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這張照片拍攝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時相機的一聲「咔嚓」，開啟了一次影響中國電影的巨大變革。此時的張藝謀年紀尚輕，名不見經傳，相比於陳凱歌已經步入了他的導演生涯，張藝謀尚是一個經驗不多的攝影師傅。照片中的他們正在在拍攝《黃土地》，這部電影上映於1984年，不僅僅讓張藝謀獲得諸多攝影大獎，也讓陳凱歌在國際影壇上初露頭角。不過，二人在這部片子之後分道揚鑣。可見，當時張藝謀的野心並不止於一個小小攝影師，更不願意做陳凱歌的一個小跟班。
1986年張藝謀放下攝影機搖身一變成了演員，主演了吳天明導演的《老井》。這部電影讓張藝謀不僅捧得了當年尚處分立的金雞、百花兩項影帝，更獲得了東京國際電影節的認可，成為了中國第一位A類國際電影節影帝。
回顧張藝謀從北影畢業的四年間，可以說是一帆風順，做攝影師憑藉一部《黃土地》進入到中國一線攝影師行列，做演員他成為了全國第一位國際影帝。對於一個電影從業者來說，這兩個身份的每一次成功都足以讓一個人駐足不前，憑藉著種種認可，安於現狀，吃香喝辣。可是，張藝謀並不滿足於此，在獲得多項影帝的一年後，導演了他的處女作《紅高粱》。這回張藝謀帶給中國電影的又是一聲驚雷。
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張藝謀的電影生涯，我想應該是「突破」二字。他從攝影師突破成了演員，他從演員突破成了導演，他從文藝片突破到商業片。用他的話說，「希望語不驚人死不休，總希望有創新，希望在方方面面都能表現出獨特性。」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對當下電影進行改造和創新，他說「就是要極端，不留後路，色彩、畫面，包括音樂。」如果說「突破」是他對電影創作的基本要求，那麼「極端」便是他實踐電影理想的實踐標準。
極致才能石破天驚
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家剛剛步入改革開放，萬業百廢待興。大家都在關注文化，摸索文化，電影也不例外。那時的人們思想尚未解放，處於脫離保守的一個臨界點，用張藝謀的話說，「那是一個非常可愛的時代。」所有的人都在隱忍，在隱忍中反思過去歷史、民族未來，與此同時，大家渴望時代能夠進步，強烈地需要一種文化元素能夠使得大家一掃歷史塵埃，綻放光彩。忽如其來的解放讓許多人感覺既壓抑又興奮，其中也不乏有些難以說清的憂心忡忡。
今天去看那個時代下誕生的《紅高粱》，滿屏的中國紅，放浪的嗩吶聲——著色大膽、配樂恢弘，再加上膀大腰圓的西北粗漢和熱情奔放的糙女人，這些對於那個時代下的中國人來說，不失為一針興奮劑。《紅高粱》為步入新時代的國人尋找到了一個突破口，這一切都來自於張藝謀對電影的極致要求，這份初心也貫穿了他未來的電影生涯。
《紅高粱》中最具代表性的突破就是電影中的嗩吶。當年，趙季平雖然為許多影視作品配樂，經驗豐富，但其音樂理念仍舊止步於固有模式之下，遇到張藝謀是他配樂生涯中的一大轉折。《紅高粱》不僅僅讓張藝謀作為導演平地一聲雷，也讓趙季平轉身邁入配樂大師的行列。電影中的嗩吶本來趙季平是用一把的，張藝謀聽到後覺著很不過癮，問他能不能多幾把嗩吶放一塊吹，但趙季平立刻否決。在趙季平之前的配樂經驗中，多嗩吶放在一塊兒會吵得不行。趙季平的經驗在張藝謀這裡是行不通的。張藝謀讓趙季平把嗩吶一把一把地加，直加到四十把嗩吶齊吹方才作罷。這對於趙季平來說不可思議，聽到最終刺耳的嗩吶聲，著實嚇了一跳。歷史證明了張藝謀是對的，電影中的嗩吶配樂今天仍舊被許多人延用著。
張藝謀骨子裡對極端的藝術要求在其他電影中同樣有所體現。《大紅燈籠高高掛》中本來是南方院落，結果張藝謀為了極致，硬生生改到了山西喬家大院中去。鏡頭按照達文西的《最後的晚餐》中透視法去拍；院落中不需要有太多的人，太太領著丫環足矣；每天都要有點燈、封燈的儀式。張藝謀把「規矩」二字做到了極致，拍攝時連侯孝賢看了搖頭否定，說要是他絕對不會這麼拍。可事實證明，張藝謀是對的，這部電影不僅獲得了奧斯卡提名，也獲得了如銀獅獎等諸多大獎。
在後來的電影中，他不斷地用極致的導演手法創新和突破，比如《英雄》中他讓理髮店給一百匹馬焗黑油，《影》中他把布景做到了極簡等等。張藝謀一直走在中國電影的最前端，他的極致不僅僅讓中國電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更新，也給他身後的那些導演們下著指導棋。在2008年的奧運會之後，張藝謀被大家稱為國師，這個稱號雖然不乏調侃，但若稱張藝謀為「影師」應該是大家所認可的。
不局限才有真突破
張藝謀的極端化不僅僅是對電影本身的創新，也是對中國電影種類的版圖擴展。在中國許多導演可能會被附上標籤，比如寧浩是商業片導演，賈樟柯是文藝片導演，可對於張藝謀來說，將他局限於某一種類電影實在是對他藝術構想的極大限制。他的野心從來都是看不到頭的，從前讓自己從一個攝影師拔高到世界級大導演，成為導演後又用一部部片子一次次突破中國電影的傳統模式，開創了一個又一個大膽的新局面。殊不知，中國的商業片文化也是從張藝謀這裡誕生的。
《紅高粱》讓張藝謀掛上了世界級大導演的頭銜，於是，投資商們的片如約雪片一樣飛來。在那個事事都論思想性、深刻性、民族性的年代，張藝謀勇敢地接下了他第二部電影《代號美洲豹》。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這部片子是標準的商業片。可對於那個年代的中國，這樣的電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接下這個劇本就意味著要承擔被輿論討伐的巨大風險，這樣的劇本在當時的中國沒人敢拍，可對於一向尋求創新的張藝謀來說，誘惑極大，完全無力抵抗。
多年後，張藝謀回顧《代號美洲豹》這部電影時，感嘆「拍砸了」「感覺走了麥城」。當時的評論是一邊倒的批判，諸如「沒有思想」「導演怎麼可以拍這個」的評論數不勝數。雖然在那個年代是一次失敗的嘗試，但是它對後來中國商業片的影響是不可限量的。
在突破電影類別的同時，他也在努力將各種類別的電影取長補短式地進行整合，讓類別電影的界限模糊化，把電影藝術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片子就是《秋菊打官司》。這部電影改編於陳源斌的小說《萬家訴訟》，請劉恆做編劇。可誰知道張藝謀看了完成的劇本卻連連搖頭。劉恆是一個現實主義功底極其深厚的作家，寫出的劇本當然不差，但張藝謀擔心的是，這部電影太中規中矩，沒有突破和創新。終於有一天，張藝謀和幾個主創在小賓館聊天時談到紀錄片的話題，張藝謀一拍腦門，不如把《秋菊打官司》拍成紀錄片風格的。這在中國影史上又是一次新的嘗試。只是苦了劉恆，辛辛苦苦寫的劇本不能用了。
張藝謀一時的起意把《秋菊打官司》之前的準備全換了，有新想法當然是好的，但是會不會付出代價，周圍的人誰都不敢言語。電影沒有了劇本，就一個大綱，緊接著第二天緊鑼密鼓開始布置。張藝謀率領攝影師到農村裡，每個人穿上尿不濕，拿上水和饅頭，半夜四五點躲在隱秘地方一拍就是一天。另外，還讓鞏俐裝上假肚子到村裡體驗生活，跟村民在一起，那些村民根本不知道鞏俐假懷孕。
費了老大勁終於拍完了，可把膠捲沖回來之後，看到樣片劇組人都不說話了。海量的素材看得人暈頭轉向，各種穿幫，各種失誤，根本不知道拍什麼。大家都是專業的電影人員，看到此情此景，都在小聲嘀咕，「這回藝謀搞砸了，肯定搞砸了。這是什麼呀，根本不知道是什麼，連人都找不著，很多焦點都是虛的。」全劇組瀰漫著失敗的氛圍。可是張藝謀還是成功地化腐朽為神奇了，電影上映後不僅獲得了金雞、百花兩項大獎，更捧得了威尼斯電影節的金獅獎。
多年後，張藝謀對於當年的瘋狂大笑不已，「那時候我應該是中國偷拍的大師了，比狗仔要早得多。」「當年我們也被人告了，吃棉花糖的大姐把我們告了，我們給了她一個大概兩三秒鐘的近景，她說對她造成很大心理傷害。那時候正上班時間，不知道怎麼，她出去吃棉花糖，被拍在電影里。證據確鑿，告了我們好幾年。現在這樣的拍攝不允許了，法治社會。那時候偷拍很開心。」多少往事，盡付笑談中。
如今回頭去看張藝謀走過的電影之路，突破和創新一直是他的導演守則，也一直引領著中國電影人邁入到新的電影時代。他年輕時對極端的大膽追求，現在仍舊在探索，只是在商業運作之下以及年紀的成熟他自己也說有了許多顧忌。可從觀眾的角度來看，還是希望張導能夠不忘初心，方得始終。