行統一的物質基礎。
西漢推行重農抑末、重農抑商的政策，更使大多數人口成為土地的依賴者和崇拜者。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為基礎的自然經濟強調每一個家庭、宗族、聚落、政區以至整個國家的自給自足；糧食運輸的實際困難更加強了這一觀念。因此從漢朝開始的各個中原王朝對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適宜農耕，是否能夠生產足以養活當地居民的糧食為標準的。
符合這一條件的地方可以理直氣壯地占領，而對不符合這一條件的地方，就稱之為夷狄蠻荒之地，非華夏聲教所及。被正統的政治家和學者指斥為窮兵黷武的軍事行動，大多就是對這一類地區的用兵。除去儒家的仁義理論和夷夏之辨的外衣，實質問題還是對農業生產的依賴。
由於以往二千餘年間中國的自然條件從總體上說並沒有發生什麼太大的變化，從秦漢以來上述範圍無疑是適宜農業生產的基本區域。在此區域之外雖然並非都是不毛之地，但或者面積太小，無法供養較多人口；或者自然條件較差，生產成本過高；或者在當時條件下還沒有開墾和經營的能力。例如這一區域的北界並沒有明顯的地理障礙，但寒冷和乾旱持氣候卻限制了農業的發展，所以即使在北方遊牧民族退卻時，中原王朝的常設行政區也不會越過這一界限。
又如在西南地區，儘管從秦漢以來一般都設有郡縣，但當地的部族政權始終與王朝的政區長期並存，土司土官一直維持到清朝。除了民族因素以外，主要還是當地不適宜農業生產，無法派駐大量軍政人員或遷入大批移民，因而統治者不急於將這些地區收入正式版圖。
正因為如此，中原王朝在這一範圍以外的開拓往往只是軍事性的，是在對遊牧民族反擊勝利後的後續行動，是一種以攻為守的策略。如漢武帝擊敗匈奴後漢朝在西域的經營，唐朝打退突厥進犯後設置的幾個都護府，都是這一類型。
在這些新開拓的地區，中原王朝一般不設置正式的行政區域，而是建立軍政合一的監護性質的機構，其主要使命是保證當地民族或政權對中央王朝的忠誠，而不干預它們的內部事務。這並非出於中原王朝統治者的仁慈，而是別無選擇。因為當地缺乏大規模開墾的條件，不可能就地解決大批駐軍和行政官員的食糧，而如果取之於內地，如此漫長的補給線決不可能長期維持，所以只能派駐少量的軍隊，集中在有限的據點。
前面已經提到過，秦始皇在滅六國後進行了更大範圍的開拓，對嶺南的征服就是其中之一。儘管在軍事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珠江流域具有發展農業的條件，因此被強制遷去的北方移民還是定居下來並逐漸與當地的越人和睦相處，成為趙氏南越國的統治基礎。兩漢時期儘管遷入嶺南的移民為數不多，但共同的生產方式使中原文化逐漸得到傳播，當地生產的糧食也使漢朝的駐軍和行政機構能就地獲得供應，嶺南從此長期成為中原王朝疆域的一部分。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四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陽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三十六年，又「遷北河榆中三萬家」。這些新辟的領土主要在今內蒙古河套和寧夏平原，儘管以往都是遊牧民族的牧地，但水源豐富、土地肥沃，適宜農業生產。秦始皇遷入的移民估計在三十萬以上，但與這一地區相比還是相當稀少的，因而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雖然由於秦朝的覆滅和匈奴的入侵，秦始皇的移民成果化為烏有，但當漢朝重新擁有這片領土時，就實施了更大規模的移民。元朔二年（前127年），漢朝「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把北界擴展到陰山；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合四萬餘人來降」，漢朝取得了河西走廊。元狩四年，七十二萬五千關東貧民被安置在北方和西北新辟領土。元鼎六年（前111年），羌人被逐出湟水流域，退至青海湖（鮮水海及其西地區，漢人開始移殖。
隨著移民的增加，至昭帝六年新設了金城郡。在向西北大規模移民的同時，還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戍田之」。此後零星的移民次數更多。百萬以上的移民能夠順利定居，數十萬田卒可以長期屯墾，主要的原因是這些地區存在開發農業的條件，能提供足以供養這些移民和戍卒的糧食。
不僅如此，西北的屯墾還可能有少量糧食輸出；有些地區的糧價相當便宜，如神爵元年（前61年），金城、湟中谷斛八錢。所以儘管邊區自然條件並非完全理想，又存在異族的軍事威脅，移民的安置帶有相當大的強制性，但還是出現了「風雨時節，谷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的局面。
陰山以南、寧夏平原、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歸入漢朝疆域以後，除了匈奴、羌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一度遷入外，一直是穩定的。而且一旦非漢族的軍事實力衰退，漢人又會把農耕區推進到這些地區。
東漢末年至西晉期，河套以南大片土地為「羌胡」所占，但河西走廊仍然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河西走廊東西長達1000公里，實際上又分為若干不相連屬的綠洲，所以極易被攔腰要斷。走廊地區既可作為中原農業區的延伸，也可作為遊牧民族內遷的前沿。但祁連山的冰雪提供了可靠的水源，綠洲提供了充足的耕地，因此在漢族移民遷入以後就建立起穩定的農業經濟。以後儘管多次為遊牧民族所有，但始終保持著農業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文化特點。在黃河流域及關中平原遭受戰亂時，河西走廊又成為流民避難的場所，往往建成游離於對抗之外的獨立政權。一旦對抗結束，又重新歸入中原政權。
唐朝安史之亂以後河西陸續陷於吐蕃，但到大中五年（851年），張議潮率領包括河西走廊在內的十一州驅逐吐蕃，重歸唐朝。這些地區此後又先後被吐蕃和回鶻所占，但瓜州（治今甘肅安西東南）和沙州（治今甘肅敦煌西南）一直由漢人張氏、曹氏政權相繼統治，孤懸於中原政權之外，直到北宋時才滅於西夏。
但是其他漢軍兵威所及的地方卻並沒有就此成為漢朝的穩定疆域，或者始終沒有設置正式的行政區劃。漢軍曾多次深入漠北，攻入匈奴的後方，但每次都主動撤回當時的長城之內。漢軍對西域的用兵遠達今中亞的費爾干納盆地，但在西域只設置了軍事監護性質的都護府，而且在東漢的大部分時間都護府（後改設長史府）未能實行正常的控制。
主要原因顯然還是這些地區在當時還不具備發展農業生產的條件，因而無法遷入足以維持駐和行政機構的人口。漢朝並非沒有作過這方面的努力，例如在漢武帝時，「自敦煌以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台（今新疆輪台縣東）、渠犁（今庫爾勒）皆有田卒數百人」。以後又在伊循（今若羌縣東）屯田，在車師（今吐魯番盆地）、莎車（今莎車縣）、北胥鞬（今地無考）等地都設有屯田校尉。但這些屯田規模既小，遷入人口有限，存在時間也不長，遠不能與河西、河套等地相比，所以至多只能維持數量不多的人員及來往的使者。也正因為如此，對這些地區的戰爭和建置會受到當時人的激烈反對，《鹽鐵論》中儒生們的意見大多是針對這些不適合農業生產的新土地而言的，雖然不免偏激，卻反映了這一基本事實。
在南方也同樣如此，漢武帝在出兵滅了東甌和閩越之後，卻採取了移民棄地的辦法，將當地的越人全部遷至江淮之間，任憑這一片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全省）成為無人區。到西漢後期才設置了第一個縣，而到二百多年後的東漢末也僅有二縣，在一般人的眼中這一帶還不是「漢地」。武帝棄地的表面理由是由於越人的「反覆」和反抗，但更實際的困難是，要在這一片遍布森林的崎嶇山區開發農業在當時根本沒有可能，所以無法派駐軍隊和行政人員。
當然，農業生產條件不是唯一的因素，疆域的範圍還受到諸如軍事形勢、人口數量等條件的制約。但秦漢的統一是建立在農業社會的基礎上的，它們的版圖同樣是以適宜農業生產的區域為限的。這一規律不僅符合當時的疆域實際狀況，也已為此後歷代中原王朝的疆域所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