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創始人孔子出生在魯國一個武術世家。其父叔梁紇為魯國有名的武士，《左傳》記載魯國舉兵圍逼陽，逼陽人升起懸門，欲待魯國武士入門後突然放下，困他們於城中。叔梁紇雙臂舉起了上千斤重的懸門，救出了被困武士，十分勇武。
《史記》記載：「孔子長九尺又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身材高大的他也可稱為武林中人，對此《墨子》、《列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史書均有記載。《列子》記載：「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南子》記載：「孔子智過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免，力招城關」；《禮記射義》記載：「孔子射於瞿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
這些史料表明，孔子是一位勇力非凡武藝出眾的武士。武術根於「禮儀之邦」的中華大地，深深地烙上倫理道德色彩，因此在傳統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對武術的影響就顯得尤為重要，練武與修德、武術行為的規範準則等，無不滲透著儒學精要。
孔子生活在戰亂頻繁的春秋戰國時期，深知文武兼備的重要性。他指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以此為出發點，他提出了「禮、樂、射、御、書、 數」所謂「六藝」的主張，其「樂」即武舞，「射」、「御」也是當時風行的技擊方法。
孔子心目中的「君子」需具備的條件「知」、「仁」、「勇」、「藝」中就有「武」的因素，他的弟子中冉求、子路都是驍勇善戰的勇士。
孔子首先還是一位思想家，他的「仁愛」觀念作為人際關係的規範和準則，對必然內含暴力與殘酷的武術，起重要的調適作用。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內涵即「愛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儒家思想的「仁愛」觀，在崇尚「立德」的我國文化大系統中始終如穿珠的紅線，也自然演化成了判斷武術行為的道德和價值取向的武術倫理。
武術的「仁義」思想，首先表現為對社會秩序、傳統禮教的恪守。孔子倡導的「仁學」，其實質是對人與人之間相互關係的調適，其基本思想是以仁慈、忠厚、善良和愛心來待人接物，處理一切人際關係。
在武術技擊技巧和方法的運用上，「仁學」精神有充分體現。練武的目的是保家衛國、除暴安良，而非恃強好狠、為非作歹。對敵人，戰必勝之，講打擊之穩、准、狠，即便如此，武術家也以制服對方為主，儘可能避免殺人取命，講究先禮後兵。對那些具有特強殺傷力的功夫，用之審慎。
後世《少林七十二藝練法》記載：「技擊之道，尚德不尚力，重守不重攻」。武術界流傳「八打八不打」之說。
「八打」指眉頭雙眼、唇上人中、背後骨縫、鶴膝虎頭、破骨千斤、穿膽身門、肉肋肺腑、撩陰離骨等部位，可承受一定重力，因而可選擇為攻擊目標；「八不打」指人體中易致人死命的部分，一般禁止攻擊，它們是：太陽、對心鎖上，中心兩閉、兩肋太極、兩腎對心、兩耳扇風、海底撩陰、尾閭豐府等。
《少林七十二藝練法》 據《少林拳譜》記載，少林寺原有三十六硬功、三十六柔功，又稱「三十六外功」、「三十六內功」，都只在少林門中秘傳，但是無詳細文字記載。後世所說的「少林七十二藝」通常被人認為是少林功夫的總稱。
中華武術的仁義精神還體現在武術技擊的目的論上。少林武術有點穴大法，少林秘典《羅漢行功短打》講，創造點穴法是「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是為了使人「心神昏迷，手腳不能動，一救而蘇，不致傷人……有志者細心學之，方不負主人一片婆心也」。《峨嵋十二法》中也反覆強調「不爭」、「持戒」、「化解」等，不到最後關頭不能擅用武力。
中華武術各門各派都有不同的「戒約」，體現其不同宗旨，其中對行為準則收受徒弟規定頗多，也最嚴，很重視對德行的培養。
武林中收受門徒是一件傳承武藝的大事情，很慎重，對德行的考察很嚴格。少林派規定：「傳授門徒，宜慎重選擇。如確係樸厚忠義之士，始可以以技相傳」；後世內家拳法明確規定：劍者、好鬥者、輕露者、酗酒者、骨柔質純者不傳。
再如武當派收徒有五戒之說：骨柔質純者不傳：技擊格殺之良方，收徒之先不可不先視其體魄如何。體可換而骨不可換，膽可練而質不可練；心險者不傳：防人之心不可無，收其為徒，如果不事先探查其心理，一旦功夫養成無異於養虎傷身；好鬥者不傳：拳術者，個人習可以強身，眾人習可以保國，若逞匹夫之勇，則用之不當；酗酒者不傳：酒能亂性，性亂則神迷，神昏則色浮，結果是非不分、凶狂無禮、禍生頃刻；輕露者不傳：深沉者其毅力魄力必大，輕露者其志氣膽識必小，若僅得皮毛，目空一切，逢人炫耀，非可造之材。
所有這些，都反映了孔子所倡導的儒家思想在武術發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武術是戰鬥的力量、殺伐的手段，必須納入一定的倫理規則中，這是中國武術倫理色彩濃厚的根本原因。儒家思想對武術行為的規範和約束，具有重要的意義。
傳統儒學，基本是我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一些武術門派統統將自己的宗旨靠攏於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