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為普通人、平凡人、尋常百姓立傳，是傳記文學發展的一個新趨勢
●傳記文學已擴展到為一切自然有機體、建設工程項目和所有具有「生命」發展歷程，有自身來龍去脈、前世今生的事物立傳
傳記是一種重要的文學體裁，其歷史悠久，不少人認為《史記》是最早的一部傳記文學作品。傳記文學經過長期發展，在今天呈現出諸多新特點：可入傳的除名家大家、時代英模外，更多普通人成為傳主，讓傳記文體走下神壇；另一方面，沒有生命的大江大河、工程項目、城市小鎮也成為傳記文學書寫的對象。
先進人物、普通人成為傳主
傳記發展到了現當代，早已突破以往「生者不立傳」「死者才入志」的傳統，出現了很多為尚健在者立傳修譜的作品，包括自傳、自敘傳、自述等，如《王蒙自述》、張雅文的《生命的吶喊》。各地在修方誌、族譜時，也將健在的相關名人收錄其中。
傳記文學從主要為偉人、名人或作出卓越貢獻、傑出成就的人物立傳，發展到今天為英雄模範、楷模人物、時代新人等作傳，為影視明星、企業家立傳，尤其是為普通人、平凡人、尋常百姓立傳。普通人開始擁有進入文學人物畫廊的機會。
以往，立傳被認為是一樁莊嚴慎重的事，它與作史、樹碑（包括死後立墓志銘、紀念碑、塑像等）一樣神聖，是並非凡人均可「享受」的一種文化「待遇」。而到了今天，人們對於立傳作史已然沒有了那種高山仰止、可望不可即的心理，更多是抱著一種實用、入世、濟國齊家的心理。於是，姓氏家族修譜時開始為本家族的名人或有點影響和成就的人立傳。在出版方面，也出現了不少為企業或企業家立傳的作品。這固然有經濟利益驅動的因素，但也與人們看待傳記的眼光發生改變有關。
時代新人囊括了全國評選出的各類「最美人物」、「中國好人」、時代楷模、全國道德模範、「感動中國」人物以及各行各業、各地評選表彰的各類先進典型、優秀人物等。譬如何建明的《山神》寫帶領鄉親20多年修通「天渠」的黃大發老人，張子影的《洪學智》寫我軍現代後勤工作奠基人，陳霽的《雀兒山高度》寫川藏線上的郵車司機其美多吉，李春雷寫廖俊波的《縣委書記》，王宏甲的《中國天眼——南仁東傳》，陳啟文的《袁隆平的世界》，一直到徐風寫紫砂壺工藝大師蔣蓉的《花非花》，黨益民寫戰友守墓人陳俊貴的《守望天山》，這些傳記既有為各路英傑作傳，也有為原本籍籍無名的小人物、平凡人樹碑立傳的作品。
因此，傳記文學內涵和外延的擴展成為一個鮮明特徵，可以立傳的人物對象越來越寬泛，內容上越來越深入。
在這中間，作家傳記大量湧現甚至被不斷重寫，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譬如，關於路遙、陳忠實、賈平凹都有不止一部傳記，特別是路遙的傳記差不多已有10部。但凡獲得國家級文學獎項或有全國性聲譽的作家，往往都有傳記。這或許是因為作家的生平經歷及創作道路，對其他寫作者和文學愛好者具有啟示與感召意義，同時又具有文學史價值。
從寫作手法上看，傳評結合，夾敘夾議，注重傳記的學術性和研究性也成為傳記文學一個發展新趨向。作家評傳、藝術家評傳，往往夾敘夾議，帶有對傳主人生歷程和學術業績的評價。這樣的傳記不僅是一種記錄、記述和歷史還原，還是對傳主的一種研究評析，有可能對推動社會科學和文學發展產生作用。
為江河湖海、大國重器立傳
以往的傳記，立傳對象幾乎都是人。如今，傳記文學已從為人物立傳擴展到為城市立傳，為江河湖海洋立傳，為大橋道路、沙漠綠洲立傳，為一切自然有機體、建設工程項目和所有具有「生命」發展歷程，有自身來龍去脈、前世今生的事物立傳。
這些年出現了許多為一座城市立傳的作品。譬如何建明《我的天堂》描寫蘇州改革開放歷史，聶還貴《有一座古都叫大同》為大同千年歷史作傳，李朝全《最好的時代》為浙江長興40年改革開放歷史作傳。白描的《天下第一渠》尤為奇特，是為一條人工運河鄭國渠立傳，講述鄭國渠2000多年演變史。還有郭保林的《大江魂》試圖為長江立傳，陳啟文的《大河上下》、張中海的《黃河傳》為黃河作傳，張加強的《太湖傳》為太湖作傳。還有曾平標描寫港珠澳大橋前世今生的《中國橋——港珠澳大橋圓夢之路》，是為一項具體工程立傳。徐劍的《大國重器》則是為中國火箭軍作傳。這些新傳記，作傳對象幾乎都不是人物和生命體，而是工程、城市、部隊、江河湖海渠等「泛生命體」。在作家眼中，這些事物似乎都變成了有生命的物體和存在，他們通過細緻深入地梳理具體事件事物的來龍去脈、發展歷程，力求進行詳盡準確的考據考證，以此還原歷史。這些作品往往具有鮮明的史志、史傳、文獻和學術價值。
傳記文學在寫作手法上也在努力出新出奇。譬如在敘事人稱上，有的嘗試運用第二人稱，蔣巍的《牛玉儒定律》，唐明華為橫店影視城創始人徐文榮立傳的《中國好萊塢》，都採用了第二人稱，很好地拉近了讀者與主人公的距離，給人以親切如朋友促膝談心式的帶入感。還有王旭烽的《讓我們敲希望的鐘啊》採用與亡靈對話的敘事方式，方敏《熊貓史詩》對動物進行擬人化、人格化敘事。
有些傳記作者更注重以親歷者和見證者身份，來寫人物生平。比如像新近出版的航宇的《路遙的時間——見證路遙最後的日子》，就是以一個親歷者、見證者的身份生動講述路遙在人世間最後一年的生存狀況和經歷。
堅定史家立場求真求是
敬畏感、莊嚴感的淡化乃至喪失，導致人們對待立傳的態度和價值取向有了微妙但卻明顯的變化，那就是「隱惡」甚至於「虛美」。按說，傳記屬於歷史書寫，秉持史家春秋筆法，「不虛美、不隱惡」，追求全面真實是基本要求。但今天傳記的繁榮或某種程度上的泛濫，導致了人們有意甚至刻意諱言傳主之「惡」，迴避其不光彩的往事、不願公開的隱私。尤其是在為生者立傳時，這種價值取向更為突出和普遍。今天我們讀到的生者傳記，幾乎很少寫到人物的缺點、不足、遺憾。有的傳記甚至為了拔高人物，還存在一些人為編造美化、「塗脂抹粉」的成分。傳記文學的這一發展趨向，尤其值得作家們引以為戒、高度警惕和自覺防範。作為史志的傳記，應求真務實、正本清源，努力挖掘探究和還原歷史真相，而不應一味曲意逢迎，甚至為五斗米折腰，為稻粱謀而犧牲品格操守。
另一種趨向同樣值得警惕，那就是片面解讀或一味「曲解」歷史、「歪解」歷史，把那些歷史上早有定論的人物拿出來炒冷飯，打著「重寫歷史」的旗號為某些歷史人物翻案，有意迴避或者淡化其在歷史上的負面形象。這種趨向，可能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也可能是譁眾取寵故作驚人語。
傳記文學的發展，需要作家們在守正基礎上創新，而不能一味為了出新出奇而片面剪裁歷史、打扮歷史，斷章取義或以偏概全地對待人物及其歷史。作家應該回到史家立場上來，以今日之眼觀昨日之事，以歷史唯物主義看待和刻畫自己筆下的人物。
（作者李朝全，系中國作協創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