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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在線特約專欄 文|姚異姚

在眾多歐洲城市中，阿姆斯特丹的氣質無疑是獨特的，除了為人熟知的自由開放的「招牌」外，阿姆還是一座「千面之城」，它是一座文化之城、藝術之城、也是一座電影之城。2019年下半年，由華納兄弟／亞馬遜聯合投資4000萬美金（約合2.8億人民幣）、妮可•基德曼領銜主演的好萊塢大製作《金翅雀》就拍攝於阿姆斯特丹市中心。這部電影是繼2017年克里斯多福•諾蘭導演的《敦刻爾克》之後，近年來第二部拍攝於阿姆的好萊塢劇情大片。

其實，不僅是阿姆斯特丹，荷蘭正越來越被好萊塢青睞，這離不開荷蘭當地電影製作公司的專業和努力，以及官方電影機構的開放合作姿態和扶持政策。儘管荷蘭電影對中國觀眾來說或許略小眾，但荷蘭電影業卻是世界影壇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正如荷蘭人的特立獨行、荷式風格的獨樹一幟，荷蘭電影業也常常「不走尋常路」。

荷蘭電影不尋常之：比電影作品更出名的或許是電影節？

荷蘭國內市場相對較小，這也使荷蘭電影人往往在本國取得成績後更傾向於外出尋找機會，成為「飛翔的荷蘭人」。代表人物中，國際紀錄片「一代宗師」之一的尤里斯·伊文思、好萊塢一線荷籍導演保羅·范霍文等最為知名。

伊文思自上世紀三十年代起幾乎再沒回過祖國，而是跟隨世界革命火種的燃燒軌跡，將攝影機對準所到之處的土地與人民，最終開創了詩意攝影與紀實主題相結合的流派風格。伊文斯的「詩意現實主義」與其他學派並稱為「世界紀錄電影四大學派」。

保羅·范霍文是一名有數學和物理雙博士學位的「多面手」。本土創作時期的《土耳其狂歡》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使其擁有超高起步，之後應邀出走好萊塢，指導了《機器戰警》、《全面回憶》等科幻巨製。他將荷蘭油畫般的美學風格與科幻主題結合自成一派，也促使好萊塢類型片創作風格更為多樣化。他2017年更是以評審團主席身份出席第67屆柏林電影，可謂荷蘭導演的「高光時刻」之一。

但是不爭的事實是，荷蘭產影片對於世界影壇來說還是「低調」了些。但這並不影響荷蘭因電影而頻繁獲得關注，箇中原因，荷蘭大大小小的電影節功不可沒，而且這些電影節似乎比電影作品更為「吸睛」。

諸多電影節中，每年一月份舉行的鹿特丹國際電影節 (IFFR)，與法國坎城、德國柏林、義大利威尼斯和瑞士洛加諾電影節一起被譽為歐洲五大電影節之一。但是與坎城等「高大上」主流趣味有所悖反，IFFR不僅是唯一一個沒有走紅毯的國際電影節，而且它的大門向更多公眾敞開，還擁有觀眾人數第二的電影節影展。IFFR就仿佛鹿特丹這座當代主義之城，「獨立」、「實驗」才是IFFR的關鍵詞。

IFFR成立於1972年，是一個永遠「年輕」的電影節，因為它始終聚焦青年人創作者，是公認的「世界新銳導演的最重要舞台」。這得益於它鮮明的獨立辦節精神和出色的電影資助體系。基於藝術與資本的有機結合，在全球範圍內培養了一批電影新人。IFFR對推動中國電影的多元化發展也是意義重大，尤其是代表中國獨立電影一代的，包括賈樟柯在內的「第六代」導演群，無一不是從鹿特丹走向世界。

另外一個重要電影節，是被稱為紀錄片中的「奧斯卡」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DFA），是世界最大、最重要的紀錄片電影節和紀錄片市場平台，為世界範圍內的導演、製片人、投資人和觀眾提供最優質的交流平台。自1988年創始之初就設有以致敬伊文思的最高大獎——最佳紀錄長片（60分鐘以上）「尤里斯·伊文思」獎。

IDFA與中國也淵源頗深，諸多中國紀錄片在IDFA的展映和獲獎史，也基本折射出中國獨立紀錄電影的發展歷程。2006年電影節期間設立「中國窗口」單元，展播15部講述現代中國的紀錄影片；2015至2017年間，更是有多部中國紀錄電影同時入圍當年電影節競選單元，2015年《我的詩篇》和2016年《搖搖晃晃的人間》相繼獲獎，也製造了中國紀錄片在國際舞台獲得認可的小高峰。

另外在荷蘭舉辦的還有各個垂直領域的電影節，例如每年在「米菲兔的家鄉」烏特勒支舉辦的荷蘭電影節，聚焦荷蘭本土電影，在2020年迎來40周年；荷蘭兒童電影節、荷蘭亞洲電影節、荷蘭奇幻電影節、甚至還有食品電影節等等，也都是主題鮮明的電影盛事。

各種形式的電影節還是荷蘭推廣國家形象的重要一環，比如荷蘭駐華大使館就曾聯合中國流媒體視頻門戶舉辦了「荷蘭在線電影節」，以影像為介質架起了一座線上交流的文化之橋。

荷蘭電影業不尋常之：為了推廣電影，奇招盡出？

荷蘭人身體不僅流淌著藝術的「血液」，商業的「基因」也是影響荷蘭人頭腦的重要方面。電影產業也毫無例外的在文化使命之上承載著經濟的厚望。作為荷蘭九大支柱產業的創意產業的組成部分，荷蘭電影業的推廣方式也充分體現出「創新」和「走心」的特質。

首先，從吸引產業入駐的制度創新上，荷蘭具有極大的優勢。因此吸引了眾多國際電影製作公司和平台將荷蘭作為落戶歐洲的首選。比如全球最大的在線影視內容提供方（SVOD模式：訂閱視頻點播）Netflix網飛的歐洲總部就位於阿姆斯特丹，這與荷蘭簡便高效的企業開辦手續和優惠的財稅制度直接相關。

其次，在文章開頭提到的國際合作拍片案例中，諸如荷蘭電影委員會（Netherlands Film Commission）、阿姆斯特丹電影委員會（Amsterdam Film Commission）等國家和地方的服務機構也從場地許可、資金扶植、前後期專業製作和國內外發行等方面給予「一條龍」式的走心服務。為了鼓勵在荷蘭境內創作影視作品，荷蘭電影委員會更是推出35%現金返還的激勵手段，進一步吸引更多創作者在荷蘭拍攝和拍攝荷蘭。

另外，在電影交流和交易的重要平台——電影節上，荷蘭電影活動組織方也挖空心思用出其不意的方式製造話題、吸引關注達到推廣產業的效果。

比如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上設置的「緩慢紀錄片」（Slow Documentary）環節，就以儀式性互動性活動見長，為專業評審和觀眾們提供不一樣的觀影體驗。比如，在播放一部講述山區老夫婦用心熬制味增湯的「舌尖上的日本」的紀錄片，組委會請來廚師熬制味增湯給予觀眾品嘗，可謂是色香味俱全的4D電影體驗，另外還有配合電影的即興電子樂音樂會、行為藝術表演等形式，不勝枚舉。

也許一碗味增湯真的可以抓住觀眾的心，2019年的荷蘭電影會議（Holland Film Meeting）則決定讓荷蘭電影製片人們狂練廚藝為國際買家和投資人們做大餐，以通過「抓住他們的胃」以「俘獲他們的心（當然還有資本）」。而這頓可以吃到胃裡的「電影自助大餐」就挨著運河，飽餐之餘，荷蘭電影人們就與國際買家和投資人們泛舟河上，順便進行方案遊說和創意比稿。

基於電影節體系折射的其實是荷蘭整體電影產業運作方式的成熟和與眾不同，荷蘭成熟的電影節體系已經成為諸多重要電影導演嶄露頭角的舞台和培育國際電影人的搖籃，這為荷蘭電影產業帶來了「名」；而為了電影推廣營銷的「荷式腦洞」，在數據和案例上也顯然「出奇制勝」，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為荷蘭電影產業帶來了「利」。一手藝術，一手商業，荷蘭人終得以「名利雙收」。

荷蘭這個低地之國，用成熟的產業體系、資金政策支持和人才培養機制，以「不走尋常路」的方式，為國際電影的多元、開放和可持續發展，創造了高質量的電影生態。不僅如此，未來電影業也必將為中荷兩國交流互信創造更大價值，讓我們一起期待更多中荷合作的電影的出現，讓更多觀眾透過光影看到更大的世界。

作者|姚異姚

科技與人文交叉感染患者，理想主義綜合症晚期。寫作雜食主義者，文化藝術商業科技有時一鍋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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