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呂不韋是戰國末年秦國著名的政治家，其治國思想最顯著的特點在於博採百家之長而雜糅之，這其中的原因與他以商人的身份一步一步走到相國的階層變動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其處於百家爭鳴的結束階段所面臨的現實問題有關，這一現實問題則是以何種思想作為秦國統一天下後的主體治國思想。綜合以上兩方面，"外儒內道"的治國思想成為了呂不韋治國思想的主幹，這也是基於當時秦國社會狀況的正確選擇。
作為呂不韋思想體現的《呂氏春秋》是戰國末年由呂不韋召集其門下三千食客所著，內容非常博雜，涵蓋了儒、墨、法、道、陰陽等各家學說，內容涉及經濟、政治、哲學、軍事、等多個方面。《呂氏春秋》內容雖然博雜，但是其核心的目的是探討如何治國。
所以從呂不韋的身份和戰國末年的時代背景入手，分析《呂氏春秋》反映出呂不韋治國思想的形成原因，和其基於當時的時代背景所提出的治國思想，對於今天也有著一定的價值。
呂不韋身份的獨特性
呂不韋作為戰國時期的"商聖"，他的思想的維度是要比絕大多數人高的，這一點可以從他見到了入質於趙的秦公子子楚繼而產生"奇貨可居"的思想中看出來。呂不韋通過一系列的運作，使得子楚成為繼秦昭王和秦孝文王后的秦國國君，也就是莊襄王，這時的呂不韋已經是秦國的丞相，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三年后庄襄王病死，年幼的太子政繼位，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到這裡呂不韋走上了權力的巔峰，成為實際上的秦國的統治者。
呂不韋從一名商人到秦國的宰相，從一個幾乎最卑微的等級到權傾朝野，這一過程跨越了非常多的階層，這也使得他得以了解戰國末年絕大多數社會階層的思想狀態和生活狀態，針對各家思想的優點及弊病展開自己的思考，所以，當他面對"如何治理這個事實上已經屬於自己的國家"的問題時，他會更傾向於汲取各家之所長，再用自己的思想將其貫穿，至於呂不韋自己的思想，據《呂氏春秋通詮》的介紹大概分為兩個方面：
"一是一切為了謀利的商人思想，二是緩和矛盾與民休息的思想。"
前者直接導致了凡是百家思想只要對治國有益皆可記述於《呂氏春秋》，而後者則導致了道家的思想在書中的突出地位。所以說，《呂氏春秋》雖然長久以來被看做是"雜"家的著作，但是其核心的精神卻是道家的智慧。
春秋戰國時期學術風氣的差異
此時的中華大地百家爭鳴，各個流派都提出了自己對這個戰亂紛爭時代的主張，以至於形成了地區間差異明顯的學風。《中國倫理學史》寫道：
"蓋我國南北二方，風氣迥異。當春秋時，楚尚為齊、晉諸國之公敵，而被擯於蠻夷之列，其衝突之跡，不唯在政治家，即學者維持社會之觀念，亦復相背而馳。老子之思想，足以代表北方文化之反動力矣。......老子以降，南方之思想，多好為形上學之探究。蓋其時北方儒者，以經驗世界為世界觀之基礎，繁禮其法，縟其儀文，而忽於養心之本旨，故南方學者反對之。北方學者之於宇宙，僅究現象變化之規則，而南方學者，則進而闡明宇宙之實在"
從這我們看出春秋戰國時期南北學風的差異以及南方楚國與北方齊、晉等大國從政治到社會觀念的衝突。由於諸子百家基於的社會環境和階層立場的不同，所形成的學風也不盡相同，"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就是指儒家學風與道家學風的迥異之處，正如同荊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不同，諸子百家之間的差異也使得《呂氏春秋》在創作過程中，尤其是在闡述其治國思想的過程中，需要有一種主體思想作為基本的框架並輔以其他各家的思想。
而呂不韋作為一個幾乎貫穿過所有階層的商人，他選擇了以道家的思想作為主體，這既是基於他對於戰國末年各個社會階層生活狀態和思想狀態的認識，也是基於他對於秦國歷史使命的認識。
首先，這一時期秦國之於東方六國的優勢地位已經確認下來，百家爭鳴的局面逐漸被百家思想融合的局面取代，而秦國通行的法家思想使得秦國下層農民人人自危，這種局面尚且在秦國只是一個強國而非天下霸主的時候就暴露出來，農民的勞動對於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是呂不韋這種"大商人"所一定了解的，所以"與民休息"的道家思想顯然更適合貫穿全書，而同時汲取百家所長也是順應思想潮流的。
外儒內道的治國思想
《呂氏春秋》包括十二紀，八覽，六論，十二紀主講天象時節和自然，八覽主講為君治國的方案策略，六論主講為君和為臣的道理，而治國的思想則主要集中在八覽和六論之中。道家思想作為《呂氏春秋》中的核心思想，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有序並且反對因人慾而引起的"有為"。
所以在君主到底是該"有為"還是該"無為"這一基本問題上，《呂氏春秋》堅持的是"無為"，至於為什麼要選擇"無為"，我個人還是傾向於是因為呂不韋認識到了農民之於國家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春秋戰國時期農民作為主要的生產力和兵源成為諸國的競爭掠奪對象
二是呂不韋見識過底層農民生活的脆弱性和艱苦性，所以懂得民穩則邦固的道理
這種"民本"的思想在《呂氏春秋·恃君覽》得到體現：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群也，君道立也。 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群，而人備可完矣。"
這說明了為了生存，所以群居，為了共同的利益，人民大眾所以才立君；君王的職責自然要以民為本，為人民大眾謀福除災。正是這種幾乎貫穿全書的"民本、無為"思想，使得道家思想成為《呂氏春秋》的治國思想內核。在呂不韋看來，對於一個統治者來說，僅僅懂得"無為而無不為"是遠遠不夠的，如何"順時而為"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如果說道家擁有"治國原則"上的優勢，那麼儒家、法家、兵家、農家等則擁有道家所不具有的"治國策略"的優勢。
儒家注重道德人倫自律、以人的自我完善為治國出發點；法家以法的嚴密強化為重點給人們治國實踐提供製度規範；而兵家更多的表現為在道德自律和法令約束之間尋求適當的平衡點，即所謂的"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這些觀念都是基於當時不同的社會狀況提出的，具有很強的可實施性。上至祭祀征討，下迄人們的日常生活，是一套成體系的治國構想，所以《呂氏春秋》中博百家之所長作為具體的治國方法。
君道與治國
為君之道是《呂氏春秋》中治國思想的核心，"如何為君"這一問題更多的是碎片化的分布於全書之中，而"覽"的部分則是相對集中的地方。君主的最基本任務是處理好與自然的關係，這也是為什麼"十二紀"在"八覽"之前，當君主明白順從自然的重要性後，就會有君主想要以此謀取天下，《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己》篇指出：
湯問與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
這裡是主張君主首先要做好自己，然後才有謀取天下的資格，取天下更多的是靠一種水到渠成的感覺。至於君主如何才能做好自己，君主一定要先審定名分，明確權責，這樣就可以"治"，其實，能夠達到"治"這一境界已經實屬不易，但是正如同月有陰晴圓缺一樣，人世間的"治"與"亂"也同樣存在著相互轉換，這一點無論從田氏代齊還是三家分晉都能看得出來。
所以當君主能夠到達"治"的境界，隨即又會有更高的要求即權責明確，而法家思想的優勢在這時就可以顯現。君道不僅僅包含對於君主自身的要求，同樣包含處理與臣子的關係和動用百姓的方法。《呂氏春秋·審應覽·審應》中指出：
"凡主有識，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
君主之於人臣一定要"後發先制"。這與《呂氏春秋·審分覽·重言》篇中的"人主之言，不可不慎"相吻合。而關於動用百姓這一問題則呈現出"外儒內法"的特點，首先"為天下之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的儒家德治思想和《周書》中"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仇也"的善民思想都是被肯定的， 但是這更多是對外的表現，像"善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的利用人慾的法家思想似乎是更被推薦的。
結語
呂不韋基於戰國亂世即將結束，天下由"亂"轉"治"的大時代背景，憑藉著曾經貫穿過社會各個階層的優勢和當權的優勢組織編撰的《呂氏春秋》一書以道家思想為主框架，並汲取了儒家、法家等的思想，在承認"無為"重要性的同時，又講解"君道""臣道""自然之道"和"百姓之道"，進一步解決了"順時而為"的問題，雖不乏"德治"、"民本"的儒家思想，卻也有"適威""用民""同一"的法家思想。
可以說，《呂氏春秋》的治國思想就是在各家思想中相互衝突、相互融合、相互轉化中形成的。呂不韋在《呂氏春秋》中展現出的博取百家之長為我所用的博大胸懷，以及基於農民社會生活凋敝的社會狀態和戰國末年百家思想融合的學術趨向所做出的治國抉擇，對於今天的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參考資料：
1. 《呂氏春秋通詮》
2. 《中國倫理學史》
3. 《呂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