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52期，原文標題《打破「黑箱」：伊藤詩織被性侵案勝訴的背後》，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黑箱」不僅指私密空間裡的取證難度，也暗示日本制度中對性侵案件的長期淡漠、日本文化中不對等的性別與權力關係。而首先來打破這個「黑箱」的，是伊藤詩織這樣一位非典型的日本女性。
記者/黃子懿 嚴岩
「苦中帶甜」
53歲的山口敬之（Noriyuki Yamaguchi）坐在新聞發布會的台上，他穿一件米黃色西裝，稀疏的頭髮往腦後梳得整齊。或是因為憤懣，他嘴唇緊咬，嘴角往一邊上揚，右手握筆放在台上，雙眼不時瞟向他方，聽律師用英語陳述著昨日的判決是如何的錯誤。「我是冤枉的，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隨後，山口敬之用英文對著滿屋記者說，他將提出上訴。
台下，上訴對象伊藤詩織（Shiori Ito）靜靜坐在席間，以記者身份目睹了這一切。她今年30歲，穿一身深色職業裝。整個發布會，她面無太多表情，偶爾平靜地望向台上，聽對方說些什麼，在電腦上做著記錄。發布會快結束前，她提前起身離開，從側門走出，沒有看對方一眼。
一方急切地說不服判決要上訴，而另一方以記者身份出席見證，無論是哪國司法界，這場景都不多見。有人看到伊藤詩織參加發布會後，評價說「太酷太勇敢了」「她確實顛覆了一貫的受害者形象」「她真的是在以身作則地告訴女性，應該背負『羞辱』的是施害者，受害者無需掩藏，也不必愧疚」。
一天之前的12月18日上午，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對女記者伊藤詩織遭性侵的民事訴訟案做出裁決，判決伊藤詩織勝訴，被告山口敬之賠償其330萬日元（約21萬元人民幣），同時駁回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譽的起訴。這場日本歷史上女性首次公開具名指控職場性侵害案，以女方勝訴暫時告一段落。
當法院宣判伊藤詩織勝訴時，她展現的形象卻是柔弱的。她向法官深深鞠躬，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淚。工作人員第一時間高舉著「勝訴」的牌子衝出大門，場外瞬間傳來一片歡呼聲。冬日法院外，伊藤詩織裹著一身厚衣服，拿著白底黑字的牌子向所有人展示。她哭紅雙眼，哽咽著說：「太久了，真的太久了，太久了。」此時，距離2015年4月那個案發夜晚已過去四年有餘。
四年前，伊藤詩織是紐約大學新聞專業一名應屆畢業生。2013年，她在紐約酒吧打工時結識了時任日本TBS電視台駐華盛頓分局的局長山口敬之。山口敬之是日本資深記者，也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好友，曾出版兩本安倍晉三的傳記，有「安倍御用記者」之稱。
2014年，伊藤處在畢業的十字路口，給山口敬之等認識的媒體人發郵件尋找實習機會，後者引薦了一個實習崗位，伊藤心存感激。2015年，伊藤畢業回國後考慮回美國工作，向山口發郵件諮詢。山口表示有實習機會，也有一個正式的製片人崗位供她考慮，伊藤覺得驚喜。於是，山口邀她在2015年4月4日晚在東京碰面，商談工作與簽證事宜。那一晚的見面，改變了伊藤詩織的一生。
據伊藤自述，當晚，二人先後去了一家餐館、一個串燒店以及一家壽司店。在壽司店，伊藤詩織幾杯酒下肚後就突感身體不適。她覺得很奇怪，自己平時酒量很不錯，不容易醉。她不得已連去兩趟洗手間，在洗手間，她感到天旋地轉，順勢跌坐在馬桶蓋，頭伏在水箱上，瞬間昏了過去。
再次醒來時，伊藤發現自己躺在一個陌生的酒店房間裡，被山口壓在身下侵害，無法動彈，異常痛苦。無論她如何抗拒，山口都毫不在乎甚至更加興奮。事後，山口用一副戲謔口氣說：「很好，你合格了。」
伊藤落荒而逃，回到家中對身體進行緊急處理。之後，山口在她的試探性郵件中矢口否認對她進行侵害，稱她是酒後亂性，兩人自願發生性行為，並在此後堅稱伊藤當時是清醒的。
事發後第五天，伊藤走進警署報警。在與警署、司法系統、媒體打交道的過程中，她遭遇到重重阻礙，也開始有了創傷應激反應（PTSD）。她耗盡數月搜集證據，案發兩月後，警方根據證據，申請了逮捕令並獲得了檢方許可。但在計劃逮捕山口敬之當天，行動被日本警視廳最高層叫停。負責該案的所有警官和檢察官也被全部調離該案。之後，案件展開了新一輪調查。2016年7月22日，警方宣布因證據不足，判定此案不予進行刑事起訴。
萬般無奈之下，伊藤詩織決定站出來接受採訪、召開記者會，並對山口敬之提起民事訴訟。這讓伊藤詩織成為日本第一個公開身份和樣貌的性侵案指控人。她出版了記錄事件全過程的紀實作品《黑箱》（Black Box），BBC為此也製作了紀錄片《日本之恥》（Japan's Secret Shame），直指日本社會和治理體系中對性侵案的淡漠。這在日本引起複雜反響，也讓山口敬之名譽受損，後者決定反訴，要求伊藤詩織賠償1.3億日元（約830萬元人民幣），並公開道歉。
12月18日的判決中，法官鈴木昭洋指出，綜觀各種主客觀事證，法庭認為山口的證詞矛盾，在事發過程中山口不僅全程清醒而且做出了許多違反常理的供述，故此判斷「伊藤詩織的證詞相對較為可信」，並駁回山口的反訴。伊藤詩織在現場接受採訪時說：「即使勝訴了，但並沒有減少我受到的傷害。」雖然案件已過四年之久，「但哪怕只有一點，也是一個改變」。
「這是一個苦中帶甜的結果。」與伊藤詩織有過接觸的日本上智大學（Sophia Univeristy）文化心理學教授出口真紀子（Makiko Deguchi）對本刊記者表示，判決之前很多人都不太確定能不能贏，「之前的刑事訴訟是被推翻了的。我很高興，能苦中帶一點甜」。
走進「黑箱」
「這種事情太常見了，立案調查有難度啊！」報警後兩天，警方這樣告訴伊藤，「事情發生在私密的室內，不會有第三方知情。檢察官把這種情況稱作『黑箱』。」辦案警員一再強調，「黑箱」里取證的難度很大，更何況對方還是知名人士。伊藤在《黑箱》中寫道，警員甚至勸她，「對方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你今後恐怕沒法在新聞界立足啦，以往付出努力換來的人生也泡湯了」。
伊藤很吃驚，一個女性被強姦了，警方的反應竟是這樣。作為新聞記者和當事人，她越是試圖打開「黑箱」，就發現了越多的「黑箱」。比如，警察的取證方式之一，是拿一個人偶還原現場場景。他們讓伊藤躺在一個墊子上，用人偶擺弄各種姿勢還原。「是不是這樣？」現場警員都是男性，一邊拍照一邊問。「這些閃光燈讓我眩暈和噁心，我不得不停下來思考，才能不試著去想我正在經歷些什麼。」在接受BBC紀錄片採訪時，她如此說道。這給她造成了嚴重的「二次傷害」，有批評家甚至稱其為「二次強姦」。
而隨著調查的進行，證據開始浮現。警方在伊藤的內衣上檢測出山口的DNA染色體。當晚載兩人離開餐廳的計程車司機證實，伊藤中途曾多次要求將她放到車站，但山口卻讓司機前往酒店。伊藤下車時，司機發現她已昏迷。監控錄像顯示，伊藤當時已無法行走，被山口掐在懷裡拖拽著，腳不沾地地穿過大堂，消失在電梯的方向。酒店門童一臉同情地目睹了這一切。
這些證據，卻沒能換來對山口敬之的強制性調查與刑事起訴。警方告訴伊藤，叫停逮捕山口的，是日本警視廳的最高層，並勸她放棄調查，私下和解。她多次想過要自殺，前後寫過三次遺書，或因打不通自殺熱線，或被醫護人員救了回來。「我是一個記者，記者的工作就是講述真相，如果我都不能說出在我身上發生了什麼，那我又如何做好一個記者？我將無法面對自己。」伊藤詩織在出口真紀子的課堂上這樣講述為何要站出來，除了記者身份之外，她也想給家中妹妹樹立榜樣。「當時我聽到這段話時，覺得非常有力量。」出口真紀子說。
2017年5月，伊藤詩織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身份，並宣告已向檢方審查機構提交複議申告書。9月22日，檢方再次判定不予起訴。伊藤此後走向民事訴訟。民事判決出來後，輿論關注的一點是：為何刑事案件檢方不起訴，卻在民事案件中以「非自願性性行為」被認可？
曾代理過性侵案的日本律師星野天對本刊記者解釋，日本不存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情況，二者是分開的。刑事罪責認定要比民法嚴苛很多，有「疑罪從無」原則，「被告哪怕只有10%的可能無罪，法院就不能判定其有罪」。而民法不同，只要原告能在「普通人不會質疑的範圍內證明了事實」，法官就可認定該事實發生。法官判定山口民事侵權，「但這不意味著可反推山口犯了強姦罪」。
然而，在法律層面，日本對於「強姦罪」的定義也比一般國家更高。刑法中對「強姦」有不同分類，強姦罪之外還有「准強姦罪」，即「利用女性喪失意識或無力反抗的狀態」與其發生性關係。強姦罪則通常在出現暴力和自衛跡象下才會成立。如果施暴方或受害者喝過酒，那相關部門便不鼓勵受害者起訴——2017年之前，日本涉及強姦的法律已有110年之久沒有修改過，要求「親告」，即受害人親自提起訴訟才會受理。
「受害者必須要證明自己拚命反抗過才行，你要逃跑，要反抗。」出口真紀子說，不然法院不會認為這是強姦。她介紹了伊藤詩織之外另一起在日本非常有名的性犯案，那是一名父親多年來侵犯女兒卻被判無罪的案例，同樣在日本引起了軒然大波。
2017年8月，日本愛知縣的一名父親因涉嫌性侵自己19歲的女兒，以「強姦罪」被起訴至法院。這位父親的侵害持續數年，從女兒上初二就開始。但2019年4月，法官宣判父親無罪。法官表示，雖然被告承認了強姦女兒，但不承認女兒無法進行反抗，「女兒多年來受長期性侵後，已漸漸失去反抗想法」。
「這種情況下，日本女性怎麼會站出來講述她們的故事？」出口真紀子認為，伊藤一案最大的意義在於，法院開始認定受害人的非自願性了，「法院終於承認伊藤那晚的性行為是非自願的。要認識到這一點，對日本社會來說非常重要」。
鏡子的另一面，正是日本極低的強姦報案率。2017年日本政府的一項調查顯示，日本只有4.3%的強姦案受害者去報警，67.5%人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哪怕是朋友和家人。相比之下，美國大約三分之一受害者會選擇報警。伊藤在公開演講中說，她後來曾和日本很多性侵受害者聊過為何不報警。她們說，因為不願和男警官聊這件事，「他們非但不懂，還會質疑，讓你必須回憶犯罪現場和事發時的一幕幕」。
日本的警察總數量有26萬人，而女性警官只占比8%。伊藤報警時曾要求向一位女警官陳述案情，當她崩潰著說完案發經過，女警才告訴她：「真的很抱歉，我只是個交通警察，我沒有權力受理這個案子。」最後，案情又讓全是男性的刑警部門接過，有了男警用人偶擺姿勢取證的一幕。
2014年，在日本一樁25歲男人強姦15歲女學生的案子中，東京最高法院也判決被告無罪，理由是法院認定這名女孩沒有做出足夠的反抗，因為從當時他們的性交姿勢來看，「她只要把腿在空中踢一下就能跑開」。
不平等的「性」
2019年7月，伊藤詩織來到中國，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做演講，幾乎場場爆滿。第一站的北京場，她問台下觀眾：「中文裡有沒有明確表示拒絕的詞彙？」台下觀眾回答：「滾！」後來，伊藤詩織反覆跟隨行的中國友人學習著「滾」。
事發當晚，她被山口性侵，卻無法自然說出一句表示抗議的強有力日語。她用日語表示拒絕，卻讓對方更加興奮。情急之下，她用英語罵了髒話：「你他媽在幹什麼？」（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對方不以為意，還戲謔地說，她生氣的樣子蠻可愛。
伊藤後來說，在面對年長位高的男性時，日語缺乏明確表達拒絕、不同意的詞彙，他人也很難明確區分「拒絕」和「欲擒故縱」。在她後來與山口來往的日文郵件中，也多用敬語。「所以哪怕是語言，我們都是被限制了。日語應該也引進『fuck off』（滾開）這種詞，或者把中文裡的『滾』翻譯成日語。」
「日本文化總是避免衝突的，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這樣。」出口真紀子說，在群己邊界（boundaries）上，日本文化有一種基礎上的模糊性（fundamental fuzzyness），即口頭上不會明確表達個人意圖，需他人推斷。「我們是試著去閱讀他人的想法，而不尊重他人嘴上說什麼。我們不會強迫他人說出真實想法，而是假設『一切都還好，不用多說啥』。」
出口真紀子說，這帶著東亞儒家文化的特徵，與中國類似，但日本的特點可能比中國還強。她班裡有幾位中國留學生，曾向她抱怨過日本人都是「兩面人」（two-faced people），她問為什麼，中國學生說：「日本人從不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
然而在性文化上，這種含蓄的文化特徵表現為男女雙方的理解錯位與不對等。那位叫停逮捕行動的日本警視廳高層，接受日媒採訪時表示：「女方也有希望對方幫忙安排工作的企圖。所以才會見面飲酒，此事充其量不過是男女糾紛而已。她甚至還跟著對方去了第二家餐廳啊！」
日本NHK電視台曾做過一種調查：哪種行為會讓對方誤解你「同意上床」？有11%的人認為，如果兩人單獨在外吃飯就可以；23%的人認為兩人乘坐一輛車即是默認。如果是喝醉，這一比例將上升至35%。「你敢相信嗎？這可是NHK的調查。」伊藤很吃驚，為什麼日本男性對何為「同意」一無所知？難道特定穿著和場合就意味著「同意」嗎？
出口真紀子說，這項調查恰恰反映了日本性教育的失敗。日本的性教育從小學四年級開始，「但其實更像是生物課」。男女分開上課，研究人體構造與生育過程。「我們缺乏對性文化『同意』的教育，但另一方面，我們還不斷地湧現出新的性侵害的受害者和施暴者。」
日本是一個性文化開放、性別文化卻極其不平衡的社會。在12月17日新出版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日本在153個國家中排名第121名，創下新低，落後於中國、韓國。
「二戰」後，日本經濟起飛。男人被認作是頂樑柱，要加班加點養家，女性是家庭主婦，要做「賢內助」和「乖乖女」，男性主導了國民經濟與相應的社會文化。「整個昭和天皇時代（1926～1989）基本就是這樣。」星野天律師說。出口真紀子則表示，在日本社會中，理想女人的形象就是要女性化（feminine）的、不能太有主見（not assertive）。
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日本也發展出了成熟的色情業，成人媒介產品在市場自由流通。「當我們很容易獲得色情產品，卻缺乏很好的性教育時，男士們也許會認為那就是對待女性的正確方法，這是非常恐怖的地方。」伊藤詩織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說，這是日本性文化中不平衡的癥結。
這種情況下，日本性騷擾頻發。一個典型案例是，日語中有「痴漢」（Chikan）一詞，專門代指那些在公共運輸工具上騷擾女性的男子。在伊藤詩織的青少年時代，她和朋友就有過多次被騷擾的經歷，日本後來專門開通女性專用車廂。伊藤曾針對痴漢犯罪做過採訪，得出的結論是：它超出了性嗜好的範圍，更像是一種支配征服的個人衝動。「大部分性侵案件發生在不平等的權力結構中，這並非事關性企圖，而是關乎權力，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施加的權力。」
在這種權力不對等情況下，很多女生默不作聲。2017年12月，在一堂名為「關係結構心理學：理解多數人的特權」的課上，出口真紀子邀請了伊藤詩織給她的學生做分享。一位女生在課堂上說，自己中學時常穿校服，在電車上經常被人騷擾，但她們此前都沒有意識到不對勁。「當時就覺得『我們是高中女生，好像就應該被人摸』。」
即使這樣，「強姦」在日本仍然是禁忌話題，讓人不悅。如果有強姦案，警方甚至從來不用「強姦」這個詞，而是用「侵犯」，如果受害者年紀比較小，則會用「惡作劇」（いたずら）。「日本男性會傾向於做侵略者（aggressor），女性則被認定就是要被動（passive）的。所以當一個女性真正被侮辱了並且發聲了，這就違背了那種已被廣為接受的日本女性形象了。」出口真紀子說。
伊藤詩織召開發布會後，面臨著很多網絡暴力和「蕩婦羞辱」。很多人說她是外國人，讓她「滾回韓國去」。她的家人、住址都被曝光。出於安全考慮，伊藤搬到了英國，在那裡進行自己的獨立記者生涯。
從很多角度看，伊藤詩織都是一個非典型的日本女性。她說一口流利英文，有西方教育背景，喜歡吃辣，酒量好，常年遊歷在亞非拉國家拍紀錄片。她說，她從小在家都是一個異類，9歲開始當模特，16歲不顧父母反對、離家去美國求學，多年來半工半讀。畢業前，她遊歷過60多個國家，看到了世界的廣闊性與更多可能性。她將16歲出國留學形容為一個「睜眼看世界」的過程，「如果只會日語，我的世界將被局限和被禁錮在充滿日本心理的地方」。
遭遇性侵前，伊藤有個男友，後因受不了男友讓她做家庭主婦的想法而分手。被性侵後，父母和警方都勸過她表現得更慘一點。召開發布會前，一個朋友還讓她穿一件白色襯衫加外套出席，「看上去更體面」。伊藤拒絕了，她想打碎這套受害者「人設」，只想把眼淚留給自己。「不管受害者穿或沒穿什麼，都不該因此而遭受責難，也不該將其視為她受害的理由。」
「伊藤是一個非常世界主義的國際化女性。」出口真紀子說。伊藤曝光自己後，最初在日本社會並沒引起太多媒體關注，直到當年末的《紐約時報》發出了相關調查報導。出口真紀子曾在班上做過一次調查，大多數學生都不知道伊藤。她與學生討論伊藤，很多學生都覺得她不像是受害者——發布會那一天，她穿了頭兩顆扣子未扣的襯衫，被媒體批為「蕩婦」，還被拍到面露微笑的照片。
「那時候我意識到，她跟我們不一樣，她是另一種非常強大的自由女性。」出口真紀子說，當時的日本社會，哪怕是女性都不一定會同情伊藤，「因為她看起太自信了，雖然這本身與案子沒什麼關係」。後來，在伊藤做分享的那堂課上，出口真紀子對班上180名同學做了匿名調查：有多少人在現實生活中認識被強姦的人？數量是讓她震驚的22人。「這可是強姦，不是電車痴漢騷擾啊！」
伊藤的努力也得到了回報。2017年，日本百年來第一次修改強姦法：首次將性侵受害者範圍擴至男性，最低刑期從3年增加到5年，強姦罪改為強制性交罪，並且為非親告罪（受害者不親告，檢方也可以起訴）。星野天律師說，刑期是一個重要修訂，「3年刑期是可以緩刑的，改成5年就意味著必須要坐牢」。
從Metoo到Wetoo
2017年10月，《黑箱》在日出版。在同一時間的大洋彼岸，美國掀起了一場「#Metoo」（我也是）運動，伊藤詩織也被稱作「日本#Metoo運動第一人」。她公開身份後，日本2018年提起訴訟的強姦案數量增加了35%，達到410起。考慮到日本1.27億的人口，這數字依然很低。
在成都的一場讀者見面會上，伊藤說，她之後日本並沒有很多人站出來。女性保持沉默的原因仍是「很難直接去講述性騷擾」，特別是沒有專門法律去保護。根據日本媒體民調，超過60%的女性曾遭受性騷擾卻不敢發聲，「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制度與權力結構的關係問題」。
2018年4月，日本朝日電視台一名女記者對外披露，她在工作期間受到了日本財務省事務次官（財政部常務副部長）福田淳一的性騷擾，並且公開了錄音。58歲的福田淳一隨後宣布辭職，但仍不承認性騷擾。其上司、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則多次公開堅稱「性騷擾罪不存在」「若果有問題，女記者可以被男記者替代」，引發女性團體抗議。
「跟韓國相比，日本現在還沒有形成一場#Metoo運動，不過現在說這個也有點早。」出口真紀子說，從大環境來看已有了改變的跡象。另一個轉折點是前述2019年4月宣判的父親強姦女兒一案。此案判決在民眾當中引起強烈反響，數千人在日本各地街頭抗議，手捧鮮花以示對受害人的同情。這場被稱為「鮮花展示」（Flower Demon）的運動，蔓延到日本九大城市，如今已成為一項反抗性暴力的聚會，定期在每月11號舉行。
在大學，學生也開始組織工作坊，討論性關係中的「同意」問題。2019年1月，曾有一家名為《周刊SPA!》雜誌對日本的女子大學進行排名，討論哪所大學的女生最易被「哄騙」以及相關哄騙技巧。報導一出，學生激烈抗議，他們在網上發起請願，在線下去總部討要說法。涉事雜誌公開道歉並承諾，將在此後推出關於「性同意」的報導。
伊藤的故事也鼓勵著東亞其他國家的女性發聲，包括中國。在成都的那場見面會上，一位女性律師分享說，幾年前她曾代理過一起與伊藤類似的案件。一個姑娘被一位男性友人灌醉後被侵害，報警後也遇到了仔細盤問。案件推進過程中，BBC紀錄片《日本之恥》推出，姑娘看後非常激動，將紀錄片刻盤後送給了辦案警方。最後在警方與檢方的努力下，侵害人被判3年半有期徒刑。
這位律師還說，在一次赴美之行中，紐約一位官員曾告訴她，當地遭受性侵的女性中，亞裔的數量超過其他族裔，但東亞女性更傾向於不報警。「這裡面有一種亞洲的沉默文化在裡面。伊藤能更多地鼓勵我們，東亞女性其實遭遇到的性暴力比其他族裔更多，更加需要站出來。」
伊藤詩織當場回應，是否可以將「#MeToo」變為「#WeToo」（我們也是）。「我希望每個人都從整體上考慮這個社會，而不是成為受害者、襲擊者和旁觀者。」性犯罪的減少和性觀念的改變，需要社會層面參與和救助，而並非被侵害女性群體的抗爭。一個有效的支援系統、一個能夠互相理解的社會氛圍、一套健全的法律都必不可少。
2015年事發後，伊藤曾聯繫了當時東京唯一的24小時性侵犯救助中心，她打電話給他們，想要諮詢自己應該怎麼辦。對方則讓她本人親自過去，而她只是想知道該去哪家醫院而已。「我當時太害怕了，出不了門。」後來，她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探訪類似的24小時救助中心，後者依託在當地醫院，有專業的性侵證據採集包（Rape Kit），會在受害者不知所措時幫助搜集物證，為之保留6個月。「這在之後的調查階段是非常關鍵的，也能給你半年的時間去捋順。」伊藤說，她就是在被侵害之後不知怎麼辦，只想回家洗澡，並因此而失去了很多取證機會。她一直懷疑自己當晚被下藥，但報警時已錯過了最佳檢測時間。
瑞典是全球強姦率最高的國家之一。2016年，瑞典每10萬人的強姦案數量為73件，而排在瑞典之後的歐洲國家，每10萬人強姦案數量連續6年無一超過60件。這是因為，瑞典對於強姦的定義比一般國家更低，同時案件數量也是根據強姦次數處理的。
2017年底，瑞典修訂刑法，在性侵害犯罪中採用「積極同意權」（Affirmative Consent），即不再將犯罪者必須使用暴力或脅迫視為必要條件，重點放在性行為是否自願。按照新法，性行為必須要自願，只要受害人在性行為前沒有明確同意，即可控告對方強姦。
日本一些性別團體和律師也據此建議，日本此前的強姦法修訂步伐還不夠，受害者必須反抗才能構成強姦罪的條款並未廢除。而已有太多案例證明，有70%的受害者會因過於恐懼而身體「僵硬」，無法拒絕。「我們仍需做出改變。『不可以』就是『不可以』（No means No），更重要的是，只有『可以』才代表『可以』（Only yes means yes）。」伊藤詩織在多個場合強調。
如今，她的工作和生活重心早已轉移到了英國，在全世界各地拍片。審判之前，隨著案情深入，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支持她，包括事發當晚的酒店門童也願意提供新的證據。審判當天，她的母親也第一次出現在公眾場合，為女兒加油打氣。
前幾年，每次她回到日本都覺得不安全，不得不偽裝隱藏自己。但從2018年起，她覺得不能再逃避了，不再躲藏。讓她驚訝的是，人們開始在街道上認出她，主動分享自己的故事，傾訴感受，沒有一起謾罵和負面評論。「日本人和陌生人說話是不太常見的，但他們確實這樣做了。」伊藤詩織說，「於是我意識到，謾罵都在網上，而不是現實世界。」
（感謝北京市蘭台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王春民律師，以及本刊實習記者肖舒妍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