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如何塑造我們中國人的歷史

高廣銀 發佈 2020-01-22T06:59:49+00:00

中國古人有一整套記錄時間的方法,包括帝王紀年、天干地支等時間制度,在西方紀年傳入中國之後,這些古老的時間制度卻逐漸消失了。

中國古人有一整套記錄時間的方法,包括帝王紀年、天干地支等時間制度,在西方紀年傳入中國之後,這些古老的時間制度卻逐漸消失了。時間的制度包括時間的計量,時間的標準,紀年的方法,以及星期制度等,雖然都發生了改變,但是有一些涉及習俗等原因,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改變而改變。



記錄時間的歷史

時間制度很像一套作業系統,無論是「麒麟系統」還是「鴻蒙系統」,最終用戶使用的數量,決定了這套時間系統是否被大家所使用。但是即使是最新的作業系統,想要實現更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經歷了200多年時間裡,有些發生了改變,有些依然固守傳統。

我們現在用的計時方法,在中國古代稱之為「時辰」,古人會把一天分為十二個時辰,與十二生肖是一一對應的,這種子時、卯時的說法已經沿用了1200多年。有了大概的時辰,古代社會如記錄具體時間呢?古代人會用日晷和漏刻,這套裝置成本高,使用也不方便,所以只有帝王貴族才會使用,百姓人家一般都會採用敲鐘或者打更。所以在古代,像西安的鐘樓,往往都是一座城市重要的地標建築。



如果再精確地細分時間,就會用焚香的方法,一般都會「一炷香」的方式來計量時間,所以要經常看。這當然不是一種精確的計量方式,時間快慢和香火材料有關以外,還和空氣流動情況也有關係。北宋時期發明過精確的計時器,現在去開封博物館還能看到複製品,兩層樓高,又大又不好用,所以也未能普及。



在明朝的中後期,西方的鐘表傳入中國,我們現在所說的分,還有秒等時間用語,都是明代傳教士利瑪竇翻譯過來的,他把中國古代描述時間之詞用在了鐘錶上。看鐘表能夠知道準確的時間,絕對是時代的進步。到了明朝,皇帝貴族官員,都十分重視鐘錶,清朝時期,康熙、雍正、乾隆等各朝皇帝也都非常喜歡鐘錶。今天我們去故宮,很多鐘錶都是明清帝王留下來的,裝飾非常精美華貴。



在明清時期,這些鐘錶的使用還僅限於宮廷貴族等上層社會,並沒有普及到民間,一方面價格昂貴是一般人用不起的,另一方面,當時對西方的「奇技淫巧」管控比較嚴,很少人能夠接觸到這些西洋的器物。在《紅樓夢》中,劉姥姥第一次去見王熙鳳,聽到鐘錶響,嚇了一跳,不知何物。



這些因素只能減緩鐘錶的普及,畢竟人們對於時間的知曉是趨於本能的,在晚清沒有比鐘錶更好的記時工具了。到了1872年的時候,剛剛創刊的《申報》就開始用24小時來報導新聞,同時代的文人也開始用幾點鐘來記錄時間。到了19世紀末,學校、銀行等機構都開始在大樓的頂部裝上大的自鳴鐘。



雖然說甲午戰爭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場恥辱的戰敗,但是隨後港口開放,讓鐘錶價格越來越低,民間的鐘表也非常常見,到了清末,上海鐘錶行里都能夠見到歐米伽、浪琴、勞力士等這些國際品牌的鐘表。國產的德順興鐘錶,價格便宜,很快在國內普及開來。



如何記錄年月的?

說完了具體時間,我們再看看古人是如何記錄年月日的。古代紀年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帝王紀年,另外一種干支紀年。比如康熙十五年,雍正二年,通常把皇帝執政的那一年當做第一年,俗稱年號。這是一種具有政治意味的紀年方法,讓百姓很清楚當朝執政者是誰,有利於國家權力的向上統一。但是這種紀年方法很難和國際接軌,如果我們想知道康熙十五年,是公元多少年?我們還需要進行換算,因此像我們這類寫歷史媒體,通常加一個括弧註上公元某某年。



到了清末,隨著帝王制度逐漸衰退,維新派主張仿照西方的耶穌誕生,用孔子紀年,目的是重建對儒家文化的認同。隨後革命派更是提出了五花八門的紀年方法,比如天運紀年、皇帝紀年、甚至還有要求以明朝滅亡為紀年的。爭論到最後,大家同意以民國紀年,其實民國紀年換湯不換藥,本質上還是帝王紀年,只是把帝王的年號換成了民國的國號罷了。

其實在現實生活當中,公元紀年已經進入百姓日常生活當中,比如當時流行的報紙,都採用了中西兩種紀年的方式。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們就徹底廢棄了帝王紀年的傳統,更改為公元紀年。



除了帝王紀年,還有干支紀年,比如我們常說的辛丑條約,是指光緒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901年,「辛丑」是干支紀年方式。和時辰制度一樣,用天干地支的方式記錄年份。我們常常把某年的重要歷史事件,都會用天支地干紀年的方法來表述,比如戊戌變法,甲午戰爭等。

這套系統到今天也沒有完全消失,現在很多60後、70後、80後,還會採用陰曆的生日。我們古代的曆法稱之為陰曆,而現在西方的曆法我們稱之為陽曆。陽曆是根據地球繞太陽運行周期運算而來的,而陰曆是綜合了太陽和月亮的運行周期,實際是上是一種綜合的曆法。陰曆有一個天生的缺點,那就是閏年和平年相比,相差了近一個月,不利於計算,對國家公司等財政預算,時間規劃等都不方便。



到了清朝末年,無論是革命派還是改良派,都贊成改用陽曆。當時的公知梁啓超認為,只有更改為陽曆,才能適應社會的各方面需求,有利於國家的近現代化。

雖然政府很想徹底更改成陽曆,但是這套作業系統更改起來卻非常困難。老百姓早已經習慣了陰曆的表達習慣,不但月和日要變,自己的生日也要改了。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即使到如今,農業人口依然占據60%多,老百姓春種秋收,都要依靠陰曆,陰曆又被稱之為農曆。百姓依靠它指導耕種,如果換成陽曆,整套生產系統都要跟著適應。在民國時期曾經強行廢止過陰曆,但是民間依然使用陰曆,因此很難更改過來。所以現在中國,陰曆和陽曆依然共用。



陽曆的推行

1930年,西方提出修改陽曆,中國政府也參與進來,當時的報刊雜誌等也藉此機會,為百姓普及曆法知識,澄清老百姓對於陽曆的很多誤會。比如,很多人認為只有陰曆才能算出二十四節氣,其實陽曆也是根據地球繞太陽運行周期推算的。陽曆每年的天數和地球實際運行天數其實更加接近,相對於陰曆更加準確。所以我現在說陰曆難以廢除的原因是農民耕種需要它,其實是一種誤讀。

陰曆之所以受到歡迎,最主要的原因它中間包含了很多農業種植的術語,比如立春、穀雨等,是更多的耕種者需要。如果有更多的人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工作,那麼他們就很快接受陽曆,因為在現代的工廠制度下,西方曆法更容易,也方便工資的結算,以及休息時間的安排。



陽曆當中還包括了西方時間制度-星期,星期最早來自於上帝創造世界的神話,在中國,基督教並不普及,我們之所以會採用星期,和我們的工作制度相關聯的。早期一些洋務興辦的新式工廠和學校,會採用星期制度,周日的時候休息一天。梁啓超在遊歷美國之後認為,雖然西方工作時間少一天,但是效率非常高,中國人之所以勞動效率低,是常年勞作的原因。

戊戌變法時期,維新派也提出了星期制度,隨後清政府也頒布的章程,規定各學校,政府機關等都要實行星期制。包括最保守的禮部和吏部,也都實行了禮拜日休息制度。



「時間」作業系統

在時間作業系統中,我們改變的不僅僅是時間的表達方式,還有生活方式,社會組織方式。社會的發展需要更加精確的時間,中國社會組織如何要和全球同步,實現現代化,大量精確的時間,來保證社會組織的運行,是必不可少的。

在農業社會,人們不需要精確的時間,像傳統的交通工具,轎子,馬車等,時間都是不準確的,早幾天到,晚幾天到,人們只能估計一個大概的時間。但是到了工業社會,火車和公共汽車就不同了,不同地區,時間必須統一,而且要精確到分鐘之內,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正常運轉。到了現代,飛機、地鐵必須以秒為單位來計算,才能保證其正常運行。整個社會的記時準確和交通速度是成正比的。



1876年,上海吳淞道路有限公司發布了中國最早的火車時刻表,對各個班次、站點的發車和停車時間都做出了明確的規定。1895年,上海鐵路管理局還選擇了國際知名鐘錶製造商歐米伽的產品,作為鐵路專用的計時器。在這個時期,包括長途汽車、市內公共汽車、火車、輪船等各種新式交通工具,幾乎都有了明確的時刻表,每一站的發車和停車時間都精確到了分鐘。1908年租界電車正式運營後,還出現了早晚高峰。

以時間的長短來衡量工作是現代工作制度的一個重要的標誌,在傳統農業社會當中,勞動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雖然也是僱傭關係,到那時基本上是按照勞動成果來衡量的。當隨著現代化分工的出現,大量的工人就需要衡量勞動時間來支付報酬。



時間制度這套作業系統,像空氣一樣融入到我們的生活當中,我們都需要一個統一的標準時間。改革開放時期,很多人買來手錶之後,都是通過新聞聯播校對時間。長途旅行當中,即使差了幾個小時,認為都是正常的現象。近現代隨著高鐵技術的發展,我們的時間都是按照分、秒來計算,對人們的人生觀,價值觀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改革開放時期,很多外國人對中國人的印象就是,不準時,不守時,可是這些印象現在留給了我們援建的非洲人身上。



我們之前社會不準時,不能說他們懶,只能說這套作業系統沒有切換過來,他們沒有意識到整個世界的作業系統都發生了改變,需要安裝新的應用程式,才能更好的生存下來。

現在我們將守時作為社會交往當中的一項美德,甚至同國家的發展聯繫在一起,也引起個人行為習慣的改變,這是中國人的時間觀念迅速從農業文明進入了工業文明,為一系列現代化建設打下了基礎。



生活方式的改變,像是交通、工作是以時間制度改變為前提的;而時間觀念的變化,又會帶來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變化。所以說,時間制度變化,最後促成的是一套全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和一場觀念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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